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当代》杂志 2018年3期
作者简介：孙德宏，报人，文学博士，高级编辑，著有《底线理想》《温暖平和》《新闻的审美传播》《孙德宏社评选》《新闻演讲录》等，曾六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作品《寻找时传祥》入选全国高中、初中语文课本。现供职于工人日报社。
从1724出发
孙德宏
八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
这一年，在中国和德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是一个重要坐标。
这是康德得意的一年，也是纪晓岚得意的一年。
这一年的春天，康德因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毫无争议地成为后世公认的大思想家。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康德开启了他改变世界的“三大批判”之路。
这条路，康德一走就是十年。1788年，他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问世；1790年，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问世。
1781年至1790年，整整十年。
也正是这十年，地球这一边的中国，也有一部大书——一部归拢、重塑中国知识和思想的大书问世，虽然这“归拢、重塑”也彻底毁掉了一些——这就是汇聚了中国学人与思想者们两千多年心灵智慧和生命力量的《四库全书》。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竣工；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最后一部（第七部）《四库全书》抄清最后一个字，装裱成书。至此，七部《四库全书》全部竣工。全书每部36078册，73082万字。
以今天一部长篇小说25万字计算，那就是3000部！
《四库全书》囊括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经、史、子、集各种较有价值的图书。几乎可以说，这是东方中国两千年来知识、技艺、思想之集大成，其中很多书是当时很多学人从未看过，甚至闻所未闻的……
这就像武林中的《九阳真经》一般，别说几万册，就是一册，对那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学人而言，那又是怎样的欣喜若狂！
纪昀，就是这部大书的总纂官之一。大体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总编辑吧。
第一部完工的《四库全书》入藏北京皇宫文渊阁。此后，六部《四库全书》分别入藏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澜阁。其中，因为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都坐落在江浙，这三阁又被称为“江浙三阁”。据载，“江浙三阁”基本对社会开放，很有些今天的公益图书馆的意思，因而也很受江南学人赞誉。
我曾多次探访过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想亲近、体味一下这部熔铸了祖先几千年心血和智慧的大书 。但每次都大门紧闭，失望而归。后来知道，文渊阁的那套《四库全书》已于1948年被带去台湾。
去年冬天，我又有机会去了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原本也是想瞻仰一下收藏在这里的那套《四库全书》。但寒风中的文溯阁同样是书去楼空。透过窗棂，大致还可见一排排空空如也的书架。据说，几经周折，文溯阁的那套《四库全书》曾经在炮火声中辗转半个中国，今天部分地藏在大西北的甘肃博物馆里。
当然，这都是近百年来一场又一场烽烟血泪的故事了。
真是遗憾。
我至今也未见到纪晓岚们呕心沥血数十年的这套大书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与戴震、康德同样是1724年出生的纪晓岚，学问做得好，官也做得大。一生字斟句酌、戏谑官场，小半生神魔鬼怪；一生兢兢业业，大半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744年，20岁，应河间试，拔为第一名秀才；
1747年，23岁，顺天乡试，以第一名解元夺魁；
1748年，24岁，会试不第；
1754年，30岁，会试中式第二十二名，廷对奏侧，列前十卷，进以二甲第四名。改翰林院庶吉士；
1758年，34岁，大考二等七名，充武英殿纂修；
1760年，36岁，充任国史馆总纂，并充会试同考官；
1763年，39岁，擢翰林院侍读学士；
1773年，49岁，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
聪明绝顶的纪晓岚的前半生，读书、应试、升官，颇为顺利；后半生，编书、写书，继续升官，也相当顺利。但在这顺利的光鲜之下，整个乾隆朝社会、文坛却正洋溢着一片风声鹤唳，而士人们更是笼罩在谨小慎微、心惊胆战之中。即便是后来身居一品大员的聪明绝顶的纪晓岚，自己也不知道吃文字这碗饭的他，脑袋没了、家破人亡的惨剧在哪一天会被恩赐到自己。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也就是戴震死后第二年，《四库全书》编修进入到冲刺阶段的关键时刻，此时大清朝的文字狱也达到了高潮。
《虬峰集》诗案案主，名李驎，江苏兴化人，岁贡生，本为童子师，他印制出版了一本名为《虬峰集》的诗集。朝廷收缴禁书时，发现此书有“违碍”诗句，比如“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矣，自东方兮，照八方兮，民乐康兮，我思死长兮，夜未央兮”，“白头孙子归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对这些“违碍”的查处，依照大清律，当凌迟处死，但李驎已于乾隆爷爷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故去，案发时已死去七十多年了，但仍被刨坟碎尸，枭首示众。搜出余书和残版，解送军机处销毁。
《硕果录》《介寿辞》案案主，名沈大绶，湖南临湖人，雍正四年（1726年）举人，乾隆十四年（1749年）选授江西永新县知县，乾隆十九年（1754年）调任彭泽县知县。《硕果录》《介寿辞》两书，是他的自作诗文和亲友们的贺寿诗。湖南巡抚大人认为，两书语言多有狂悖，并立即上奏朝廷，同时提究有名犯人证据。乾隆于六月初九日、六月三十日分别谕示三法司核拟速奏。经核议，沈大绶罪按照大律定拟，开棺戮尸，为该书作序的陈湄、刊刻该书的长子沈荣英、收存书版的庄老满等被斩立决，妻妾及儿媳一律付给功臣之家为奴。收藏此书的人，失察官员二十余人均受到处置。
《五经简咏》案案主，名冯王孙，是湖北兴国州的一位候选训导，因五经难读，为便于记诵，或者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读懂受教育吧，他把五经原文改编成歌谣，集成了一本《五经简咏》的书。结果被指控为语句多有狂悖，并有不避庙讳、圣讳之处，而且还有“复明削清”之语。于是，乾隆批下谕旨：“对其照大逆凌迟缘坐律迅速问拟。”结果，案主冯王孙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冯生梧、冯生棣被斩立决，他的孙子和兄弟之子年龄十六岁以上者皆斩，妻子、儿媳、十五岁以下子女均付给功臣家为奴。
……
据载，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约30起，而乾隆年间一下子就达到了130多起。而且乾隆文字狱与康熙、雍正两朝颇不同的是，打击对象远不仅仅是士大夫阶层，而是扩大到了下层知识分子乃至粗通文墨的平民。比如童生、秀才、监生，比如裱褙匠、当铺老板、饭店老板，还有江湖郎中、算命先生、裁缝、和尚、游民等等。
在乾隆看来，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就是这些“失意文人”。为此，他一再警告当朝各级官员，对这些人要特别加以注意。
想做“十全大帝”的乾隆，对士人、文人，对可能有点独立看法的人们，其掌控目标要的就是两个字：恐惧。
结果，恐惧真的有了。
有了恐惧之后，会怎样呢？
尽管嬉笑人生，尽管仕途顺利，尽管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但在纪晓岚嬉笑、顺利的心灵深处，同样埋藏着深深的恐惧。或者也可以说，纪晓岚的小心谨慎、嬉笑顺利，原本就来自于那深深的恐惧。
虽然已把为臣之术修炼得几乎炉火纯青，但纪晓岚还是经常因为一件看似与己无关的事而心惊肉跳。
纪晓岚经常重温他的老师汪由敦对他的教导——张廷玉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政大事，皇帝都找其商议，有时与皇上促膝密谈，一谈就是大半天。但是究竟他参与了什么军国大事，又很难有人可以举出一件算到他的名下。原因是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录！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张廷玉为臣之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对此，纪晓岚也确实是深为感佩并努力践行的。但是，纪晓岚同样深知，乾隆绝对是一个聪明绝顶而又生性多疑的人。在乾隆眼里，汉人臣子哪一个都不能绝对信任，他们心机太重，太会做官，太会做人，他们居心巧伪，绝对不能让人放心。
这，你说怎么办？
这，还有活路吗？
九
再回到1781年。
这一天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纪晓岚和同僚们殚精竭虑、提心吊胆数年，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就是这一天，第一部《四库全书》大功告成。
纪晓岚一班经办馆臣和文渊阁委员们在起草一篇“大表”，给乾隆皇帝写一篇告捷喜报——《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
当仁不让，总纂官纪晓岚执笔——
窃惟神霄九野，太清耀东壁之星；悬圃三成，上帝扩西昆之府。文章有象，翠妫遂吐其天苞；绘画成形，白阜肇图其地络。书传仓颉，初徵雨粟之祥；箓授黄神，始贮灵兰之典……
……钦惟皇帝陛下，瑞席萝图，神凝松栋。播威棱于十曲，响震灵夔；洽文徳于四溟，兆开神鷟。帝妫歌咏，己题九万琼笺；臣向偏摩，更辑三千宝牍……
……曰渊曰源，曰津曰溯，长流万古之江河；纪事纪运，纪会纪元，恒耀九霄之日月……臣等无任瞻天养圣，踊跃欢忭之至，谨奉表恭进以闻……
洋洋四千余字，真可谓文采斑斓，花团锦簇，恣肆汪洋中透着耿耿忠心，浩荡颂赞里巧表馆臣辛劳。
不过，此时纪晓岚的心中应该远不仅仅是兴高采烈。
文采斑斓、花团锦簇的背后，可有那永远都无法道出的日复一日履冰临渊的恐惧？恣肆汪洋、耿耿忠心的深处，可有那年复一年、说来就来的羞辱？
这些，对把尊严看得极重的文人来说，应该是不会忘的。
因校书讹误，多次受记过、罚俸，辱骂也是说来就来——
就在第一部《四库全书》竣工的前一年，1780年，总纂官纪晓岚被记过处分三次，总裁嵇璜被记过三次，罚俸半年。竣工当年，纂修官周永年被记过处分五十次，而另一位总纂官陆费墀甚至被处罚得倾家荡产。
或许，罚俸乃至受些皮肉苦痛之类，勉强还可忍受，但更有甚者——
一次，纪晓岚遭到乾隆在谕旨中这样的训斥：“原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着交部严加议处。”
再一次，因为替同僚尹壮图说情，纪晓岚再遭乾隆痛骂：“大胆纪昀，朕使尔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敢妄谈国事！”
“无用腐儒”“倡优蓄之”……
这就是纪晓岚这位当世大儒、朝廷一品大员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真实定位。
……
我相信，这些羞辱和谩骂，对以尊严为生命的学人纪晓岚的感受，是深刻的，是深入骨髓的。
因此，这位以学问和官场进步为目标，以谨言慎行为生存准则的《四库全书》的总纂官，身后竟以一部谈狐说怪、不登大雅之堂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闻名于世的故事，理解起来就不那么费劲了。在纪晓岚自己，对这本看似游戏之作的喜爱以致津津乐道，甚至超过了《四库全书》。因为这部看似近乎胡诌八扯的随笔小说，才是他最真实的情感流露，才是他长期履冰临渊之下，心灵真正自由的表达。
阅尽生命坎坷的戴震晚年，依然以学者、大师的套路，抛开一切顾忌，拼尽生命最后一丝光亮，写出了《孟子字义疏证》，高扬人性的大旗，声讨“存天理，去人欲”的宋明理学，呼出了“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呐喊。
受尽履冰临渊的纪晓岚晚年，花团锦簇的进取心或已烟消云散，身心俱疲之余的表达是曲径迂回，整理、撰写了一千多篇谈狐说怪的《阅微草堂笔记》，在看似东拉西扯中，却是他异常坚定的真实主题：“唐以前之儒，句句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
对于被世人尊为“至理”的宋明理学——
忍辱负重的戴震说：“后儒以理杀人”。
谨慎聪明的纪晓岚说：“后儒事事空谈”。
戴震称自己坚信“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孟子字义疏证》，才是自己所有著述中排在“第一”的；而纪晓岚津津乐道的则是自己表达“唐以前之儒，句句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的《阅微草堂笔记》……
何以如此？
明明都有考据大作的两位乾嘉学派领军人物的当世大儒，何以对时人皆以为豪的考据成就不以为然，却独对不招时人待见的“义理”之说如视至宝？
我以为，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戴震和纪晓岚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里，知识考据很重要，思想阐发更重要，当知识上升到思想，真正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时，那才是“第一”，才值得“津津乐道”。
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都以自己一生的悲喜荣辱终于明白，“人”才是最为重要的，“理”是因“人”而生的。
再细想想，两位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控诉的同样是“后儒”，同样是现实中盛行的宋明理学，但他们的结论一个是“杀人”，一个是“空谈”——两者不仅量度上差了很多，定性也颇为不同。但如果按着他们的身份、经历，按着他们的性格和生存逻辑来看，他们的结论倒是惊人地一致。
终于，三十一岁时就是朋友的两位同龄学人思想者，尽管经历、结局都大为不同，甚至价值取向也颇多异趣，但当生命尘埃落定之时，又走到了一起。
这看似一种巧合，但对正酝酿大变革的时代中的优秀思想者而言，这应该也是一种必然——数千年古代中国的历史走到这一步了。
人，醒了……
嘉庆十年，也就是1805年，戴震已死去二十八年了，而康德也已死去一年了。
这一年的正月初六，81岁的纪晓岚再次荣升，调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纪晓岚的仕途走到了一生的顶点。
38天后的二月十四日，纪晓岚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颁《思纶》，为其盖棺论定：“纪昀学问淹通……其任内降革处分，悉于开复……”
纪晓岚的一生，谨慎而恐惧，恐惧而谨慎。荣辱哀乐，复杂之极。
今天影视中的纪晓岚，智慧、幽默，老少通吃，戏弄和珅如探囊取物。
这只是抽去了时代和历史的多面纪晓岚之一面，是后世享受“娱乐至死”的结果。
简单了。
甚至，庸俗了。
十
纪晓岚、戴震、康德，都生于1724年。
在康德出版他那本划时代的《纯粹理性批判》的1781年时，他们应该都是57岁了，只是此时的戴震已经先走了一步。四年前的1777年，53岁的戴震去世了。到1804年，80岁的康德也去世了。转过年来，1805年，纪晓岚送走了这两位，自己也走了。
从1724年走来的这几位大学者、思想者，用他们一生的努力，用他们的知识、思想，梳理、建构着我们的历史，更塑造着后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家园。
……
但是，如果我的这篇以中国和德国的1724年为时间开始，来讲述一七几几年的东方中国和西方德国学人和思想者故事的文字，仅有这三位主角就有大漏洞、大缺陷了。因为还有一位更为激动人心、震古烁今的中国人物，我还没有提及。
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更充满敬仰地请这一位同样也是从1724年走来的人物出场了。
不过，很沉痛。这位也是1724年出生的人物，在1781年的时候，已经故去17年了，比戴震还早走了13年。
他，就是创造了一场太虚幻境、红楼大梦的曹雪芹。
雪芹先生的故事，与“说不尽的康德”相比，不仅“说不尽”，而且一旦说起来，那真是欲罢不能、欲说还休。
十一
曹雪芹死于1764年。
这一年，曹雪芹年仅40岁。
那是这一年的大年三十——1764年2月1日，乾隆二十八年的除夕。
烟花。爆竹。张灯。结彩。笑语。欢腾。
总之，喜庆。
此时的雪芹先生，已经不能消受这过年的喜庆了。他带着饥饿，带着寒冷，也带着那场尚未完成的红楼大梦的无尽哀痛，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欢乐，更给他凄苦的人世。
头一年，京城流行痘灾，万家儿女烟消云散，贫困交加的雪芹一家也未能逃脱。此前几个月的秋分时节，雪芹的唯一爱子也染上了痘疹。有钱的人家用牛黄、珍珠来医治，可此时寒居于京华西山脚下的曹雪芹一家正“举家食粥”，哪里有钱“饵牛黄、珍珠无算”？饥寒交迫的雪芹手足无措，只有眼看着小儿日渐衰微、气若游丝，以致不救。
爱子之死成了压倒曹雪芹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儿走了没几个月，曹雪芹，也走了……
三十年前的阳春之月，我曾去了北京西山，去追寻雪芹先生的故事。
那时，这里已是香山植物园。万国花卉，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转过山来，清末的兵营遗迹还在。不远处有指示牌介绍说，雪芹先生在最后的岁月时，曾在这一带住过。当然，此时这里已看不到任何雪芹的遗迹了。有的只是郁郁葱葱的山，清清爽爽的风，还有花草的清香和简单修整过的山间小路。
那时，在我心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更多的是雪芹的励志，或许还有一些雪芹对生命和时光的感慨而已。几十年来，遥想雪芹先生——很可以套用康德墓碑上铭文的语式来表达我的感受——愈思愈新，愈思愈深：这是怎样的旷世人物啊！
曾经看过一个后人关于雪芹大梦中人物，“金陵十二钗”的故事。
据说，《红楼梦》问世一百多年后的民国时代，有一群新时代的文人聚在一起谈论《红楼梦》。有人提议做个投票测验：假设可以求做妻子，每人从十二钗正册中挑选一位。
结果，十二钗中有两位落选，一位是王熙凤，另一位是林黛玉。这些文人对这个结果进行了这样的总结：王熙凤落选是因为实在“惹不起”，林黛玉落选是因为确实“配不上”。最后还有一句：其实，她们可能是更可爱的。
关于十二钗，乃至《红楼梦》所有人物的品评、研究，在一大部“红学”史中可谓是汗牛充栋。至于上述文人们的“选择”当然是每个人的私事，虽然其中有明显的几千年来男人的“居高临下”。完全可以一笑了之，大可不必当真。即便把它上升到某种学术层面，对王熙凤、林黛玉等等的评价是否恰当，当然也是可以讨论，乃至批判的——
谁的心中没有自己的“金陵十二钗”呢？
我所特别关注这个故事的是，在史来浩如烟海的小说中，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何以成了世人各自生命经验，乃至价值取舍的标准和参照？
认真想想，在这些民国文人的笑谈中，确实也透露了一个颇有些形而上的东西：更多的生命，是用来天长地久过“一地鸡毛”幸福日子的；也有一种生命，是用来照亮和升华我们芸芸众生这无趣的现实世界的；更有一种生命，是属于“远方”，是用来憧憬和怀想的。
雪芹笔下的人物有着这样的感召力，是因为她们和他们说透了我们的生活，映照了我们的生命，甚至启迪了我们活着的某种追寻。
仅以这些形象的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而言，仅以我们文学概论课本中所说的人物形象“典型性”的套路而言，当代作家中，或许金庸先生可同享此一殊荣。不过，他们的区别却是明显的：金庸人物多在天上，在童话里，而雪芹人物则多在地上，多在那个时代的生活中。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当然大多要编个或复杂或简单的故事，当然都得编排些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所谓生死聚散、爱恨情仇等等，庶几可以涵盖。《红楼梦》也不例外。但若仅是如此，那么《红楼梦》也早就成了过眼云烟，“红学”的蓬勃也就没什么存在的合法性了。毫无疑问，《红楼梦》显然远远超越了这些。在这个似梦似幻，却又触手可及的大观园里，有人看到了家长里短，看到了爱情荡漾；有人看到了世态炎凉，看到了世道人心；有人看到了生死无常，看到了庄老色空；有人看到了阶级斗争，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当然，应该还不止这些。
至少，仅就上述若干无聊或有聊的现代文人们的“选妻”故事来看，《红楼梦》里确实还有“生命”和“远方”。
当雪芹先生死后十几年，戴震冒天下之大不韪，喊出“欲、情、知”都是人的血气心知自然形成的天然人性之时；当康德呕心沥血构建他的“知、情、意”，终于呼唤“人是什么”之时，曹雪芹在他的红楼大梦中已经表达这些了，就像黑格尔所说的“感性地显现”了这些“理念”了——在曹雪芹的心中，那是人的生命之中原本所应该有的生机勃勃、自由追求，而又不得不被时代毁灭的人性绝唱：
为什么？
谁能回答这一“天问”？
就这一点而言，当我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还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放在一起品味时，竟然发现：它们言说的、梦想的、感叹的，原本是一回事！
就学界分类而言，这几部书可是谁也不挨谁啊！
在某一历史时刻，谁也不挨谁的不同学科、不同作者竟然不约而同地说着同一个事情，而且观点一致——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感受竟是如此深刻。
这令我想起了民国初年鲁迅的那篇《狂人日记》：翻了一夜中国的历史，居然只是两个大字——吃人！想想，这可是一百多年后的1918年了，这可是几千年封建王朝已被推翻的民国了！此时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被视为“狂人”、疯子。那么，此前一百多年这么思想的人，那又会是疯狂到了什么样子？
▲ 线装书《红楼梦》 图片来自网络
十二
再回到乾隆二十八年（1764年）的那个除夕之夜。
雪芹走了。雪芹一家都走了。留下来的是那部尚未全部完成，而且尚需整理誊抄的“红楼大梦”。
不过，我们应该记得，还有一位雪芹的亲人留下来了。
这位亲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评点《红楼梦》的“脂砚”。
曹雪芹死后十年，也就是1774年，脂砚最后一次批阅《红楼梦》。
她在首回眉批了这样的一段话——
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
然后，至第一回雪芹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处，脂砚应该已是泪流满面了。这几句评点完全就是脂砚的绝命之辞——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应为癸未）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殆尽！
今而后，惟愿造物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当代红学研究大家周汝昌先生考证说，脂砚就是《红楼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而且也是曹雪芹最后的爱人。
以此看来，此中或有大义存焉：脂砚此前曾因英莲的命运而叹评“生不遇时，遇又非偶”，再结合脂砚此处“惟愿造物主再出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则实在是触碰了我们内心之最柔软处了……
“生不遇时”也就罢了，这等人生际遇之类的故事，世所多见，诗家士人常常以此感慨系之，但其指向多为怀才不遇而已。但雪芹、脂砚这一对，对“遇”与“不遇”的感慨和哀痛，竟是“遇”却“非偶”！
这倒是真像宝玉、黛玉一样，才与不才、名与不名，那又有什么要紧？
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当时，敢这么说，还敢这么追求的，大概就可以称作“出生入死”吧？
按照这样的路径想来，红楼大梦之要旨就好理解多了。
在雪芹先生的生命世界里，人性之“情”，之“爱”，比社会之“理”重要得多。这样的价值取向与“存天理，去人欲”相比，确实令人惊心动魄——这岂不就是戴震那句“人的血气心知自然形成”的人性觉醒，康德那句“人是目的”的现实生活版？正是因为这现实生活版的鲜活真切、触手可及，才使得我们更加感同身受、身心俱震。
不错，仔细回味脂砚这句“遇又非偶”，真真是令人痛彻心扉，默默无语。
如果周汝昌先生的考证立得住脚，那么没能留有任何“创作谈”和其他著述的曹雪芹的真实思想，应该就是脂砚最为了解的了。那么，脂砚的痛彻心扉、脂砚的“泪亦殆尽”，就也应该是曹雪芹的切身感受了。如果这一点也能成立，那么，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作为艺术的创作者，而非学者、理论家的雪芹先生，又如何表达、宣泄自己对生命、对爱、对世道人心、对人性的感受？
想来想去，他也就只能如此以艺术虚构的方式，弄出这么一场红楼大梦，呕心沥血，仰天浩叹了。
不错，曹雪芹是在以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戴震、康德所要表达的思想。
接着说曹雪芹的故事。
我对雪芹先生的敬仰，还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曹雪芹故去一百多年后的近百多年来，世界上的各门类艺术流派及其创作思潮，可谓五花八门、风起云涌，比如现代派、后现代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还有超越了修辞的哲学意义上的象征、隐喻等等。认真想想，这些在《红楼梦》中实在是所见多是，而且在那场太虚幻境的大梦笼罩下，整部小说却又自然得丝毫不露痕迹。更厉害的是，尽管如此，这场看似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却又痛彻心扉、出生入死的情殇大戏，你怎么看，都是中国的味道，中国的境界，中国的气象。
我很想知道，在那个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笼罩人心，考据、整理学术经典的乾嘉学术大肆兴起，“文字狱”风卷残云，小说乃玩物丧志、毫不入流的时代，怎么就毫无征兆却又霹雳一声震天响地出了本震古烁今的《红楼梦》呢？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位“手艺”上兼具中国味道和现代风范的大艺术家曹雪芹呢？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曹雪芹《红楼梦》的温暖之处在于：它心清气爽，而又彻头彻尾地表达、宣泄了人性之美；同时，它更心如止水，而又无所畏惧地呈现、揭示了“人”的毁灭。也就是说——
第一，就当时的现实而言，针对“存天理，去人欲”，他肯定、歌颂人性；
第二，就今天的历史而言，他超越了具体时代的“针对性”，在人情世故、世道人心的描绘中，探究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太虚幻境的大梦吗？
此境之“虚”、之“幻”，是“甄（真）”，是“贾（假）”？
这一场如梦的人生，是该肯定，还是该诅咒？
我还想知道，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到底是万念俱灰，还是意气风发？
我觉得，透过雪芹先生通篇所洋溢的浪漫诗性，可以看到，在他的心中，此“境”此“梦”不论美丑，不论真假，也不论是蓬勃，还是幻灭，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或者说，生命原本就是这样悲喜交集，原本就是这样生死相依，原本就是这样亦真亦幻。宝玉、黛玉们那出生入死的至情至性，原本就是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
或者也可以说，雪芹小说中的那些技术手法，其实原本就源于雪芹先生的生命感受，而且是非如此便不能确切表达的自然结果，远非雪芹先生故弄玄虚、强作先锋之举。
雪芹先生一生贫穷潦倒，估计大多时候心情也不怎么爽，但我还是坚定地认为，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的内心一定是自由的。在雪芹先生创造的艺术梦想里，人物是悲剧的，但这些人物都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人样”，活出了雪芹先生对生命的想象。在他们的生命际遇里，在他们的悲欢离合中，在他们的香消玉殒处，我们分明看到了在任何时代也都应该有的，曹雪芹所期待、向往的，散发着人性光芒的活生生的“人”。
不是吗？百多年后的那些民国文人，还应该包括又过了百年的今天的我们自己，不也是常常身临其境，触景生情，感慨万端吗？曹雪芹因为笔下人物的生命光彩，而使得自己的生命和心灵也光芒四射；曹雪芹因为“太虚幻境”的随心所欲，不仅活出了自己，更活出了完全超越那个时代想象的“性灵”之人，这与小说中的那些“性灵”之人最后大多香消玉殒、烟消云散，以及曹雪芹本人的饥寒交迫、贫穷潦倒，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相信，创作了《红楼梦》的曹雪芹的心灵是十分自由的——我甚至认为——这种自由，后来的艺术家、思想家们或许有很多很多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对了，曹雪芹就是属于“远方”，就是属于用来憧憬和怀想的人物。
我甚至相信，以一部《判断力批判》而创立了德国古典美学价值和体系的康德教授，还有以一部《美学》而成为德国古典美学集大成的黑格尔教授，如果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够读到《红楼梦》，那么，他们的美学大厦定会有些新的建构，他们的崇高、优美和艺术哲学定会有些新的不同，而他们对东方中国的理解，一定也会有更多、更真切的尊重。
十三
从1724年出发，这场生命故事的大剧，已经出场四位大师了。
曹雪芹，1724年出场，1764年谢幕；
戴震，1724年出场，1777年谢幕；
康德，1724年出场，1804年谢幕；
纪晓岚，1724年出场，1805年谢幕。
……
纪晓岚，把一生聪明和谨慎，都卖给了皇帝家，在成就了数代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梦想的同时，更颇为隐蔽地表达了对“天理”的怀疑和不屑。
戴震，把一生苦思和荣辱，都献给了学问，终于也升华了学问，成就了思想，使几千年来被压抑、被贬斥的人性开始觉醒、得到尊重，并终于有了学理上的合法性。
曹雪芹、康德，从艺术出发，从知识出发，艰苦卓绝、出生入死，把生命融入了历史，把历史还原成了生命……
曹雪芹、康德、戴震、纪晓岚，都是读书人。
但以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来看，如此笼统地称呼他们，显然是不恰当的。把这四位先生的故事放在这一篇文字中来讲述，当然有某种巧合的因素在——他们竟然同一时刻登上了一七几几年这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大舞台——但是，细想想，这也是因为他们各自大不同的生命故事，几乎可以涵盖那个时代先行者的大貌。更关键之处在于，他们的故事剧情，起伏跌宕而又层次分明地演绎了生命中的“真”与“不真”，“值”与“不值”，“美”与“不美”。
他们都把“人”字大写了——由此看来，这样一种巧合或许也有某种时代必然性的味道——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性”“人”觉醒了。
是的，人性自由、尊严自豪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至此，我们从1724年出发，讲探寻“人是什么”的康德故事，讲乾嘉学人“考据与义理”的戴震、纪晓岚故事，讲上演了太虚幻境红楼大梦的曹雪芹故事，其确切意图也呈现出相当清晰的模样了。于是，十八世纪西方的德国和十八世纪东方的中国，在学术和艺术上，因为思想，因为启蒙，因为对“理性”，对“人性”，对“人”的探寻、期待，乃至呼唤，便有了不约而同、实实在在的联系。
我明白了，这才是我对一七几几年的东方和西方知识、艺术，以及思想所最为关注的,也是我所最想知道的“我们今天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些自豪、尊严何以如此”的来源，更是这些故事所上演的生命大剧之最为激动人心、温暖灵魂，而且影响至今的道理所在。
十四
再说说康德吧。
1804年2月3日。哥尼斯堡小镇。康宅。
这是康德教授去世前的第九天。
康德的医生来访。衰老、虚弱，而且几近失明的康德教授努力地从扶手椅里强撑着站起，嘴唇战栗着含混不清的词语。
最后是他的陪护弄懂了，他是要等访客先坐下后自己才会坐下来。于是医生依意落座，康德这才让陪护扶回椅子上。
恢复了一些力气后，康德教授又费了很大的力气，说：
“人性的意识，还没有离我而去。”
（上篇见工人日报5月23日微信）
本期编辑：肖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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