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传健：审慎借鉴 立足本国——美国高端智库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从生产政策主张到传播公共话语再到介入决策过程，美国智库已经内嵌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社会文化心理之中。我国智库建设可以借鉴美国同行构建全球人才网络、专业传播思潮产品等做法，着力为21世纪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不断增强智力产品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和介入能力，更好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同时，美国智库与我国新型智库面临的历史语境和国情背景不同，不可简单复制美国智库的经验机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具有意识形态和党派倾向的“独立”“透明”等话语要批判审慎对待，防止落入其话语陷阱。面对复杂变化的全球思想市场，我国智库要主动参与全球思潮竞争与治理，要及时、专业和高效地辨析信息洪流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哪些是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积极为决策者、媒体和公众提供“易消化”的智力产品。通过智库外交把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传播给国外同行，扩大受众与影响，增进中外知识界、政策界交流与共识，降低产生战略误判的风险。
美国智库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广为人知也是智库学者津津乐道的“没有学生的大学”。这类智库标榜不持政治立场，自诩独立透明，其资深研究员一般为特定领域具有较强话语权的专家或前政府高官，如布鲁金斯学会、亚洲协会等。第二类智库主要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资金也主要来源于政府支持，如兰德公司。第三类智库具有鲜明的党派属性和意识形态倾向，经常主动参与政策辩论，如传统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等。
美国智库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已经是国家政治体系和社会文化心理的一部分。美国普通民众对智库发挥决策咨询作用已经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之间动态的相互流动，即所谓的“旋转门”机制，为智库提升影响力带来了极大便利，因为智库具备了与政策沟通的直接通道。此外，美国高端智库具有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与动态的研究人才网络，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路径与模式来影响决策。专业研究人员生产或制造研究观点与政策主张，通过公开发布、媒体合作、开放公众活动、为相关部门或“局内人”提供直接咨询等途径积极传播其政策话语，并随国内外时事发展动态变化及时调整，提出新的应对方案，从而主动介入决策议事、公共媒体与大众视野之中。
美国智库对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制造、传播与介入三个层面。
首先，美国智库延揽人才的机制多样、灵活、高效。人才是制造话语的第一生产力。老牌智库的研究基金项目面向全球招揽人才，这些为期一至三年的项目由本领域权威的资深研究员提供指导，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职业发展经历，对于青年人才具有极强吸引力。一些新兴智库专注于某些特定领域，通过博士后项目、与大学合办面向青年学生的主题研究营等，也积累了研究声誉。通过“旋转门”来到智库的国内外前任高官，成为了智库最为重要的人才品牌之一。
其次，智库具有对外宣传沟通的专业行政团队，负责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推广其研究成果和公开活动，以及与参与决策的“局内人”打交道。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种思想潮流相互碰撞、相互竞争，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思想市场。研究者及时关注国际、国内局势发展，用“可消化的”语言精准传播给目标受众。如外交关系委员会平均每天都有研究人员在传统主流纸媒上发表专栏文章，其宣传部门每年安排超过1000人次接受各类媒体访谈，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一场以上的公开或闭门活动，如名人演讲、圆桌会议、研讨沙龙、新书发布等，就热点事件或政治话语积极发声。
此外，智库主动介入决策咨询。“介入”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影响政策变迁的机会窗口，何时介入、以何种方式介入取决于具体的议题，不同智库的介入程度和效果也会大不相同。历史上许多美国智库的观点主张成功影响了政府决策和国际政治话语。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办了一份《外交事务》杂志，二战后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的“遏制”理论、20世纪9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都是首先发表于这个期刊。21世纪初全球发展中心提出的“预先市场承诺”（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融资机制，通过激励私人部门参与疫苗研发，为欠发达地区儿童肺炎防治和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但“介入”也并不总是符合预期，尽管许多美国智库都呼吁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但美国民众对于全球变暖的认知仍然呈现两极分化状态，政府态度与政策也前后迥异。
美国智库与中国智库面临的政治语境与历史背景不同，不能简单复制或照搬美国智库的运行机制与介入经验，对其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话语更要审慎看待。
第一，应审慎对待美国智库话语。美国智库在其公开的文案材料和网络宣传中，几乎都标榜其具有“独立性”“透明性”等。一些美国学者甚至宣称，智库应该具有“四非”特征，即非政府、非党派、非意识形态、非营利。然而，通过深入了解，即便是美国智库学者自身，也承认美国智库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非独立性。新美国（New America）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一个偏自由派和民主党的智库，2017年由于解雇了一名批评其“金主”的研究人员，引发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于美国智库研究成果受到捐赠者影响的大幅报道。此外，对于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的智库排名，不少智库学者也持谨慎态度，一些学者建议应参考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排序，后者“可复制”，因而更加“透明”。
第二，主动参与全球思潮竞争。中美两国智库所面对的全球思潮市场中，既有致力于追求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好的“商品”，也有鼓吹民粹主义和所谓“普世价值”的有害的“商品”。面对复杂变化的全球思想市场，智库一方面要主动建言与阐释党和政府的政治话语，对于市场中的海量信息，智库必须足够及时、专业与高效，从而批判地辨析信息洪流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哪些是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另一方面，中国智库必须体现中国自身的风格气派，以新定位、新机制、新模式参与全球思想竞争与治理，通过严谨详实研究，及时反映国际、国内动态，勇立思想潮头，高质量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会长史蒂芬·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认为，习近平主席善于通过讲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与中国主张，在国际舞台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国智库在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角力中，要主动学习这种语言艺术，也可借鉴一些美国同行的说话风格，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加富有情感、更加打动人，让海外普通民众易于接受。
第三，借助智库外交降低误判风险。随着国际局势与思潮竞争的演化，中美智库之间深化交流与沟通更显必要，智库外交会在中美“二轨外交”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两国智库外交一方面把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传播给国外同行，扩大受众；另一方面是两国知识界、政策界交流，有助于双方增加共识、减少误解，降低出现战略误判的风险。与经过“旋转门”的美国智库学者深入沟通，帮助中美双方政策界人士在战略层面加深了解、求同存异；与更多的机构建立联系桥梁，达成合作意向，为进一步深化中美两国智库之间的交流打下良好基础。
笔者针对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突出主责主业，勤于调研，广纳人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生产政策建议类产品及引领公共话语，要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尽力确保建议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要在体制机制、人才配备、激励评价等方面探索创新，为组织实施调研和吸纳优秀人才提供更加有利的制度保障。可以进一步研究美国智库设立研究基金吸引全球人才的做法，探讨在国内有关智库试点试行的可行性。
二是坚持以我为主，广泛传播，共享资源。国内智库已经越来越重视研究成果的对外交流与沟通，但囿于种种原因，其专业化、国际化水平还有待提高。例如，国际问题研究成果较少传递到国外主流媒体上。可以考虑借鉴美国高端智库发布年度报告的做法，收录智库的代表性研究和重要观点，以备国内外研究者查询。
三是加强智库外交，创建平台，引领思潮。智库是专业化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基于深入、系统、科学、精准的研究，通过制造、传播和介入为决策层贡献智慧与良策。21世纪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正面临发展机遇期，积极开展智库外交，增加中外智库沟通与合作，有利于实现为我所用，从而在全球思想市场上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引领话语方向。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