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象学说理论形成

　　藏象学说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内经》。当时解剖所取得的直观认识为藏象学说的形成打下了形态学的基础。

　　如《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脏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说明在《内经》时代，人们已自觉地把解剖知识引进了医学领域，所记载的人体脏腑的位置、形态、大小等，即是中国古代医家对人体解剖的真实记录，许多数据都与现代解剖学非常相近。而且古代医家凭借长期的生活、医疗实践，对脏腑功能活动、脏腑与形体官窍的关系的认识已超越了解剖的范围。

　　就生活实践而言，如人饮食过饱则腹部胀满，因而认识到脾胃居腹里，胃主纳谷，脾主运化，有腐熟水谷的功能；人受凉感寒则病恶寒、发热、咳嗽、鼻塞、流清涕，从而联想到肺居胸中，外合皮毛，开窍于鼻，风寒外侵，由皮毛而影响及肺，就会发生这些症状。这就清楚地说明，人体脏腑与其他组织器官虽然各有分工，但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就医疗实践而言，古代医学家经过多次的重复，从病理现象推论出生理功能，如耳鸣、听觉不敏的疾患，从肾着手治疗而获效，于是得出“肾开窍于耳”的理论。此外，古代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到医学领域，对藏象学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关脏腑及其他组织器官的属性及其功能活动，脏腑器官构造与功能间互根互用的关系等都可用阴阳加以概括。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五脏六腑的特性以及脏腑间的关系，则运用五行学说加以解释，一方面把五行归属于五脏，另一方面用五行的生克规律说明脏腑间的生化制约，使之处于平衡的运动状态。这就使藏象学说更为系统化、理论化。

　　在《内经》所奠定的基础上，《难经》对脏腑的解剖形态和功能的认识又增进了一步，首次提出“左肾右命门”的观点，促进了后世对命门的认识与争鸣。《中藏经》以脉证为中心，分述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判断证候的顺逆，形成了系统的脏腑辨证理论。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述了五脏六腑的轻重、大小、长短、阔狭、容量等，将五脏、五时(春、夏、长夏、秋、冬)、五方(东、南、中、西、北)、五体(筋、脉、肉、皮、骨髓)等纳入五行的范畴，说明脏腑器官之间及与自然界的整体联系。对于杂病，则以五脏为中心，分列病证并阐述其证治方药。

　　宋代儿科学家钱乙，治病以五脏为纲，配合五腑(六腑除三焦外)、五官、五志等进行辨证，认为五脏的发病特点是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并对五脏为病的常见症状作了归纳，立法用药颇具匠心，对后世影响很深。

　　金代张元素，以脏腑寒热虚实来分析病机，进行辨证治疗，并从补虚、泻实、温寒、清热几个方面提出常用方药，对脏腑辨证作出很大的贡献。金元医家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突出脾胃在发病中的重要性，立方用药侧重补中升阳。

　　清代叶天士提出了养胃阴的理论和方药，补充和发展了李东垣的内伤脾胃学说。

　　另一位清代医家王清任认为业医治病，当先明脏腑，并躬身实践，解剖尸体，对传统理论提出某些质疑，如否定“心主思”之说，认为“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这一矢志实践的精神十分可贵。经过历代医家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藏象学说逐步成为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来源于古代的解剖知识。如《灵枢·经水》中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

　　二是长期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例如因皮肤受凉而感冒，会出现鼻塞、流涕、咳嗽等症状，因而认识到皮毛、鼻窍和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三是长期医疗经验的总结。如从一些补肾药能加速骨折愈合的认识中产生了“肾主骨”之说。

　　藏象学说是一种独特的生理病理学理论体系。其中脏腑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心、肺、脾、肝、肾等脏腑名称，虽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在生理或病理的含义中，却不完全相同。

　　一般来讲，中医藏象学说中一个脏腑的生理功能，可能包含着现代解剖生理学中的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而现代解剖生理学中的一个脏器的生理功能，亦可能分散在藏象学说的某几个脏腑的生理功能之中。

　　藏象学说以脏腑为基础，脏腑是内脏的总称。按脏腑生理功能特点，可分为脏、腑、奇恒之脏三类：肝心脾肺肾称为五脏；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称为六腑；奇恒六腑即脑、髓、骨、脉、胆、女子胞。

　　五脏共同生理特点，是化生和贮藏精气；六腑共同生理特点则受盛和传化水谷。脏病多虚，腑病多实；脏实可泻其腑，腑虚者可补其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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