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刘庆柱：考古的核心是找到我们的文化基因
【核心提示】考古和收藏不一样，收藏一般是收藏器物，而且对于器物的品相看得十分重，它们甚至决定收藏品的贵重程度。考古是科学研究，是利用考古发现资料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研究中国人、中国的历史至关重要。因为这是通过考古学来“寻根”，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国5000多年悠久、不断裂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基因，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科学基础。
刘庆柱、李毓芳在整理、研究出土骨签
文汇报：刘先生好，首先祝贺您获得“人类学终身成就奖”！我们知道，您和夫人李毓芳老师现在还奔走在考古一线，整理重要的考古资料。听说您最近在整理未央宫出土的骨签，可以介绍下相关情况吗？
刘庆柱：我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长安城遗址骨签考古研究”的负责人，这批骨签是1986年9月至1987年5月，我和我老伴儿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发掘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时发现的。骨签以动物骨骼制作而成，其中以牛骨为原料的占绝大多数。
其实这书早在1989年就答应做了。新世纪之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华书局都在王府井大街北部，两个单位斜对过，1989年，中华书局副总经理邓经元找到我，希望我们出版一部骨签研究整理的书，我说没问题，但需要点时间，因为骨签量太大，总数有6万多件，其中有刻字的骨签有5.7万多件，一个就六七公分长，上面的字大多是微雕的。这些骨签是李毓芳负责一枚枚清理出来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骨签的释文工作基本做完了，但还有骨签文字类编、图版制作、文字模本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为了及时让学术界共享这批重要考古资料，我们在199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收录、公布了400个典型骨签的释文与部分图版。2004年，我们在日本又专门出版了《汉长安城骨签书法》，将此前考古报告中骨签涉及的大量彩色照片、模本等予以发表。2014年初，我刚病愈，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来看我，又聊到这部书的出版。我记得他给我抱来一部2013年刚出版的修订版《史记》，我说我绝对向司马迁学习，一定弄完。现在已经开始看《骨签》第一校稿了。这书有80卷，8开本，可以说这是我考古学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也可能是目前国内考古研究报告中部头最大的了。
文汇报：您能介绍下这批骨签当时的出土情况吗？
刘庆柱：这批骨签是在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里发现的。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首都，未央宫是都城皇宫，这个遗址就在未央宫西部偏北，西距西宫墙105米，东距未央宫大朝正殿前殿基址880米。根据这个位置，我们判断这批骨签应该属于西汉皇室遗物。
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是一个大型院落遗址，院落四周有院墙，院落东西长133.8米，南北宽64.6米。院落东西居中的地方，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渠，将院落分为东院和西院。东院东西长57.2米，南北长64.6米；西院东西长73.2米，南北长64.6米。东院和西院南部中间，有一门道相通。东院和西院之内，各有南北平行排列的两排房屋，两排房屋的南边各有天井、回廊。从我们在东院和西院的南排房屋遗址北侧发现的楼梯遗迹推测，这些房屋本来可能是二层楼房。
第三号建筑遗址中的房屋排列整齐，形制相近，除了“门房”、“传达室”一类建筑外，其他房屋面积都比较大。最大的房屋室内面积215.04平方米，最小的房屋室内面积109.2平方米，这样一个空间显然不是人们的居室。后来我们在院子四周与房屋门口附近发现了一些铁蒺藜、戟、铠甲等兵器，证明这是个守卫森严的地方。也就是说，未央宫三号建筑遗址不是属于生活起居的建筑遗址，而是官署建筑遗址。
骨签出土的地方，就在房屋之中或房屋附近，主要分布在房屋的墙壁之旁。我们推测骨签原来是放在靠墙而立的架子上，后来架子倒了或者着火了，这批骨签就整个坠落下来倒在墙边了。
文汇报：这批骨签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批真正的国家宫廷档案”，它作为档案的属性当时是怎么确定的？
刘庆柱：这批骨签到底是什么，当时确实出现过争议。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批骨签就是国防工办的档案，或者说国家军工生产档案。
刚刚发掘出这批骨签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骨饰”，感觉可能是装饰品。李毓芳后来除去骨签表面的钙化物，发现表面刻画有文字。因为骨签长期埋在地下，土中的钙被水溶解后，附着在骨签表面，骨签之上的刻文就被遮盖了。我们弄清了这个情况之后，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用醋酸处理溶解骨签表面的钙化物。这个工作真是挺难做的，因为要想去钙，醋酸浓度大了，字就都给腐烂了；醋酸浓度小了，钙又去不了，骨签之上的刻文还是看不到。等我们清理整理完5万多片骨签以后，对骨签刻文有了基本了解。1989年，我们向社会与学术界公布了这一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予以报道。考古新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头版是很少见的，尤其当时还在两会期间。我记得3月3号是全国政协会议、3月5号是全国人大开幕式，3月4号我们上了头条，当时影响挺大的。
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骨签是档案呢？有几个原因。西汉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简、木简和帛书。选用坚硬的动物骨头刻文，书写其实要困难得多。骨签刻文细微，这又远比一般书写难度大。而且骨签形制基本相同，为长条形骨片，骨签大小相近，一般长5.8至7.2厘米、宽2.1至3.2厘米、厚0.2至0.4厘米。它的上、下端加工成圆弧形，一般上端比较尖。骨签正面上部磨光，长3.5至4厘米、宽1.5至2厘米，字就刻在这上面。一般档案用量很大，根据收藏需要必须“微型化”，就是用最小的体积储存最大的信息。在西汉，如果用5万多片竹简写材料，那得放多大地方？再说，作为档案资料，骨签比竹木简更能满足长期保存的需要，我们从骨签刻文年号看得出它的年代延续了100多年。还有一点，这些骨签是分类放置的，各房屋遗址出土骨签刻文内容不一样，有的集中为“河南工官”，有的集中为“南阳工官”。
据此我们归纳骨签有五个特点：一是分门别类存放，二是收藏时间长，三是骨签刻文类似“微雕”，四是骨签质地坚硬，五是骨签放置房屋及院落防卫特别森严，这些都构成了骨签作为档案的基本条件。这样数以几万计的骨签集中的有规律的放置于未央宫第三号建筑中，显然是国家或皇室的有意收藏，骨签上的内容又与中央、皇室有着直接关系，应该属于中央、皇室档案。
文汇报：回顾您1972年从业至今的考古工作，您最满意的项目是哪个？
刘庆柱：我考古工作中比较满意的项目，除了上面所说的未央宫骨签之外，另一个就是阿房宫遗址考古研究。
文汇报：是因为最后发现阿房宫没建成吗？“文汇学人”去年6月12日刊登过李毓芳老师的讲演稿《阿房宫：没建成，也没被火烧》，认为人们后来看见的、所认为的阿房宫遗址，是阿房宫前殿的夯土台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火烧阿房宫”，项羽烧的其实是咸阳宫。
刘庆柱：存没存在过倒无所谓，阿房宫这个项目让我满意的地方，在于解决了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认知，它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使用历史文献，如何更为科学地研究历史，探求历史真谛。比如对于历史人物秦始皇，古今许多学者在他们的历史研究著作中，不能科学地正确评价。汉代学者贾山、刘向的文章，汉魏的《三辅黄图》，唐代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等，当代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等，甚至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一提到秦始皇就给他造了几个罪名，一个是修长城，一个是修阿房宫；再制造两个偶像，一个是孟姜女“哭长城”，一个是项羽“火烧阿房宫”。实际不是那么回事，长城不是孟姜女哭倒的，她哭的是齐国长城，
这个顾颉刚先生早做过考证。关于“火烧阿房宫”，从古至今似乎已成定论，还有个家喻户晓的刘晓庆主演的《火烧阿房宫》，搞得阿房宫成了秦始皇暴政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证了。杜牧写《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但他的写作目的是警告晚唐时期的皇帝，因此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其实他是以古喻今。后来《文史知识》让我写一篇《观念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就说观念的历史跟历史的真实还有一点距离。
文汇报：公共考古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以前考古大部分是全部完成后向社会公布报告，现在不少是边发掘边报道。人们的关注度高了，也产生了别的问题，您怎么看类似曹操墓、海昏侯墓未完先热的问题？
刘庆柱：我们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物质生活提高了，就开始关注文化了，这是好事。公众关注考古，说明公众需要。而且考古本来是国家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部分，考古发掘与研究是用纳税人钱进行的科学工作，公众有权利享受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曹操墓不是我主持考古发掘的项目，我之所以被“卷入”“曹操墓文化事件”，是因为当时河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在曹操墓考古发掘进入后期阶段，他们知道我是长期从事古代帝王陵墓考古与秦汉考古学研究的学者，请我去考古发掘现场考察，听取我的意见，并参加关于曹操墓考古发掘新闻发布会。我是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结合这方面考古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作出严肃认真的科学判断，明确指出当时已经取得的考古成果完全可以确认安阳西高穴古代大型墓葬就是曹操墓。对于在社会上造成的关于真假曹操墓的大辩论，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有些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其中一些人的言行是令人费解的。有的人把这样一个问题复杂化，把曹操墓的争论与所谓的“诚信”联系起来，显然是把学术问题社会化。更有甚者肆意利用媒体诬陷栽赃，什么新闻发言人受贿、当地领导挖筑假墓搞旅游、谎称曹操墓出土“石牌”是南阳制作的假文物等等。近来河南洛阳考古新发现的曹魏时期大型墓葬，又出土了数以200多件的“石牌”，它们与几年前曹操墓发现的“石牌”一模一样，这进一步证明了曹操墓出土“石牌”的真实性。现在曹操墓高陵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曹操墓被《人民日报》评为年度“十大文化事件”之首，“曹操墓事件”最终证实中国考古学是值得信赖的。我们会从“曹操墓事件”中吸取经验，继续鼓励及时公布考古成果，与公众分享。考古队员在该决断的时候要决断，但是我反对在认真的、科学的论证之前，为了增加舆论炒作，把一些所谓的“结果”对外公布。
类似秦始皇兵马俑，可以让群众看到发掘过程，一方面普及知识，一方面等于也宣传了这个项目，但在宣传的时候要坦诚，懂多少讲多少，而且用群众的语言把它讲出来，让群众能听懂。我认为凡是讲得群众听不懂，就说明自己没弄明白，或者是需要提高表达能力。
其实公众考古不是现在才有的。上世纪6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参加田野考古实习时，每次考古发掘结束，我们都在当地村子里人多的地方，拉几块床板，放几个凳子支起来，把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展览出来，给农民宣讲。我想，一是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进行考古工作，有必要告诉大家我们做了些什么；二是通过宣传，老百姓也知道了自己这片地方的历史，增加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并对家乡的历史和文物自然而然地感到骄傲，从而增强保护文物的自觉性、责任心。
文汇报：您在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有着多方面创新，并且为“安阳殷墟”、“丝绸之路”、“中国大运河”等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了积极贡献。您如何看待一些遗址在“后申遗时代”面对保护和开发博弈的情况？
刘庆柱：保护和开发的矛盾是全世界的问题，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这对矛盾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加入世界遗产组织，几十年来，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现在中国各地已经形成了“申遗热”。
各地在“申遗”的时候特别积极，特别是当地政府，有些人实际上把它当作一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活动，以“申遗”为名，行开发旅游之实，招揽游客。当然，促进旅游业发展无可厚非，因为有“世界遗产”这个牌子，游客肯定多了，旅游收入也会增加。但是，“申遗”的初衷应该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而不是为了给文化遗产“涂脂抹粉”、“整旧如新”，甚至在文化遗产本体上“画蛇添足”。
最早做“申遗”的时候，我们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在拆，把周边影响文化遗产本体的东西拆掉，大量的经费用在拆上。文化遗产本体与周围环境，至少在大外观上要协调一致。但是有的地方申遗成功后，又开始弄出新的违规建筑，有的为了招揽旅客，搞了破坏风貌的设施。比如一些世界文化遗产单位进行索道建设，索道不是不能装，但是不能影响整体环境。文化遗产的附属建设必须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前提。
文汇报：现在以“遗址公园”为名的建设项目不少，您支持根据文献和考古情况对一些遗址进行原址重建吗？
刘庆柱：这不行，不能在遗址之上修建没有充足科学依据的“复原建筑”，那样会造成对文化遗产的“误读”。遗址公园的重点不是在于“公园”，是在于“遗址”，就是把遗址区和它相邻的重点保护区、遗产保护区、控制地带等通过规划予以保护，保护遗址本身也是保护人类考古科学研究的资源。
我不主张原址复原。像唐代大明宫遗址发掘之后，考古学家可以了解遗址基本平面结构，如房屋、门道、柱网分布等等。但是具体的门什么样、房顶什么样，我们曾经请建筑历史学家去复原，10个人做出来10个样子，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是对的，也可能一个都不对。土木结构建筑成为遗址之后，基址之上的建筑遗存大多不复存在，因此人们很难知晓宫殿、房屋建筑遗址屋顶等形制，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赞成搞古代宫殿遗址复原，这在世界考古学界应该形成了基本共识。要搞复原也可以，但不能在原址之上，要在其他地方。古代建筑遗址展示，可以在原遗址之上垫50公分厚的的隔离土层，再在上头按原来挖出来的尺寸做个同样比例的遗址复原。
文汇报：请问这些年考察、了解的国内外考古项目，给了您哪些新的启示？
刘庆柱：考古和收藏不一样，收藏一般是收藏器物，而且对于器物的品相看得十分重，它们甚至决定收藏品的贵重程度。考古是科学研究，是利用考古发现资料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研究中国人、中国的历史至关重要。因为这是通过考古学来“寻根”，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国5000多年悠久、不断裂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基因，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科学基础。
为什么叫中国？中是相对四方而言的。中古或者说秦汉以后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好像都是野蛮民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最早中国人认为中国是由“中”（即“中原”、“华”）与“诸夏”组成的，因此也称“华夏”，“华”可以理解为“中”，“夏”就是周围。中国古代的国王、皇帝“择中建都”，都城建在“中原”，但是这些国王、皇帝，大多不见得就是中原人，比如秦始皇是陕西的、刘邦是徐州的、李世民是陇西的，但是不论来自“诸夏”何地，他们都认同中国。中古以后，中国的“中”之理念有所改变，女真人从黑龙江的金上京迁都至北京，营建了金中都，其理由是作为中国北方族群的女真、蒙古等族群，他们认为北京建都就是“择中建都”，他们同样继承着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传统。
文汇报：现在有哪些遗存特别能反映我们延续不断的文明，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基因？
刘庆柱：考古学是一个实证学科，要找证据，找物化载体。我认为这个载体就表现为国家的都城、帝王的陵墓以及文字、金属器、礼制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文化、社会主导文化，维系着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进程。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国家的认同，中华文明由此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长达5000年的不断裂的文明历史。
从考古学来说，国家文化的载体是都邑、都城。都城是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都城是国家历史的缩影。《吕氏春秋》说“陵墓若都邑”，因此帝王陵墓是帝王都城的缩影，由此构成了中国的都城与帝陵的二元文化。古人常说有阴阳二界，我们要了解、研究帝王陵墓，它是活化石。我们应该从都城和陵墓两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物化载体。
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由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组成，王国时代二者共存，形成国家的“二元政治”。进入帝国时代，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国家就变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了。这从都城布局形制可以一目了然：王国时代，都城的宫城之中，宫殿与宗庙东西并列分布。帝国时代，宗庙被安置在宫城之外、都城之中，宗庙与社稷分别安置在宫城之外的东西两侧，形成了大朝正殿居中的“左祖右社”格局。大朝正殿被置于宫城中央，形成其在都城的“居高”、“居前”、“居中”的特点。从北魏洛阳城开始形成都城的中轴线，使大朝正殿、都城中轴线所反映的“国家至上”文化达到极致。我们现在看故宫，太和殿就是皇帝的大朝正殿，这个殿前头不允许有任何宫殿之类建筑，皇帝大朝正殿之前只能有门，太和殿之前就是分别为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这套制度不是清代自己发明的，是从汉唐以来历代王朝都城所沿袭使用的，而且无论中国古代哪个民族的人当了皇帝，这套制度都基本不变。故宫延续的是明皇宫，明皇宫延续的是元大都，元大都是延续的金中都、金中都延续的宋开封城、隋唐长安城、北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又是在曹魏洛阳城上建的。至于都城城门“一门三道”制度，我们从明清北京城可以上溯至西汉长安城，再追溯其历史可以到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它的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的院落南门就是“一门三道”格局。
文汇报：在您看来，您这一辈的考古学者和李济先生、夏鼐先生等前辈比，与新一代考古学者比，各有什么特点？
刘庆柱：和上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科学研究工具更发达，方法更先进。比如从古代典籍检索一个历史问题，可能前辈得用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但是现在我们有电脑，用几分钟就能检索出来了。再比如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不管是无人飞机的使用，还是年代学的鉴定方法，都比以前有发展，这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
我们的不足，我认为主要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方面，不如老一辈学者。当然这也难免，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人类知识积累也在不断扩大，我们与前代学者的学术环境比较，可以说当今是信息爆炸时代。还有一点，老一辈的学者，不少是学贯中西的。那些早年出国留学的人，不是为了去国外拿个文凭，也不是为了简单谋生，更不是为了多挣钱，他们大多数是想学完知识回来报效祖国、发展科学事业的。老一辈学者对国家、民族的家国情怀值得我们学习。
跟下一辈比，他们的长处很明显。他们接受新事物很快，改革开放后又有条件出去，像我们这辈大多没什么机会出去看看。我们比下一代有优势的地方，我想应该是我们在田野上待的时间长。因此田野工作，尤其是考古这方面，相对而言还是我们这一辈更强一些。
原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考古的核心是找到我们的文化基因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