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歌，是大地上的歌，是路上的歌。

纸质书和电子书最大的不同是纸质书传递的是文字的温度，思想的厚度，在内容之外，它有整体的观感。放在书架中，也留给人生不一样的记忆。带着这种对于书籍的理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韩子勇的《在新疆》。

对新疆的了解，需要像当年玄奘西行那样，穿越西域的深处。也许，那时，蓦然回首——灯火阑珊的地方，会有她隐隐一线芳踪。

书籍简介

《在新疆》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子勇所著的散文，书中收录了8篇内容充实、见解独到的诚意之作，凸显了一个时代的气象和文化。

如何探访楼兰古城？如何认知木卡姆巨灵如风一般的艺术？《在新疆》这样的亲身浸染和引领，你领会到的不仅是历史、艺术还原，更多的是对广袤神秘西北的温情向往。

作家印象

韩子勇1985年毕业于新疆大学，而他生命的道道履痕都始终围绕这片广袤神秘的西北大地。他以特有的体认传达对新疆的风土、物候和人情的感受，并步步深入到新疆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卡姆，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韩子勇他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份关于漂泊、寻找和指认的隐秘笔录。

佳篇有约

歌声中的达坂城

“达坂”是哪一个语系、语族、语支的词汇？我不清楚。

这是一个在新疆非常突出的地理名称，意思是：路的顶点、路的最高处。那些翻越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的艰难困苦的羊肠小道，在不断的上升中，总会有一个或数个高海拔的地方。这些地方比较开阔，有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寒风凛冽。人马走到这，天地一览无余，接着就会是下坡路了——这样的地方被叫做“达坂”。

“达坂”也好，这些亘古的羊肠小道也好，实际上都有自己千年相袭的名称。

这些名称隐蔽在历史的阴影中，隐蔽在新疆杂多的语言里，隐蔽在民间的深处，隐蔽在记忆的旮旯，就像家族血脉秘不示人的小名、昵称，是一些族群的童年命运和记忆。

这些名称，这些躲在主流话语的阴翳里，和冠冕堂皇、光鲜照人、分贝很高的正规名称相比，是幽暗的，岑寂的，陈旧的。有一些无聊飞动的尘埃，有一些阴郁而斑斓的光阴，有一些沉睡和沉睡中梦的流动，有一些模糊然而透明、稳定然而晃动、欣然而又神伤的往昔之感。

要真正弄清它，需要广博的书本学问，需要毛细血管般发达的地方性知识，需要两只脚一步一步地丈量。

达坂城风景

这些沿盆地的边缘，把绿洲、泉地串起来的小路，这些在山系和高原的山谷里穿行的崎岖山道，今天多被砂石路、柏油路、高速公路所取代，路名也多以连起两个主要行政区的地名来命名。

“达坂城”的“达坂”，是我知道的新疆海拔最低的“达坂”。甚至，不配叫“达坂”。单从地理标准上衡量，它不及格。更谈不上那令人生畏、使人气短、让心脏就要跳出来的骄傲和辉煌。比如喀喇昆仑上一些被叫做“头疼山”的达坂。

我多次路过此处，都对把“达坂”这个词，用在此处感到疑惑，但它确凿是“达坂城”，确凿是在新疆和内地最出名的“达坂”。这个在天山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皱褶穿过的小路，在它刚入山口，路还很低、很平坦的地方，居然就提前使用了“达坂”这个名称。这不是瞎胡闹嘛！好像一个出远门、走长路的人，在第一天，就急不可耐地吃光了以后数月的干粮。

“达坂城”之所以叫“达坂城”——我想，是因为在近代，乌鲁木齐成为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吐鲁番之路是通往内地、通往南疆和东疆的三岔口。这段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这个天山的小皱褶，这个小山谷、小通道，战略位置太重要了，人流、物流繁忙。山不在高、道不在宽，“达坂”不在险峻，扼守此处，可也。

更重要的，“达坂城”的出名，还因为王洛宾改编的维吾尔民歌《达坂城的姑娘》传遍新疆和内地。

高速公路未通之前，公路穿达坂城而过。

如同“达坂”不是达坂一样，“达坂城”也不是城，是个小镇，沿路两排房。

隐隐约约记得，当时镇中心还有一个让人大失所望的“达坂城的姑娘”的雕塑。早晨从乌鲁木齐上路，如果没吃早饭，车到此处，刚好是吃早饭的时间。可以在此歇一歇，吃一些油香、粉汤。

特别是这里的油炸大豆极其出名。便宜，脆，香。买上一些，上车大嚼，一车无语，只有很过瘾的嚼大豆的声音，从自己的口腔传到自己的耳膜，惊天动地，没有哪一种食物在嘴里碎裂时，能发出这么大的声响。

好的食物，应该是在牙齿的咀嚼下，发出声音的那一种。比如，阿克苏的糖心红富士，让人感到食物是活的，有生命，訇然有声。如围猎，如战斗，食物的每个细胞都激动紧张起来，都在绽放它的活力，需要你甩开腮帮子去捉杀、撕咬。

吃油炸大豆，比较费劲。累牙，累嘴，搞不好口腔会磨出泡，吃上一会儿，腮帮子都是酸的，基本上可以算是重体力劳动。电视上常见为了促销而搞的吃辣子、喝啤酒、吞热狗之类的比赛，都是小儿科。我建议，搞一个吃油炸大豆比赛，既选出了最棒的大豆，也选出了最有劲的口腔，当然嘴里还不能磨出泡。

达坂城蚕豆

说到吃，只要经历过吃不饱、不够吃的岁月，都有一部辛酸史。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吃的历史。

“民以食为天”，大家见面问候一句：“吃了吗？”潜意识是，有吃就好，没吃悲惨。一个人有尊严、有人格，是不吃“嗟来之食”，就是能超越咕咕噜噜的胃，超越真空一样越来越强烈的饥饿——对我态度不好、口气不对，我就不吃！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就是君子。

过去说“江山社稷”，这“稷”，就是谷子，是“小米加步枪”中的小米，是五谷之首。小米被奉为“谷神”，与土神“社”，合称就是“社稷”。刚解决温饱、进入小康的同志，很容易忘记吃饭问题曾经是基本国情。不要小瞧了这吃，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还是“吃饭政治”。即使是现在，有了两个钱，很多地方还是“吃饭财政”。

我的记忆中，关于吃，那也是印象深刻。

兄弟多，团场口粮标准少，就多吃连队分的红薯。

红薯有多种吃法。入冬的时候，把红薯蒸熟，放进大筐里，再把筐子放在房顶冻着，下雪天，揭开油布纸，取一些馏一馏，这是一种吃法；红薯洗净，生切成片儿，晒成红薯干，吃的时候取一些，开水下锅，又是一种吃法；把生红薯埋在床下的沙子里，可以保鲜较长时间，到冬天，整条洗净，或蒸或煮，也行；保鲜到冬天的红薯，切成丝，炒了，像炒土豆丝一般，还可以当菜；至于蒸熟的红薯须子，晾晒透，再放进盛满热沙子的锅里，慢慢炒，炒到焦黄，散出香味，是炒红薯干；把红薯蒸出褐色糖稀，那是当时小孩最爱的美味，当然父母得有那个闲情雅致才行。

顺便说一句，人人称道的红薯粉条，就是平常讲的“河南粉条”，记忆中也是80年代初期，才流行起来。我估计，在“红薯当家”的时代，人们可能还舍不得用太多的红薯作粉条，这过于奢侈，不合算。红薯粉条，配点肥肉片和白菜帮炒，多放油，配上苞谷面发糕，很好吃。

后来，定居乌鲁木齐，一入冬，树叶落尽，雪花开始飘下来，满大街都是卖烤红薯的。架子车上放个铁皮筒做成的炉子，帅哥靓妹围着一堆黑糊糊的烤红薯，挑挑拣拣，吃到嘴黑。一遇此景，媳妇孩子喜欢吃，但我从来不吃。我恨红薯，一提起这个词，就心慌，好像又要备战备荒，胃里也开始泛酸水。

60年代出生的人曾经是“素食主义”者。

那个“素食主义”，不是今天这样因为“绿色环保”呀，“佛学素心”呀，“节食瘦身”之类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无奈，没有肉。时间长了，对肉陌生，好像不是人类的食物，会在潜意识里，把肉看成动物的尸体，很脏。对肉，我过去的记忆是这样：没吃过肉，对肉没概念。刚一吃会恶心、反胃。边吃边想，这嘴里的肉在活着的时候在地上乱跑乱拉、脏兮兮的样子。

记得也就七八岁，一次去一个附近连队河南老乡家。老乡盛情，居然有肉。一碗面条上，放一些白菜肥肉，反复力劝后，被逼无奈吃到嘴里，软不拉几，滑不溜秋，恶心极了，嘴不敢再动，膈应得要吐，压住喉咙，悄悄吐回碗里。知道肉是好东西，珍贵着呢，但就是发愁怎么消灭这几片耀眼的食物。想夹出来丢掉，怕人家说。于是，做贼一样，在大人讲话时，趁人不备，把那几个肥肉片用筷子夹住，悄悄塞进八仙桌的一个裂缝里。我估计，事后主人在拉开八仙桌抽屉时，会奇怪这珍贵的肥肉怎么会掉进抽屉斗里。

在新疆上大学时，有三样食物特别难忘。

一是食堂早饭时几分钱一块、麻将大小的红豆腐。

一块红豆腐、一个馒头、一碗玉米面糊糊，是我们每天走出梦乡、走进现实时深情的礼物。红豆腐代表副食，是经典，而且是“红色经典”。流淌着鲜艳的红汤水，被食堂大师傅从大卡盆里夹出来，放进我们白搪瓷缸子里，如同一轮红日，放在“天之骄子”们睡眼惺忪的脸前。而馒头带着小麦的香味，用大笼屉蒸出，软硬适中，饱满光洁。不像现在的馒头，白是够白，就是没味，吃多了胃酸，可能是种麦子的农民上了太多的化肥。而淡黄色的、如同荡漾一层金箔的、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糊，刚好覆盖、中和、淹没掉嘴里、胃里的红豆腐和馒头。

一个堪称完美的组合。

一个简约到极致，也牢固到极致的组合。

红、白、黄——淋漓红汤水的红豆腐、白中带点麦黄色的白面馒头、淡金色的玉米糊糊，像三句一节的抒情诗，可以刻在新疆大学学生食堂的门扉上，当格言、当警句、当座右铭。

如果有机会重回校园，我最想在学生还没有下课到达前，早一点溜进学生食堂，像过去一样，面对一排排放碗筷的架子，顺便挑一副大而干净的碗、筷，把这三样宝贝打上，无人打扰地独自享受。快吃完时，人流蜂拥而来，肯定有一个倒霉蛋，找不到自己的碗筷。

二是拉条子。

当时走校园南边的侧门，沿着围墙和一条小水渠，可以到三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友谊医院。就在侧门旁，有一个叫“拉条子”的饭铺。那个拉条子拉得之好，奠定了我终身对拉条子的情感，也让我后来终身抱有无法再得的失望和遗憾。

水渠上横架木床，木床上放一餐桌。水渠凉气驱夏日暑热，头顶柳叶婆娑好比空调。一盘拉条子上来，每一根面都是活的，晶莹透亮，筷子一挑乱颤。一盘拉条子8毛钱，快毕业时1块2。我从8毛吃到1块2，省一点，一两个星期能吃上一次。每年放完假，从农场回来，第一件事，吃上一盘拉条子，好像是看看饭铺还在不在，这才安心。后来毕业工作，去内地出差回来，一下火车站，等不及回家，先就近吃拉条子。

什么是新疆？从面食上说，拉条子就是新疆。

现在乌鲁木齐的拉条子，是江河日下。一根一根的面，都是僵的，不会动，而且面心发白，不知道是面粉的问题，还是面没醒好。只有在托克逊的路边店，才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但现在托克逊的拉条子，一大缺点是菜太油，往面里一拌，把面都糊住了，少了点油肉匮乏时代的清爽滑溜。有时间，我准备写一篇《拉条子赋》，好好讴歌一下亲爱的拉条子。

第三样，就是这油炸大豆。

好像是1983年、1984年，校园宿舍楼每到晚上学生们饥肠辘辘，“今夜无人入睡”。就有一些形迹可疑之人，抱着纸箱或蛇皮袋，一层楼一层楼地爬上爬下，兜售油炸大豆，几毛钱一小袋，惹得人人性起，迅速买来，拥被大嚼，吃完睡觉。

大豆、大豆，豆中之伟大者，也是我中华大地先民驯化的重要植物之一，被油炸过，耐嚼顶饿，犹如军中之压缩干粮，价廉而物美，有声有色又有味，陪我们度过多少个校园之夜。

这油炸大豆呀，滋养了多少青春生命——让人一下明白“蛋白质”这个新词，记住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最多的食物。后来各系各班突然兴起勤工俭学，积累班费，为毕业前夕的狂欢和享乐主义储备经济基础。于是，学生也卖起油炸大豆和温元凯鼓吹的赖氨酸面包。边卖边吃，以贩养吃，吃贩合一，一举两得。

当时，只把油炸大豆和胃直接对应起来。没有细想过，哪儿来的这么多油炸大豆？只隐隐冒出：不会是东北过来的吧，不是歌里唱过“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嘛。后来知道，东北大豆，实指黄豆。

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去吐鲁番，第一次看到大阪城，第一次见到大阪城这么多卖油炸大豆的铺子，马上想起新疆大学的油炸大豆岁月——忍不住要冒出一句台词：“我终于找到你了，亲爱的油炸大豆，你这个老练的游击队员，原来在达坂城这躲着呢！”

人对吃，总是记忆深刻，又恨又爱。

我们这些大腹便便的人，查一查出身，很多人暴饮暴食的恶习，居然是源于过去的不够吃、吃不饱、吃不好的历史，是历史的嘲弄和报复。在食物匮乏时代积累的对食物的渴望和热爱，又在食物泛滥的时代被食物打倒、谋害。在食物面前，我们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

直到现在，我对一个同学的记忆，是他在大学食堂吃炸酱面的样子：一大缸子炸酱面买来，眼睛就再也没离开过缸子。目不转睛，老马识途，七转八绕，在乱哄哄的食堂里找个座位。坐下，摘下厚厚的眼镜，埋头开吃。大有泰山崩于前、烈火烧于后而不改色、不动窝的执着专注。吸吸溜溜、连绵不绝，风卷残云般，吃光喝尽，才会接你的话，才会仰头长喘，一脸幸福灿烂的表情。因为急迫和激动，或者是炸酱面蒸腾的热气，额头上还沁出一些细小的汗珠——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或者整个过程，就这么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

多年不见此兄，再一见面，身形果然肥硕有姿，一副心满意得、心宽体胖的好脾气，身体好像花一样开放。让我暗想，得多少炸酱面才能浇灌出如此发育的生命。

达坂城，毕竟以歌名世。

流传最广的，是王洛宾改编的维吾尔民歌《达坂城的姑娘》，得自于一个马车夫之口，改编后不胫而走。克里木也有一首，旋律有所不同，叫《马车夫之歌》。两首歌都与马车夫有关，与路有关。

达坂城的姑娘

新疆的歌，与路有关。

新疆的歌，是大地上的歌，是路上的歌。

戈壁上、沙漠中、荒野间、绿洲里、山谷中......这歌，因寂寞而孕育，因孤单而诞生，因思念、忧伤、无助、疲惫、无聊——或者，就是想打破沉寂、打破虚无、打破地平线、打破无穷无尽的空旷......漫漫长旅中，一点、一点，积累的心绪和情感，终于塞满天地间，无法排遣，蓄积膨胀，不能不爆炸，不能不倾泻，不能不脱口而出。

心为情动，歌为心声，歌声为灵魂而响。

无歌——人要这嗓子干什么？

王洛宾的贡献，在于打通。打通不同民族民歌的“隔”，既保持了新疆民歌的地域特点、民族特点，又使这种个性、差异找到一个更大的接受美学的平台，使野百合也有春天，也能传遍全世界。

有人小瞧改编，小瞧编词编曲。其实，只有高手才能拨开云雾见青天，一下子找出其中的最好的乐句、闪光点，加以发展、延伸，流连忘返、一唱三叹。所谓“大学之道，见性明德”，用的是排除法。拭去尘垢、锈斑、皮壳，让美的晶体露出来，光彩照人。

高速公路修通后，公路从达坂城边上穿过。

再不见“达坂城的姑娘”，再不见油炸大豆。

达坂城风光

这几年这里发展旅游，打王洛宾牌，修了设施，也在高速路边竖起广告牌，招徕游客。但我一次未去，以目前之情形，少有人专为此而去达坂城。

这个地方要火起来，应该搞“达坂城歌会”，或者“达坂城民歌节”。

——此文选自韩子勇《在新疆》一书

（华文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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