缅怀！世间从此无杨绛……
据新华社消息，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逝世。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本文为杨绛本人自撰的生平大事纪。
“我们仨”的故事
2008年，钱锺书先生逝世十周年。《听杨绛谈往事》出版，书的暗绿色扉页上题写着“谨以此书纪念钱锺书先生辞世十周年。”书中还刊有钱锺书夫人杨绛为此书亲笔手写的序言，在序的最后她写道：“为我写的传并没有几篇，我去世后也许会增加几篇，但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
这部传记的作者吴学昭今年79岁，是钱锺书和杨绛大学时代的老师吴宓的女儿。为写这部传记，她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与杨绛先生对谈。书中详细记录了钱杨从相识到相知到相守一生的经历，许多故事都是首次披露。
今天，请大家同杨绛先生一起回忆她和钱钟书先生的感人往事。
杨绛先生早年出版过回忆性质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近年也出版过畅销书《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这些书对杨先生以及他们一家三口的往事都有一些精彩的叙述，但对喜爱这些作品和杨绛先生的读者来说，仍有许多空白。
我问杨先生：“您在东吴是不是收到许多情书？小报上说当时追求您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
杨先生答：“没有的事。从没有人给我写过情书，因为我很一本正经。我也常收到男同学的信，信上只嘱我‘你还小，当读书，不要交朋友’以示关心。”
杨先生说：“有些女同学晚上到阅览室去会男朋友，挤在一处喁喁谈情。我晚上常一人独坐一隅，没人来打扰。只有一次，一个同学朋友假装喝醉了，塞给我一封信。我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这是我上东吴的第三年，很老练了。这人第二天见了我，向我赔礼，谢谢我。以后我们照常来往如朋友。我整个在东吴上学期间，没有收到过一封情书。”
又如对钱、杨二人相识相恋的故事，也是首次提及。在《听杨绛谈往事》中对钱、杨相识、相恋有详细的交代，并以杨绛与费孝通交往的细节澄清了谣言：
这年3月，钱锺书和阿季初次在古月堂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尽管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表兄，杨季康有男朋友，又跟阿季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不问不顾定要说清楚，他存心要和阿季好。他写信给阿季，约她在工字厅客厅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阿季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但从此书信往返，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他们长达六十余年的爱情生活。
……
至于孙令衔告诉表兄说阿季有男朋友（指费孝通），恐怕是费的一厢情愿，孙令衔是费孝通的知心朋友。阿季与钱锺书交好以后，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吵架”，就在古月堂前树丛的一片空地上，阿季和好友蒋恩钿、袁震三人一同接谈。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在转学燕京前，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as an end not as a means）；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阿季做普通朋友。他后来与钱锺书也成为朋友，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
妻子·情人·朋友
杨先生又说：“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
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2.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
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我把这段话读给锺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在《我们仨》里杨绛尽诉其对钱锺书的深厚感情，但是，在钱先生眼中杨先生是什么样的，却少有人知。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记录了许多钱先生写情书、情诗给杨先生的轶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钱先生对杨先生深厚感情以及前辈文人的生活情趣。其中，最为珍贵的是钱先生在他与杨先生同存的1946年第一版《人·兽·鬼》上写的一句浪漫又体己的话：“An almost impossiblecombination of 3 incompatible things：wife, mistress,& friend.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先生却以妻子、情人、朋友似不相容的三者统一来形容和赞赏杨先生，可谓是无上完美，别开生面。从中亦可窥见他们夫妇二人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彼此精神世界里最亲密的伙伴。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抗战胜利后，您和钱先生有什么主要变化？”我又问。杨先生笑眯眯地淘气说：“钱锺书一下子扬眉吐气了。我呢，成了钱锺书夫人。杨绛还未完全被人遗忘，但主要是钱锺书夫人了。”
如今人们提起杨绛总要提起她是钱锺书夫人，因为钱锺书的名气要大一些。而1947年《围城》刚刚出版的时候，人们问作者钱锺书是谁？都说是杨绛的丈夫。因为早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杨绛编剧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被搬上舞台，反响热烈，剧作家李健吾认为《弄假成真》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可见当年杨先生名气不小。
杨绛先生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上有很大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才女，但是人们常常忘了她还是一家的主妇，她的许多创作和研究都是在繁重的家务之余完成的。她不仅是才女，更是贤妻。在创作上述戏剧时正值抗战，生活艰苦，物资匮乏，杨先生肩负照顾丈夫、女儿、婆婆的重任：
“阿季负责洗婆婆、锺书、阿圆和她自己的衣服。锺书不忍叫她洗，他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自己的衣服，但洗得一点不干净；阿季很想帮帮锺书，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她每天有太多的家务要做，还得指导圆圆的功课。圆圆多病，休学在家，由妈妈教课。此外，阿季还在写作，她的第四部剧作《风絮》就是在兼任灶下婢的那段时候完成的。”
杨先生的见识、胆气和智慧不仅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也表现在生活中：
锺书随口就说出三件事：“一件是《称心如意》上演，杨绛一夜成名，可是你还和以前一样，一点没变，就像什么也没发生，照旧烧饭、洗衣，照顾我吃药。那时我正生病，没去看戏。
“一件是日本人来抓你，你应付那么沉着，把他们引进客堂，假装倒茶，三脚两步上楼把《谈艺录》稿子藏好。日本人传你第二天上午去宪兵司令部问讯，我都很担心，你却很镇静，平时睡眠不好，可是那天晚上你还睡得很香。
“还有，你那次买回一桶煤油，阿菊把煤油炉灌得过满，溢得到处都是；一点火，油全燃了，火舌蹿得老高，快舐到天花板了，周边堆着干柴，一旦点燃后果不堪设想。阿菊早已发呆，我和阿圆也吓得大叫‘娘，娘快来，快点来！’你过来一看火势凶猛，用被子浸水覆盖已来不及，灵机一动，顺手抄起一个晾在近旁的尿罐倒扣下去，火柱立刻灭下，又铲起炉灰扑灭周围剩下青青紫紫的小火舌，一下全压住了。一场大祸被你给止住了。..”
钱先生有时朋友中提起这些事，夸奖杨绛，以致有友人笑称他有“誉妻癖”。像钱锺书先生讲的这些事情，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谈得很多，书中还引用了钱锺书婶婶对杨先生的评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通过这些或辛酸、或有趣、或惊险的故事，我们不仅能从另一面去认识杨绛，更能从中了解到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空间。
气度恢宏的人性论者
杨绛松了一口气，心里问自己：我们洗干净了吗？她始终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人需要改造自己，但必须自觉自愿。
解放前夕，钱、杨二人拒绝了海外朋友的邀请，决定留在中国，他们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文化，不愿去父母之邦。解放不久，他们就由上海到北京投入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也没有幸免于难。书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在不同时期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和他们与周扬、胡乔木、夏衍、何其芳、冯至等领导、同事的交往。
在反常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虽然几经风雨，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正直清朗的操持。杨先生更是以其独有的慧心在苦难中有了与常人不同的感悟。“她只把那种种灭绝人性的举措看成大片乌云，而将同遭大劫的人们，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互相加深了解而滋生的一点同情和友爱，比喻为乌云的银边或金边（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成金色）。她从来相信人性，而同情和友爱正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人性不会泯灭，乌云也不能永远占领天空。”在苦难中，她体味着人性，她同情和友爱的眼光来看待周遭。在《听杨绛谈往事》里杨先生的自述中，看不到通常所见的那种残暴、愤怒和仇恨；只是通过一些记事、细节，耐人寻味地揭示一切颠倒、人性扭曲，它的疯狂和荒谬。在被监管、批斗时，杨绛却通过细细观察、耐心探测，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良知犹存，还有人性，不过是一些“披着狼皮的羊”。杨绛说：“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作者不禁感慨“杨先生这话说得多么温柔和煦。她真不愧是一位境界高、气度宽宏的人性论者！”
来源：新华社、澎湃新闻、《听杨绛谈往事》 吴学昭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10月出版
本期编辑：窦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