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路 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

摘 要:利用CGSS2005年、2015年的对比数据,从认知、情感性评价和行为倾向三个维度,以一致性、不均衡性和极化三个假设为分析工具,探究21世纪以来中国人社会态度变化的状况和趋势。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社会态度整体呈现出一致性的变化趋向,自我认知中幸福感提升明显且群体间差异缩小,情感性评价方面社会公德感和政府满意度在提高,行为倾向方面公众的政治参与和行为开放性也都有所提升;社会态度的极化现象在中国并未出现。与一致性趋势相伴随的是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社会态度的差异化变迁。

关键词:社会态度 一致性 差异化 社会结构

作者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王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一、问题与背景

改革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 “转型社会”的概念日益成为学术界和社会流行的基本概念。转型不仅发生在经济协调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等领域,也出现在文化观念领域。因此,伴随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迁,一种创新的文化转型概念应运而生,它关注的是中国人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由社会连接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一种主体意识的转变。而社会态度(social attitudes)研究关注的正是文化观念转型在中国人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投射。

社会态度研究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的重点关注领域。与近年来国内日益兴起的社会心态研究不同, 社会态度的研究对象,一般是指社会大众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评价及行为倾向的心理状况。社会态度侧重于对事物的情感性评价,因而有着更强的行为倾向性,从而更加直接地与社会行动相关联。从研究脉络上看,社会态度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关注的焦点问题。

社会态度的研究不同于一般价值观研究。在文化观念的意义上,价值观是明确的、系统的和相对稳定的深层次社会观念;而社会态度则更多属于情感性的、潜在的和分散的社会观念。在文化观念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中,不仅需要关注价值观的变化,同时也需要关注社会态度的变化。罗伯特·劳尔(RobertH Lauer)曾对社会态度研究的意义做了如下概括:第一,社会态度会影响多种心理进程,包括认知与学习,任何与现有态度相左的内容将更难被学习或是留存。第二,社会态度作为一种生态学变量,是理解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社会态度对于行动的影响过程包括情境定义、个体认知以及参照群体,因而社会态度变量将宏观背景与微观行为联系起来。第三,社会态度可以作为一些社会行为的促进或阻碍因素而存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社会态度以社会结构为支撑,可能会成为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进程的促进或阻碍力量。因此,社会态度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行为,而社会实践行为的变化也会造成社会态度的转变,二者之间相互关联且彼此影响。

社会态度的变迁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态度既是社会变迁的潜在但现实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潜在及现实的动因。相对于价值观念和情绪体验,社会态度更具有社会“晴雨表”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分析和测量社会变迁趋势的重要工具和指标,另一方面,对作为“民意”体现的社会态度的分析可以服务于政策、法律的实施,对于把握社会思想动态、推进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已有相关研究基本上直接针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且大多局限于对一些特定群体社会态度的探讨,如农民工群体、城市中等收入群体、青少年群体等;或是针对某些具体的社会价值观领域,如政治价值观、社会公平感的讨论。大部分研究缺乏某种理论分析框架,因而议题相对分散,结论莫衷一是,无法形成对社会态度的系统认识;即使是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其资料也基本属于“截面数据”,而无法揭示社会态度的变迁趋势。

社会态度的取向或内容多种多样,影响社会态度变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因此,社会态度的变迁呈现出某种复杂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基于发达社会的社会态度变迁研究,在形式上将社会态度变化的趋势大致总结为三种基本模式。

格伦于1967年最先提出了社会态度变化的大众化/一致性假设(massification hypothesis),即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态度与行为方面的差异性将随现代化的发展逐渐缩小。这一假设基于现代化过程的一些基本要素,如大众传媒的发展、教育的标准化、地域流动与垂直流动率的提高以及农业比重的降低等,认为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增进了不同人群间的交流,导致人们之间的相似性增强而异质性减弱,因而社会态度呈现出同质性的变化。

这一观点提出后很快就受到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挑战。与一致性假说相对应,不均衡假设得到更多的支持。不均衡假设强调社会结构在社会态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也被称为结构性假设,该假设认为社会态度的变化首先发生于一些特定的人群,而后才会对其他人群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态度的变化会随着一定的社会结构由部分群体向其他群体逐渐渗透,因而态度变迁的速度会因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差异。值得指出的是,不均衡假设不是推翻而是修正了一致性假设,它认为不同群体态度变化的速度不同,但总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而不同群体之间的态度差异,也可能随着结构差异的缩小而减少。

20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的变化显现出不同于上述假设的新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至少美国社会的社会态度没有走向一致或趋同,也没有因变化的速度不同而表现出不均衡的状况,而是正在走向碎片化甚至是两极化,在政治议题领域更是如此。在美国,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移民的多样化,种族分隔以及阶级不平等带来的文化与社会割裂,再加上两党政治的极化,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陷入空前的碎片化、甚至是两极化的状态中。无论在文化价值观、种族、性别层面,还是在宗教层面,社会态度的极化反映了政治的动荡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撕裂,而这些随着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被推向高潮。三种理论假设的关系可用表1概括:

表1 社会态度变迁的三种理论假设

	一致性假设	不均衡假设	极化假设
社会态度变化方向	一致	一致	相反
内部差异变化	差异缩小	差异持续,最终可能缩小	差异增大
变化原因	城市化 大众传媒 教育标准化 社会流动	年龄 性别 教育程度 社会经济地位	两党政治 贫富分化 种族分隔 移民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变迁过程。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机制和逻辑会影响到社会态度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又处在剧烈的体制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转型,新旧体制的交错,势必会带来文化观念层面的深刻碰撞。迈入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分化日益加剧,关于中国社会正走向利益诉求多样化、态度观念多元化甚至社会生态碎片化、社会结构断裂或极化的声音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的多元与冲突,也有学者将两极化作为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本质特征。在经历了近40年的巨大社会变迁、面对开创新的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依据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资料,探讨和揭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变化的状况和变化趋势,并对之做出一定的评估,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变迁展示一个虽然是潜在的、但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侧面,就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社会态度分析对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研究的意义,特别是鉴于上述社会态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将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进程,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与2015年跨越十年的对比数据,集中于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将社会态度的分析纳入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揭示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探究21世纪十年间中国社会态度整体的变迁趋势和基本模式。

二、数据与研究假设

(一)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与2015 年两期数据。CGSS涵盖全国31个省区市,按照严格的标准抽样执行调查;2015年的调查问卷设置10年回顾部分,在社会态度方面与2005年的调查保持了问题设置的一致性,从而提供了很好的两期对比数据。其中,CGSS2005年共有城乡样本10372个,2015年共有城乡样本10968个。在社会态度的数据比较过程中,由于限制条件的不同,满足信息完整的样本数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二)分析策略

社会态度状况的系统分析是本文的基本目标之一。所谓“系统”首先是指本文的分析是基于社会态度的基本属性而不是囿于现象而分析现象,其次,认为态度概念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目标的支持或反对意见。

态度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建立在认知、情感反应、行为意向以及过去行为基础上的评价倾向性”,人们关于某个事物的认知、情绪反应、行为意向及行为本身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反应系统,即态度系统。过去的行为对当下态度的影响同样体现为行为的倾向性,因此态度研究的三个基本分析性维度是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这三者分别基于人类经验的三个方面:思想、感觉和行动,由此构成了态度研究的经典框架,即认知—情感—意向模型(Cognitive-Affective-ConativeModel)。

态度系统的不同维度是高度相关的,如一些学者所言,“态度是这个系统的整体反应……它意味着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认知和信念的改变会引起情感反应和评价的变化,从而改变行为倾向与行为本身,而行为的转变也可能带来情感和评价的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到深层的认知和信念。另外,对某一事物的态度和信念,也可能与对另一事物的态度和信念相关。

与之相对应,社会态度体现的是社会大众整体上对某一事物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方面的整体反应。与个体态度不同,社会态度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它是个体态度的群体性集合,是超越个人层次的集体表征,同时,由于社会态度的对象包含了个人领域与社会领域,它反映了人们对个体及社会层次的事物的整体看法。

社会态度的三个基本分析维度中,“认知”是指对于自己或外界事物的主观感知和判断,从认知的对象来看又可分为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两个方面。自我认知或自我知觉指个体对于自身状况的感知和判断,社会认知指对于社会整体状况的感知和判断。“情感”指的是基于群体的情感和价值所进行的评价,即喜欢或厌恶,赞扬或贬斥等。群体情感性评价的集合则可以反映出对某种事物的社会评价。本文参考政治学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关概念,根据社会评价的对象,区分出私人生活领域的行为评价与公共领域的行为评价。“行为倾向”即行动意向,包括谋虑、计划企图等,体现于行动者对于某项行为的支持与反对或行动意愿,可以根据行为发生领域,分为私人生活领域行为倾向与公共领域行为倾向。在这一维度上态度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它是判断群体采取某种行为的重要指标。

本文基于社会态度的三个维度,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在不同维度的变化情况,进而分析中国人社会态度变迁的基本模式。

(三)因变量和自变量

1. 因变量

社会态度的内容和取向是多种多样的,确定什么指标以标识社会态度,应该根据具体的社会状况和研究目标来确定。本文一方面基于社会态度的三个维度揭示社会态度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和发展对中国社会态度的变化趋势和模式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在三个分析维度上选择了如下指标作为操作化的指标,这些指标虽不能涵盖该维度的所有方面,但所涉及的内容和取向均是社会大众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所深切感受到的焦点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自我认知层面,主要包括个体幸福感(“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个体收入合理性(“您认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等指标;在社会认知层面,主要包括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体现在如下问题上: “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的少,但这是公平的”、“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前者体现的是结果公平感,后者则反映了机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体现在问卷中关于信任的八个问题,我们选取八个答案的均值作为社会信任感得分。

在情感性评价方面,区分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在对于违反社会公德的个人行为,如“乱扔垃圾”等的反感程度,以及对政府行为(在问卷中体现为九个方面)的满意度评价。

在行为倾向上,同样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两个方面,前者体现在被访者的政治参与度上,即“您在上一次的居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后者包括对一般越轨行为如“未婚同居”、“同性恋”等行为的反应,反映出被访者的行为开放度。

三个维度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影响。以这三个维度构建形式化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态度分析框架,有利于分析社会态度状况及其变迁的长期趋势。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主要考察影响社会态度变迁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包括城乡户籍、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类别。首先,按照被访者户籍类别划分为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其次,将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大学(专)及以上三个类别;最后,按一般标准,将职业分为七类:农民、管理人员、专业技术员、自雇佣者、办事人员、一般工人以及其他人员(无业或退休人员)。

(四)研究假设

由于社会态度概念的丰富性和中国社会转型现实的复杂性,可以预期,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变迁可能呈现出相对复杂的路径,甚至可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象,因而完全无法用某种单一的模式加以概括。借助前述三类社会态度变迁模式的分析,可对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模式提出如下竞争性的假设。

1. 一致性假设

这一假设基于格伦的大众化假设,它的实质是现代化的巨大力量对人们态度和行为一致性的形塑。这与现代化理论同出一辙,强调现代化过程引发态度的变迁并规定变迁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加速了不同地区间人口、物质和文化的交流;同时,大规模的全民基础教育体系的建立,标准化的教育模式向全国各地各阶层民众传输着类似的思想观念;大众传媒不断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兴起更是将不同区域的人群纳入共同的网络空间。所有这些条件都使得社会态度可能朝着共同的方向发生变化。因此可以提出态度变迁的一致性假设:

假设1: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作用下,中国社会态度在各维度上都朝着一致性的方向变化,且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趋于一致。

2. 不均衡假设

格伦在提出大众化假设后,在实证研究中却未找到证实这一假设的有力证据, 而后的大量实证研究反而发现态度变迁的速度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因而提出了社会态度变迁的不均衡假设。影响态度不均衡变化的因素主要是指,在经济或财富实现巨大增长的同时,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机会没有在不同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例如,日益显现的教育不均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所有这些不均衡的现象又因中国社会同时经历的巨大体制转轨过程而被放大、强化和复杂化,并对社会态度及其变化产生影响。现代化和体制转轨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增加了转型的复杂性。本文选择教育、职业和城乡户籍三个变量作为影响社会态度差异的基本变量,其中,教育通常被认为是在现代社会中决定个体特征的最重要变量之一,也是影响态度的重要变量;职业是决定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性变量,它体现了人们的阶层地位;城乡户籍制度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结构性分割制度。这些结构性差异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因而不同群体的态度差异也可能随着结构性因素的存续而持续存在,甚至强化。由此作为对一致性假设的修正,本文提出社会因素影响态度变迁的三个不均衡假设:

假设2a:在户籍制度分隔下,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社会态度上存在差异,且差异会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甚至被强化;

假设2b: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在社会态度上存在差异,且差异会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甚至被强化;

假设2c:不同职业人群在社会态度上存在差异,且差异会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甚至被强化。

3. 极化假设

依据社会态度变迁的基本模式,还可以构建出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假设,即所谓“极化假设”,与不均衡假设不同,极化假设下的社会态度不仅表现为不均衡的情况,态度变化的方向在不同群体间甚至截然相反,以致出现极端化的对立。本文构建极化假设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正在走向极化,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包括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平等,阶级阶层的不平等,种族分隔,移民和多党政治等,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价值观和社会态度日益呈现两极化的态势。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带来日益严重的财富(收入)分配和生活机会公正分配的问题,体制和道路选择的问题,以及价值观和社会态度的分化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社会生态的“碎片化”乃至“断裂”,随着社会的两极化社会态度会走向极化的趋势,形成对立冲突的两极。由此,本文提出社会态度变迁的极化假设:

假设3:由于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呈现出的日益分化趋势,例如,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的趋势,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也会朝向两极化方向变化。

但假设3并不能涵盖态度极化的所有情况,因为不同群体在社会态度上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最终体现在整体社会态度层面,可能是变化并不明显,例如,假设实际情况是城市居民对政府满意度越来越高,农村居民满意度越来越低,最终呈现在整体政府满意度层面可能与之前相差不大。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三个辅助性假设:

假设3a: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因在资源和生活机会分配上的分化而在社会态度上存在差异,且随时间推移呈反方向变化;

假设3b: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因文化观念的分化而在社会态度上存在差异,且随时间推移呈反方向变化;

假设3c:不同职业人群因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分化而在社会态度上存在差异,且随时间推移呈反方向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与不均衡假设强调因变化程度的差异而出现态度不均衡的现象(实质上是对一致性假设的修正)不同,极化假设的三个辅助性假设强调的是,因这些社会因素的差异(和对立)而引发的社会态度的对立,体现了这些因素影响下的不同群体态度的反向变化趋势。

三、分析结果

(一)社会态度十年变迁

表2反映了在认知、情感性评价和行为倾向三个维度上,社会态度十年来在不同年份以及在不同群体中的变化情况,由此可以从整体上对21世纪以来社会态度变迁的状况加以系统地概述。

表2   2005—2015年社会态度变化的整体情况

	自我认知	社会认知	情感性评价	行为倾向
幸福感	个体收入合理性	收入不均合理性	升学机会公平性	社会信任感	社会公德感	政府评价	行为开放性	政治参与
年份	2005年均值	3.410	2.591	3.408	3.916	3.459	4.167	3.005	2.139	0.438
2015年均值	3.867	2.657	3.493	3.797	3.371	4.298	3.441	2.390	0.486
差异及显著性	0.458***	0.066***	0.085***	-0.119***	-0.088***	0.132***	0.437***	0.251***	0.049***
社会态度变迁方向 (2015年 均值— 2005年 均值)	城市户籍	+	+	+	-	-	+	+	+	+
农村户籍	+	+	+	-	-	+	+	+	-
小学教育程度	+	+	+	-	-	+	+	+	+
中学教育程度	+	+	+	-	-	+	+	+	+
大专及以上	+	-	-	-	+	+	+	+	+
农民	+	+	+	-	-	+	+	+	+
管理人员	+	+	-	-	-	+	+	+	+
专业技术人员	+	+	-	-	+	+	+	+	0
自雇佣者	+	+	+	-	-	+	+	+	+
办事人员	+	+	+	-	+	+	+	+	0
一般工人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注:*** 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2015年均值大于2005年均值;- 2015年均值小于2005年均值。

第一,2005—2015年间,大部分社会态度的指标都在提升,其中情感性评价维度上的“政府评价”和行为倾向维度上的“投票率”两个指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认知维度上的“升学机会公平性”以及“社会信任感”三个指标则出现了下降。也就是说,下降的指标集中在认知维度上,且都为社会认知的维度,可以看出,民众对于结果不公平(“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受程度提高,但是对机会不公平(如“升学机会”)的感受加深。同时,社会信任感的整体下降也与媒体报道以及学者观察的结论相一致。

第二,需要关注群体内部异质性。在各个群体内部,绝大多数呈现出相对一致的变迁方向,即2015年各子群体相对2005年呈现相同方向上的变化。但社会认知维度上的“收入公平合理性”和“社会信任感”等指标出现群体内部变化方向不一致的情况。从描述统计看,社会态度整体变迁似乎呈现出一致化的趋势,在认知维度上的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方面则有态度分化的可能性,但这些结论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各年份社会态度的整体离散程度可以利用标准差进行判断。从表3可以看出,各指标的标准差在十年间互有增减,除“个体收入合理性”指标的标准差下降明显外,其他指标的标准均相差不大,显示出十年间社会态度总体离散程度保持平稳,个别指标的离散程度呈现缩小的趋势。

第三,组间(群体间)差异的变化不同于群内差异。用方差分析中的判定系数R2 衡量组间差异占总差异的比重,即组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解释程度,可以看出组间差异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表3展示了2005年与2015年各社会态度指标中不同群体的方差判定系数。在考虑两个年份标准差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看出群体间社会态度的差异在各类型的态度指标上存在很大不同。自我认知、社会公德感以及政治参与度的组间差异占总差异的比重在减小,社会机会公平感的认知以及政府评价的组间差异的比重却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与之前描述统计的结果不同,“收入不均合理性”以及“社会信任感”的组间差异整体上在缩小,因此,虽然在态度变化方向上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但很难称之为“极化”。

表3   2005年与2015年各社会态度指标中不同群体的方差判定系数

	自我认知	社会认知	情感性评价	行为倾向
幸福感	个体收入合理性	收入不均合理性	升学机会公平性	社会信任感	社会公德感	政府评价	行为开放性	政治参与
2005年标准差	0.771	0.950	1.149	0.965	0.569	0.571	0.677	0.762	0.496
2015年标准差	0.821	0.567	1.039	0.941	0.606	0.562	0.643	0.803	0.500
2005年 R2 (组间平方和/ 总平方和)	户籍	0.004	0.002	0.011	0.004	0.021	0.106	0.007	0.013	0.128
教育程度	0.023	0.003	0.001	0.004	0.004	0.071	0.005	0.015	0.030
职业	0.024	0.011	0.014	0.006	0.026	0.113	0.010	0.019	0.143
2015年 R2 (组间平方和/ 总平方和)	户籍	0.005	0.001	0.009	0.008	0.002	0.050	0.012	0.004	0.022
教育程度	0.011	0.002	0.003	0.021	0.006	0.060	0.035	0.024	0.026
职业	0.008	0.003	0.006	0.019	0.007	0.038	0.032	0.032	0.051

总体来看,不同的社会态度指标中,群体间差异增大与减小并存,方差分析的结果支持了同质化假设以及不均衡假设,但没有支持极化假设。

可以通过更加直观的方式观察不同群体间差异大小的变化情况。图1—9就是利用国际上通行的形式,显示了十年间户籍、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群体间态度指标相对于该指标总体均值的变化情况,将各子群体的态度得分均值减去该年份总体态度得分均值,再加以比较,距0值越近,则群体间态度差异越小(限于篇幅,本文只展示变化比较明显的认知方面以及情感性评价中有关政府评价的群体间差异)。图1—9显示的结果与表3大致相同。

在认知方面,个体认知层面的群体间差异明显缩小。而社会认知的群体间差异则呈现出不同的状况,结果公平感(“收入不均合理性”)的差异在不同教育程度群体间加大,在城乡户籍和职业群体间略有缩小;机会公平感(“升学机会公平性”)的差异则在各群体间明显增大。社会信任感的群体差异整体缩小,但不同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社会信任感则略有增大。

在情感性评价方面,各群体间社会公德感的差异在缩小,而无论是城乡户籍、不同教育程度还是不同职业的群体,政府评价的群体差异都在明显加大。

在行为倾向方面,行为开放性的户籍差异在缩小,教育程度和职业群体间的差异却在拉大,政治参与的群体差异则在缩小。

(二)模型分析结果

本文一方面关心中国社会大众社会态度的基本状况和变迁模式,另一方面关心影响社会态度变迁的社会因素。描述统计的结果虽然大致描绘出社会态度各维度的变迁方向及不同群体间差异的变化情况,但不同群体间的社会态度差异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以及Logistic回归探究户籍、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因素对社会态度的影响,其中除政治参与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外,其他社会态度指标均采用OLS回归。除本文关心的社会变量外,模型还加入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以及收入、工作单位、党员身份等作为控制变量,以考察本文所关心的那些社会因素的净效应。同时,为了检验不同年份之间的变量系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将2005年与2015年两年的数据合并,并加入年份的虚拟变量(2005年=0,2015年=1),以及所有自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生成时期交互模型。

表4—7分别报告了不同社会态度指标回归模型的结果。其中前两列是年份分组回归结果,第三列是时期交互模型的结果(户籍、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参照组分别为城市户籍、小学教育程度和农民)。这里交互模型仅展示了主要自变量与年份交互项的系数及其显著性。以下为社会态度三个维度指标的回归结果。

首先是认知方面。与描述统计的结果基本一致,这两个年份自我认知层面的变量系数差异都不显著,或系数的绝对值显著变小,显示出社会态度的自我认知趋向于一致化;社会认知情况则相反,尤其是在社会公平感方面,大部分主变量系数都在增大,且城乡户籍以及不同教育程度群体间的差异更加显著。社会信任感的情况略为复杂,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差异明显增大,不同职业群体间的差异则各有增减。总的来说,公众对于个体情况认知的群体间差异在缩小,而对于社会状况认知的群体间差异却呈现扩大的趋势。

其次在情感性评价方面,如前所述对违反社会公德行为的反感程度(社会公德感)整体在上升。回归结果显示,城乡户籍及职业群体间的差异在减小,不同教育程度群体间的差异则略有上升。对政府满意度评价的差异化趋势非常明显,绝大多数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增大,显示出不同群体对政府评价的异质性增强。

再次,在行为倾向性方面,反映私人生活领域的行为开放性呈现出相对复杂的变化,城乡户籍间的态度差异在缩小,不同职业群体间的差异则各有增减。反映公共领域政治参与意愿的指标(投票率)的户籍差异和职业差异在减小,教育程度差异的变化则不显著。

总的来说,回归分析的结果与描述统计结果基本一致。社会态度变化的一致性与不均衡性并存,一致性体现在自我认知领域以及情感性评价中的社会公德感,不均衡性则主要体现在社会认知领域以及情感性评价中的政府评价。可以看到,民众对于个体情况的感知以及私人领域事物的看法倾向于一致性的变化,但对于社会情况的感知以及公共领域事物的看法趋向于差异化的变迁。社会结构因素作为影响态度变迁的力量,更显著地作用于公共议题和政府行为的评价方面,而私人领域的态度则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现代化力量的形塑。

因此,与研究假设中社会态度的单一变化趋势不同,现代化的逻辑与结构化的逻辑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种趋势,而是可能同时作用于社会态度的不同维度和不同领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要素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人的特征和品质,从而带来个体层面上感知的一致性变化: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教育普及和地域交流,使得社会公德感呈现出一致性变化。但结构分化和利益分化会导致机会公平感、对政府评价方面的社会态度差异有所增大。社会态度的一致性与差异化在不同的层面同时变化,趋势并存,使得社会态度的变迁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向。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CGSS2005年、2015年数据,从不同维度分析了中国社会大众社会态度十年变迁的整体趋势及其内部的差异情况。

首先,在2005—2015年这十年间,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整体朝良性方向变化,个体幸福感、收入合理性、政府评价、行为开放性以及政治参与意愿都在提升,这与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密不可分。对个体收入合理性以及社会收入不均合理性感知的提升,反映出民众对于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的接受程度在提高。另外,个体信任感、孩子上学机会公平感则出现下降。后者可视为机会公平感。尽管对于收入分配不均的容忍度在提升,但对于机会不公平的关注使得后者的得分相较十年前要低一些,这也体现出转型期中国人“患不均,更患不公”的特点。

其次,不同群体在社会态度方面的变化方向基本一致,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社会共识破裂的状况,至少在社会大众层面如此。这一点符合社会态度变迁的“一致性假设”,其背后是城市化、工业化、教育标准化和社会流动等现代化的强大力量,这些因素使得民众的观念朝某一共同方向发生改变。社会大众社会态度变迁中社会公德感的提升以及行为开放性的增强就体现了这一点———民众对于违反公德行为的反感程度增加,但对一些私人领域越轨行为的容忍度提高。

本文还考察了群体间社会态度差异的变迁趋势。与整体态度变迁方向的一致性不同,态度内部的群体差异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方差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幸福感、个体收入合理性、社会公德感的群体差异在缩小,而社会公平感以及政府评价的群体差异则明显增大,其他态度指标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呈现不同的变化。在私人生活领域,不同群体的态度趋向于一致,但在公共领域社会态度的差异化增强。城乡户籍、不同教育程度以及不同职业群体的民众对于个人生活层面的观点相似性增强,这一点符合“一致性假设”,也可以用现代化过程加以解释。而政府评价的群体异质性意味着利益分化背景下不同群体对国家权力的期待日趋多样化,因此对政府施政行为的满意度虽然在提升,但同时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公平感的差异,如前所述,民众的机会公平感十年间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内部的群体差异性也在扩大。这一现象或许比纯粹的极化更令人担忧。因此促进教育公平、增加弱势群体发展机会显得尤为重要。

因社会态度是对大众心理状态以及行为趋向的反映,这使得其成为刻画社会整体状况、判断社会变化趋势的重要工具。社会态度的变化是社会转型在文化观念层面的反映。价值观通过态度间接地影响行为,态度也深刻反映了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作用。因此当人们关注中国的资源分配机制变革、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结构重组的过程时,同样需要关注文化观念的变迁,特别是其中的社会态度的转变。本文或许可以作为社会态度变迁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其意义在于从动态角度观察社会态度在各维度的变化情况,以及态度变迁的结构差异,从而更加全面地探索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同侧面。尽管本文未能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分析社会态度的变迁状况,但现代化力量以及结构性因素作为影响态度变迁的约束条件,可以帮助我们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对社会态度的可能变化趋势做出基本的预测。如果这些约束条件发生变化,那么,社会态度的变化趋势也会发生改变。

囿于数据等局限,本文还无法对所有社会因素、特别是一些结构性因素加以考虑。本文所选取的测量指标并非完备,以此构建态度系统也难以说十分成熟,但这一做法仍可视为社会态度系统性分析的一次有益尝试,以期积累知识,逐步提炼。此外,社会态度的一致化变迁与差异化表现究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时期的变迁特点,抑或仅是一个更复杂的态度变迁过程的片段? 社会态度的变化是否有可能出现极化的状况? 社会态度的变迁会对大众的社会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又有着怎样的发生条件? 这些问题尚待后续的研究予以解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