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宋》:十一位人物让你体会宋代政治运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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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宋:他们的宋朝》
孙健 著
48.80元
ISBN:9787507551150
华文出版社 2019年5月版
本书以赵匡胤、赵光义、寇准、狄青、王安石等人为纲目,串联起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通过对人物行为的叙述及其前因后果的探寻,观照历史发展的变与常。本书不以解密、猎奇为意,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条分缕析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揭开熟悉的历史的完整面貌。作者专攻宋史,不空立论,言之有据,条理清晰,材料可靠,评价中肯。读完本书,你将对宋史有更全面、理性的认识。
作者孙健:北京师范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宋代政治史、海外汉学。著有《文献与学术:宋代典籍海外流传与欧美学界宋史研究》等。
宋——有人说这是又一个三国鼎立的时期,有人说这是南北朝历史的再现。“天可汗”荣光不再,以正统自居的宋朝两次亡于异族之手。宋太祖、宋太宗、寇准、狄青、王安石、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朱熹、史弥远、贾似道,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与体制结合在一起,在皇权的形态、士大夫政治、兴文抑武的国策、内政与外交的互动等层面,揭示着影响两宋300余年历史走向的因素。
目录
走出五代、底定帝国:宋太祖与宋太宗
一、皇位传递的“异常”与“正常”:陈桥兵变与烛影斧声
(一)陈桥兵变
(二)烛影斧声
(三)德昭与廷美之死:皇位传递回归“正常”
二、统一战争:由开疆辟土到守内虚外
(一)“先南后北”的策略
(二)底定帝国
(三)由开拓进取转向守内虚外
三、政权的稳固
(一)杯酒释兵权
(二)废罢藩镇
四、文治之风的确立
(一)“欲武臣尽读书”与“宰相须用读书人”
(二)文治政策的确立
结 语
宋代士大夫的先驱:时代转折中的寇准
一、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
(一)少年登科,得君眷顾
(二)任性凌人,难处同僚
(三)未终其事的定策之功
二、左右天子为大忠:澶州建功
(一)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
(二)左右天子,有澶州之幸
(三)定盟澶渊,开百年太平
三、专制自矜,宦海浮沉
(一)“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庶保终吉也”
(二)率性而行,到处树敌
四、危身奉上,佐国遭忧
(一)迎难而上,再回中枢
(二)行事粗疏,功亏一篑
结 语
兴文抑武体制的牺牲者:狄青
一、以文驭武统兵体制下的功业与界限
(一)投身西北,声名鹊起
(二)殃及池鱼:水洛城事件
(三)“奖用太过,群心未服”:以文驭武统兵体制的反弹与弊端
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兴文抑武国策下的武将们
(一)“虽古之名将何以加此”:平定侬智高之战
(二)“朝廷疑尔”:狄青的罢任
结 语
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王安石及其时代
独不能为君耳:宋徽宗与“靖康之难”
从恢复到偏安:宋高宗的南宋气象
太上皇-今上的政治格局:宋孝宗及其时代
走向学术中心:朱熹与道学在南宋的崛起
“天下之势,自安以趋于危”:史弥远及其时代
亡身危国:贾似道擅权与南宋的灭亡
序二
谈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有人推崇汉唐,有人主张明清,“积贫积弱”的宋朝显然不在候选榜单之内。不唯如此,在很多人心目中,宋朝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简直就是屈辱的代名词。然而与国人的苛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白乐日(Etienne Balazs)、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西方汉学家,却对宋代历史给予了很高评价。谢和耐注意到11—13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和学识方面的惊人发展,坦承在贸易、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欧洲都大大落后于中国。这种认识上的巨大反差,更使人们对如何看待宋代历史感到无所适从。
从长时段的视角看,宋代是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它是中央集权发展的里程碑,六朝隋唐以来的贵族政治被君主专制所取代。君主独裁政治下,皇位的传递是国家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于接续五代而立的宋朝而言,这一问题更有其特殊的敏感性和紧迫性。五代乱世,功利主义的盛行和“君权神授”观念的转淡,催生出“无人不思为天子”的社会心理;皇位传递观念也因客观环境的逼迫而发生改变,“国家多事,议立长君”成为时人的共识。宋太祖以“陈桥兵变”登上帝位,宋太宗继统也有篡位之疑,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五代传统的延续。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步入长治久安的轨道,无论是源远流长的家天下的传统,还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都在要求皇位传递从五代的“异常”回归“正常”。武功王之自杀、涪陵县公之贬死,是后人指摘太宗的两大失德之处,然而在道德批判的同时,不应忽略这两个举措背后的必要性,宋太宗在新的历史关口,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扭转了五代皇位传递的“乱象”,推动了历史的转折。从宋太祖、宋太宗身上,折射出当事人走出五代、迈向治平的挣扎与艰难。
北宋末到南宋初,皇位传递出现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由于禅位而形成的太上皇-今上的二元结构。正如杨万里所说,皇权“非可共理之物”,这一结构带来的不是权力的转移,而是皇权的分裂。它给现实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徽、钦二帝间爆发尖锐冲突,错失出幸避敌的时机,父子双双沦为阶下囚。高宗的干预极大地削弱了孝宗的权威,孝宗不时感受到来自臣下的轻忽,在潜意识的作用下也偶尔流露出对皇权受到侵夺的不满。太上皇和臣子从两个方向挤压着孝宗的帝王心理,他既要突显自己的存在,又对大臣充满不信任,因此宁愿事必躬亲,也不以责任臣下。当孝宗想把类似的权力结构再移植到他与光宗的关系中时,再次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光宗拥有更强烈的独占皇权的意识,在他心中,来自孝宗的压力,他自己要求独尊的意志,李后的挑唆,儒家伦理规范,数种力量一直处于激烈交锋中,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孝宗与光宗的父子关系,终因太上皇-今上的权力结构而被撕扯得四分五裂。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是文武关系的失衡,武夫悍将左右政局,文教大衰。宋太祖奠定“文治”的政策导向,宋太宗进一步“兴文教、抑武事”,大量通过科举出身的文臣进入仕途,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寇准是宋朝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士大夫的代表,他敢于挑战皇权,“左右天子”,其担当意识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正因有类似寇准这样的榜样作为先驱,宋朝士大夫才理直气壮地说出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豪言。王安石把宋代士大夫政治推向高峰,但他所主持的变法也使士大夫集团分裂为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彼此间的争论愈演愈烈,终致互相倾轧。哲宗、徽宗两朝政治为朋党之争所充斥,数十年间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治国之政付诸实施。及至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秉政,权相政治几乎贯穿南宋政权的始终,南宋的政治生态日趋恶化,其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
若以士大夫的自由度而言,宋代不但远超之前的汉、唐,也为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所不及。思想的自由带来学术的发展,宋代士大夫不满汉唐学术章句训诂的刻板僵硬,认定能超越汉唐注疏,直接把握古代圣贤的“文”与“道”,他们向经典寻求治世和思想精髓,义理之学应运而起。宋代学术纷繁瑰丽,北宋的荆公新学、温公学派、洛学、蜀学、关学,乃至南宋的湖湘、金华、永康、永嘉学派等,相互辩难,推动中国学术走向另一个巅峰。诸多学派中,仅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以朱嘉为代表的道学显然超出同侪。道学群体并非完全专注于学术,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和社会使命,朱熹及其同道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其个人命运随政局变化而起伏。经历了诸多动荡挫折,道学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朱熹也成为道学的象征,曾经歧出多元的道学转变为程朱理学,不但奠定了尔后六七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而且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建设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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