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理性看待国际关系预测
预测是人们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热切期望，但国际关系研究长久以来却难以走出“预测困境”。远者如冷战结束，近者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等诸多国际重大事件，学界都留下了不尽如人意的预测记录。面对人们对国际关系预测日益旺盛的需求，近年来，预测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围绕预测研究引发广泛争论的若干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
在分析国际关系预测失败的原因时，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解释是，不同于宏观物理世界，高度不稳定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
这是否意味着国际关系根本不具有可预测性？国际关系预测只能是乌托邦幻想？
“国际关系的规律性是预测研究可能性存在的基础。”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陈定定认为，国际关系虽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复杂内容，但其发展和演变并不是随机的、无序的。从宏观来看，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从具体来说，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它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卢凌宇在分析预测的范围与限度时表示，美国布朗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布莱思把政治世界分为三个层次，分别符合高斯分布、泊松分布和帕雷托—列维·曼德布洛特分布，其随机性依次越来越高。在第一个层次，关于被预测事件的信息很容易获取，事件历史的数据往往呈正态分布。在国际关系中，成熟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为，大致属于这个范畴。在第二个层次，事件有明显的随机性，虽然可以搜集到详尽的历史数据，但观察不到事件的真正决定性变量。战争、恐怖袭击就属于这类事件。在第三个层次，数据呈现高度随机性和易变性。研究者做再多抽样也无法预测，因为样本分布不提供可供追踪的线索。对过去知道得越多，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就错得越离谱。全球经济走势就属于第三个层次。
在卢凌宇看来，国际关系预测成功率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所预测事件在本质上属于上述哪个层次。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的小部分事件有可预测性，第三个层次的事件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国际关系预测专家有必要沿着布莱思开辟的路径，对包罗万象的国际关系事件进行类型学划分。”卢凌宇说。
在分析国际关系预测研究可能性的基础上，对预测必要性的认识也需进一步厘清。
长期以来，鲜有国际关系理论对预测予以足够重视，有学理支撑的具体预测也并不多见。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功能是解释而非预测。卢凌宇表示，理论是信息简约化的工具，追求解释力尽可能强的理论一定要尽可能简约。而为了成功实现预测，要求在理论模型中纳入尽可能多的变量，这与理论的简约性原则背道而驰。
尽管卢凌宇并不认为预测是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承担的功能，但他也认同国际关系理论对于预测不可或缺。他说：“在建立预测模型时，判断哪些变量应该纳入，哪些变量应该排除，就得借鉴此前得到较为普遍接受的理论研究成果。”
陈定定对于理论预测的态度则更为积极。“从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角度看，预测是完善理论和学科体系必经的一步。”陈定定表示，自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围绕国际格局变迁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转型等问题展开了诸多争论，要想更加全面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是必然趋势。不能因为一种理论没有成功预测某种经验现象的发生，就仓促否认它的适用性；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理论预测科学性，大力加强理论预测研究，形成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
如果说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认识尚存分歧，对国际关系政策研究中预测的必要性则形成了普遍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进认为，预测对于专注于理论研究的学者并非绝对必要，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但对于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来说，预测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应当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预测是检验政策研究质量的重要标尺。敢于作出明确预测，是政策研究者的美德。”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表示，目前政策研究中常见的现象是，为了追求“无懈可击”，要么囊括事态发展所有可能性，不提供可证伪的倾向性预判；要么事后追溯、总结，罗列事件发生的若干原因。诸如此类的研究很难真正提高政策研究水平。
将预测作为合理的研究领域，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预测准确性？
在卢凌宇看来，改善技术手段是成功预测的重要前提。信息、信息加工能力以及预测技术是影响预测准确性的三个技术性因素。近年来，预测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变成热门话题的一个重要导因，就是大数据的兴起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他表示，在可预测的国际关系世界中，预测的准确度有望因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应用得到提高。
陈定定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可以从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借鉴和吸收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不断丰富预测研究方法。二是建立国际关系预测数据库。不仅需要覆盖国际关系中重点、热点问题预测案例分析，还需要对一个国家具体的外交政策或行为建立数据库。三是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手段。在建立完备的预测数据库后，利用机器模拟国际关系的复杂演进过程，进行国际关系中的情景建模与逻辑推演，或将进一步提高预测准确性，为传统国际关系预测提供新思路。
徐进认为，在不断研究和创新预测方法的同时，学者更要提高预测胆量和意识，有关部门也应支持学者进行与预测相关的课题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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