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囚犯”陈满回家 :"妈，我回来了~"
正值30岁的青年，从1993年到2016年，被拉扯于生与死的反复。究竟哪个才是他的归途？23年来，从家人的不放弃，到司法制度的完善，一场社会各界合力平冤的努力，终于为业已53岁的陈满，彻底洗清冤屈，踏上回家的路。这是23年来，陈家第一个团圆年。努力呈现的平静下，记忆的暗流随时翻涌，它像一只无形的手，抓住陈满，抓着陈家，逃不了，也躲不掉。
2016年，新拍的全家福里，陈满坐在父母中间，当年2岁的侄儿已经成家。
在陈满含冤入狱的23年里，母亲王众一总是做着同一个梦。
梦中，儿子陈满一直是小时候的模样。他裹着一件短了大半截、裂开一个个破洞的毛衣，瘦小的双腿上挂着一条肮脏破旧的裤子。
他一边哭，一边喊：“妈妈，我冷。”
她往前伸手，却怎么也触不到哭泣的儿子。
在无数个黑沉沉的夜里，王众一从梦中惊醒后，就再也无法入睡。
23年后，听母亲讲起这个梦，穿着一身社区送的黄色羽绒服，戴着高中同学赠的棕红色围巾，半靠在自己家中的木质沙发上，53岁的陈满陷入沉默。
少许，他才从母亲的梦中回过神来，站起身，走过去，弯下腰，搂紧母亲，“以后我好好陪伴你们。”
这是陈满回到家的第11天。
11天前的2016年2月1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1992年事发于海南省海口市的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
一袭黑衣，背有些驼，陈满咧着嘴，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堆。随即走出法庭。
大哥陈忆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前来，伸出右手，牵起弟弟的右手。
“出来了？”
“出来了。”
陈忆转过身，没放开手，与弟弟并排往监狱大门走。
从监区大门到监狱大门，短短的两三百米，原本几步路就能走完，“囚犯”陈满，却用了23年。
在猴年春节来临的前5天，陈满终于回到了位于四川省绵竹市郊区的家。这是汶川地震后，在原址上重建的一座六层小楼。
回家那天，车还没靠近家门口，路就被人群堵住。
陈满只好下车，在人群簇拥中，缓步朝家里走。在拥挤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前，他应答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
陈满回家前一天，82岁的父亲陈元成让人扯来一块红布，挂在小楼外。红布上写着“感谢社会各界对陈满冤案的高度关注”的字样。
家门口摆着一个火盆，这个在狱中等待了23年的“囚犯”，抬起右脚，再次跨进了家门。
“妈，我回来了……”他紧紧地搂过早已等候的双亲，哽咽着，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家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人的模样全变了。”回家第一天，全家人聚拢，陈满哭了好几场，又大笑了好几回。
除夕的年夜饭，是大嫂李宇琪一手张罗的。满满的15道菜，排头是陈满最爱吃的回锅肉。晚饭前，陈满足足打了两个小时电话，挨个给这些年曾无数次伸出援手的亲友、律师们拜年。
当晚，侄儿陈畋提议拍张全家福。上一次拍摄全家福，已是1991年的事。那时，陈满意气风发，斜刘海乌黑发亮。面对镜头，他咧开嘴，露出一排白牙，两眼笑成一道弧线，怀里抱着的陈畋才两岁。
现在，陈满被围在中央，父母坐在两旁，陈家三兄弟再一次凑齐。当年两岁的侄儿已是身材魁梧的小伙，刚刚结了婚，全家福里还多了侄儿媳妇。“咔嚓”一声，快门按下，定格住了陈满一家。
回家后，陈满每天被各种聚会挤得满满当当。席间，他话不多，总是欠着身子，将手抄在怀里，一边眯起眼睛听别人讲，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单看外表，他和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突然有人提起“你都有‘粉丝’了”时，他才挠挠头，露出不解的神色：“啥子意思？吃的粉丝？”
那一瞬间，陈满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和这个社会脱节了23年。
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他打算给自己煮碗面。母亲在饭桌上等了好半天，厨房里没一点动静，进去看，陈满站在燃气灶前，不知从哪里下手。他扭过头问：“这个怎么打开？”在陈满的记忆里，家里一直烧的是蜂窝煤。
在陈满的卧室里，那台当年买的双卡收录机，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柜子里摆放着他爱听的60多盘古典音乐磁带。
“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德彪西……”，一口气说出好几个喜欢的音乐家后，他略微顿了顿，又问：“你们现在用什么听音乐？CD吧？还是VCD？”
尽管已经年过半百，陈满却依旧保持着青年时期的好奇与自信，“只要我想学，快得很。现在有个词叫‘学霸’，对吧？”说完，“学霸”的眼神扫过他的书桌。
书桌上躺着一本书——《马云：我的世界永不言败》。在第一章的标题“成长：男人的胸怀是委屈撑大的”下面，他用红色记号笔划了条波浪线，并重重地标出了“委屈”二字。
正当陈满沉默不语时，一阵手机铃声从他身上传来，他毫无反应。经过提醒，他才“哦”的一声，从衣兜里掏出大哥给他暂用的一部旧手机。铃声已停，屏幕上显示，已有十几个未接来电。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机器”，他愣住了。手指停在屏幕上方，不知道该往哪儿点。对微信，他更表现出“求知若渴”的模样，看着聊天界面上红色小点在不断地增加，他极力想分清是谁在找他说话。在“绵中高80级1班”的同学群里，不断有发给陈满的问候，他试图打字回应，又找了半天发送键。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现在有两个当务之急，一是学会接打电话，二是学会用微信。”
1991年，全家福里，陈满怀里的侄儿只有2岁。
2016年2月1日，海口。
走出美兰监狱，回到宾馆。陈满立刻将监狱里的衣物全部扔掉，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大哥大嫂从绵竹带来的新衣裤、新皮带、新鞋子和新袜子。
“过去的让它过去，从今以后都向前看。”
过往的种种，有如一道道隐秘而深沉的伤口，陈满一家人选择不提。
不提，不代表没有回忆。
1988年４月，海南省刚刚被确立为“经济特区”，海南省政府正式挂牌。当年春节刚过，25岁的陈满丢下家乡工商局的“铁饭碗”，和王福军等四川老乡，背着铺盖，揣着几千元，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离家千里的海南岛。“不甘心做一辈子公务员，平平淡淡；而且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下海，挣钱，自我实现。”
到海南的第4年，1992年6月，陈满开办了“冬雨装修公司”，整天忙于采购材料、收账、谈项目，一切正蒸蒸日上。
谁知，半年后，这一切戛然而止。
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绵竹，天气格外冷。王福军的母亲突然急匆匆跑来，站在楼下喊王众一，“陈满死了，被人杀了。”
联系不上陈满，王众一和老伴感觉“天都塌了”。
正当夫妻俩伤心欲绝，准备给小儿子料理后事之时，两天后，王福军的母亲又带来了新消息，“死的不是陈满。”王众一跌落谷底的心刚升上来，又沉了下去，“但他作为杀人嫌疑犯，被抓进公安局了。”
后来，王众一才得知，1992年12月25日晚上7点多，海口市上坡下村109号发生了一起杀人放火焚尸案。被害人是46岁的四川人钟作宽，整个人被烧得面目全非。
在现场尸体口袋里，警方找到一张陈满的工作证。警方以为陈满就是死者，随即找到了与陈满一起闯荡海南的四川老乡王福军，王福军赶紧让母亲捎信给陈满父母。
而两天后，在距离案发地步行仅几分钟路程的麻将桌旁，28岁的陈满被当地警方带走。王福军在公安局见到陈满时，他已从“死者”变成了“杀人放火的嫌疑人”。
法庭辩论中，陈满的作案时间和杀人动机，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他不可能有作案时间，杀人动机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多年以后，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在仔细梳理过所有案卷后，得出上述结论。
包括几把菜刀、血衣，甚至陈满的工作证等在内的重要物证，在法院两次开庭时均未出示。“说是被警方搞丢了。”陈满后来的申诉律师王万琼说。
就连作为判决依据的两份所谓“认罪口供”，他的一、二审辩护律师曹铮在接受采访时也称，“里面至少有18处矛盾。”
在此种情况下，1994年11月，海口市中院依然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陈满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1月13日，海口市检察院抗诉——判决过轻，应判处陈满死刑，立即执行。
1999年4月，海南省高院审理后认为，海口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并无不当，但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可不立即执行死刑，维持原判。
此时，距离陈满被警方带走，已过去了整整6年。而未来还有17年的监牢生涯，等待着他。
1988年，在出发前往日后“蒙冤之地”的前一天，陈满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从绵竹街上特意买了母亲爱吃的烧腊兔子肉，还抱回了三盆母亲喜爱的花。
“他是个好孩子。”王众一用手反复摩挲着1988年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陈满穿着一件单薄的毛衣，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站在海南最著名的“天涯海角”景点前，笑得一排牙齿尽露。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直到53岁时，才拖着一身伤病获得回到家的“许可”。
2014年年初，陈满的申诉代理律师易延友和王万琼，曾专程去美兰监狱会见陈满。但眼前的陈满，让从未见过他的王万琼感到震惊：弓着个背，黑黢黢的，俨然一个小老头。此时，他已在高墙内度过了漫长的21年。
因为在狱中长期光脚站在水泥地上，陈满患上了风湿，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关节痛的时候，几乎不能站立。”
有些疾病看得见，有些却看不见。他的肠胃病在狱中不断恶化，在被接回家的飞机上，跑了好几次厕所。
即使出狱后，很多东西也吃不得。大年初二早上，按照老家的风俗该吃汤圆。但他只能吃面和稀饭，因为“汤圆不好消化”。初五晚上同学聚餐，有朋友刚准备给他倒上一杯啤酒，他立即摆手，“凉的，喝不得。”
在王众一眼里，陈满在三个儿子中是最聪明，也是最随和的。但好几次，大儿子陈忆和律师在监狱探望过陈满后回来说，他看上去表情麻木，浑浑噩噩，面对眼前哭泣的亲人也显得无动于衷。
这一度让陈忆担心，“弟弟是不是精神出现了问题。”
23年里，噩梦缠绕陈满的每一个夜晚。回家几天后，尽管睡眠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依然会习惯性地在早上6点多醒来。从床上坐起来好一阵子后，他才告诉自己“还可以再睡会儿”。但最多到8点，就再也睡不着了。
从30岁到53岁，23年几乎覆盖了一个男人最黄金的岁月。现在，尽管这个曾经的“下海青年”仍然保持着创业的热情，但也难掩焦虑与担忧，“得抓紧，时间不多了。”
说话间，陈满又点了一支烟。一个下午，他抽掉了两包。
这还不是最凶的时候。在狱中，有时候早上刚起床，他就开始四处找烟。进监狱前，没什么烟瘾的陈满，出狱时已是个资深烟民。常年的申冤，让陈满觉得，自己像是个跋涉在荒原里的孤独旅人，望不见来处，看不到尽头。
曾经有半年时间，父母每天守在电话前，急切地想听到儿子的声音，可陈满好像真的迷失在荒原中，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封来信。
即使回到家里后，他也不愿跟父母提起那段经历。
“伤和痛总是会毫无预兆地冒出来，想忘也忘不掉。它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时时刻刻地抓住你。”看父母还在卧室内，在喉咙里反复打转了数十次后，陈满才终于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逃不了，也躲不掉。”
在得知儿子被公安局抓走后，陈元成夫妇俩在1993年中秋节前夕，第一次来到海南。
几经周转，他们在海口秀英看守所，见到了陈满。站在七八米外，隔着木栅栏，看着儿子“胡子拉碴，一张脸苍白、浮肿，身上套着一件脏衣服，长长的袖子耷拉着，裤腿拖到地上”，王众一差点当众哭出来。
这个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母亲的脑海，以至于之后的许多年，她梦中的儿子总是这个形象。
木栅栏后的陈满则望着双亲，态度平静，从头到尾都没哭。他询问父母住在哪里，钱是否够用，还告诉父母，自己有几个工程的钱还没有收，让他们可以去收钱。
短短几句话后，陈满便被带走。
“没哭就证明他没杀人，没做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凭着直觉，夫妻俩坚信，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
“一场冤案，毁了我两个弟弟，也毁了我好好的一个家。”陈忆不止一次地喃喃道。
三弟陈满含冤入狱后，二弟陈抒因打击过度，精神和身体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得不内退，至今未婚，生活无法自理。
陈忆也不止一次地设想，如果不曾遭受这番厄运，两个弟弟应该早已结婚生子，父母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在陈满的记忆里，从前的父母每一天都是快乐满足的，身体也很硬朗。23年的漫长等待,让他们从中年变成老年，如今已走向暮年。看着浑身病痛的父母，陈满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滋味，“这是我最不忍心看到的一幕。”
每天早上一起床，王众一便颤颤巍巍地走到茶几前，打开一个装满各种药的袋子，先找出降压药吃一粒。她心脏不好，患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不齐，这些都被她称为“冤病”。
最难以忍受的，还是20多年来，无数个漫长的黑夜。
老伴陈元成经常被噩梦纠缠：梦里有人追赶他，他拼命地跑，跑着跑着，又变成他在追赶别人。
他常常在梦里拳打脚踢，却总也醒不过来。这时，失眠的妻子会用手碰碰老伴，给他重新盖好被子。等他翻了个身，又重新恢复了平静后，她再掀开被子的一角，拉亮台灯，从床前的桌子上，再倒出一粒安定片，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晚上前后吞下4片。
陈家曾经是令人羡慕的书香门第。一家人和和睦睦，三兄弟感情深厚，各有所长。
大哥陈忆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下岗前在一家国营企业搞宣传，画得一手好画；二哥陈抒是高中语文老师，诗词歌赋都很在行；老三陈满高中毕业后，通过考试进了县工商局，爱好最广泛。
那时候，他围棋已经下得很好，集邮册也收集了几大本。刚接触摄影，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盘算着不久给自己准备一间暗室。
如今，陈家欠下了十余万元的借款。一件破了洞的红毛衣，王众一穿了20多年。
“冤案”以前，陈家曾长期是朋友圈里的“文化中心”。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热爱文学和艺术的青年们聚在这里，在那个三层高的书柜前席地而坐。他们读诗、歌唱，天马行空地谈论着梦想。从那台夏普牌双卡收录机里，流淌出钢琴曲的旋律。
陈满坐在其中，仰起一张单纯、年轻的面庞。
“冤案”以后，王众一走在街上，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逢人便述说儿子的冤情，“好像真的成了祥林嫂。”
有一些人不愿意听她再重复絮叨，觉得她苦大仇深，就渐渐地避着她。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老伴，几乎没人和她说话。
有一天，王众一独自走在小巷里，忽然听见身后有个亲切的声音在叫她：“王嬢！”（注：四川话中，“嬢”（niang）是“姨”的意思。）
她心下一喜，转身回头。
巷口，一只八哥站在笼子里叫着：“王嬢、王嬢……”
手机对陈满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物品 。
23年间，王众一每个月都要给陈满寄四本杂志：《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和《青年文摘》两本。
每个月，她还给陈满写信。后来把写信的日期固定在18号，因为她觉得这个数字吉利，“幺捌，要放嘛。”
在狱中最难熬的时候，支撑陈满坚持下去的，就是这300多封家信。
陈满背出每一封信不变的开头——
“亲爱的满儿：你好！全家想念你，全家爱你！”
末尾落款是：“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王众一爱写诗。有时候，她在信中用诗一样的语言鼓励陈满：“公正与正义像大自然一样永恒存在。”
这个84岁的老太太在藏区当过3年兵，身上显现出军人的气质：“我就是要拼命地活着。我要等他出来，无论多久，我都等得起。”
当年从海口返家后，夫妻俩就忙着请律师。这一年，陈元成60岁，王众一61岁。1999年二审后，他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申诉。
在2004年8月以前，陈元成夫妇坚持每月寄一次申诉控告材料，每次都用特快专递，寄给最高法、最高检、海南高院、海南省检等各级司法单位。
他们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驳回”和“不复查”。记不清从哪一年起，他们开始给每一封材料“计数”。17年后，放在最上面的材料封面上，赫然写着“第77次为陈满冤案申告”。
他们还给许多媒体和法学家写过求助信，全国百余名律师、数十家媒体先后参与到“陈满冤案”的平反过程中。
1994年3月23日，海口市中院一审开庭。
作为陈满一审、二审的辩护律师，曹铮坚持做了顽强的无罪辩护。一审法庭上，曹铮和公诉人发生了激烈交锋。他连续发问：“凶器带来了没有？检验了没有？只有口供，没有其它证据佐证，如何断案？”
2016年2月14日，在陈满的家中，王众一将厚厚的一沓卷宗捧在怀里，这份卷宗，包括20多年前的审讯笔录，长达5页的“认罪口供”和“作案现场图”。多年来，王众一把它当作宝贝，从不轻易示人。
这些卷宗，是陈满两审的另一个辩护律师林义全带回来的，它们最终成为拯救陈满的重要资料。
作为后来者，申诉代理律师王万琼，曾仔细研究过林义全在两审中的无罪辩护，他所书写的辩护词，“即使是2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
2003年，林义全告别了人世。
2014年，当王万琼、李金星等更多的律师介入陈满案后，他们专门来到林义全位于四川三台县的埋骨之地，祭奠这位法学专家。
随着司法环境的不断改善，律师的接力奔波，媒体的经年累报，亲人的不离不弃，在等待了22年后，陈满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2015年2月10日，最高检向最高法首次提起无罪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陈满故意杀人、放火的事情不清、证据不足”。
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院再审宣判陈满无罪。海南省高院副院长代表海南高院向陈满鞠躬致歉。
采访陈满的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七。绵竹飘起了雨夹雪，气温比前一天降低了四五摄氏度，像极了陈满最后一次在四川过完春节，离开家那天的样子。
多年前的那个早上，他起床迟了，眼看就快赶不上开往成都的大巴。
坐在二哥陈抒的自行车后座上，陈满一手抓着二哥，一手将背包抱紧在胸前。陈抒几乎把身子半站立起来，将自行车蹬得飞快。陈满听见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父母一路小跑着，紧跟其后，身影却越来越远。
车在陈满刚踏进后就启动了，陈元成夫妇最终没能赶来。
陈满在车上冲二哥喊：“让爸妈等我回来！”
这一等，就是23年。
本期编辑：窦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