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目录
摘要：通过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符号的深刻分析，可发现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是社会符号普遍的有规律性的特质，是社会符号在一定社会形态下获得的历史规定性，其根源于人类实践的基本矛盾即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由实践的辩证本质即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关系所规定，是否定性辩证法在符号上的具体表达。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的批判是基于实践、基于现实、指向未来的，是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建设性的批判。在当代，构建科学的社会符号论，不仅可以推动符号学的发展，而且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社会符号论 历史唯物主义 符号学
作者方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编审（北京 100732）。
摘要：“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思潮始于第二国际，时下仍存有类似观点。“经济决定论”几乎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挥之不去的“误读”。理论上，“经济决定论”作为一种基于传统哲学进路理解人类历史的理论模式，诉诸“基础主义”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机械地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的唯一决定性。实践中，“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倾向，切割理论和实践，将历史唯物主义异化为一种“旁观的实证科学”，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立场，妨碍革命实践甚至走向革命运动的反面。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反思和揭示“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真实原貌。
关键词：经济决定论 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摘要：胡塞尔的现象学包含了两个向度的统一：一个向度是具有绝对性、统一性的普遍哲学，一种普遍的意识学或存在学；另一个向度则是对直观的、当下的、活生生的实际性经验的描述。由此，存在于整体性和多元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得到了统一。这种具有非现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特征的现象学为一门跨文化哲学奠基，也使得现象学与汉语思想传统的结合成为可能。今天汉语现象学在跨文化理解和中西思想资源的“共创性”上成为世界现象学和汉语哲学的典范之一。一方面汉语思想资源借助于现象学方法以“如其所是”的方式得到表达，从而撑开了新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现象学传统在汉语语境中实现了“接着讲”，汉语现象学承接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原创性开拓之重任，未来的现象学可以也应当是讲汉语的。
关键词：普遍哲学 生活世界 跨文化哲学 汉语现象学
作者王俊，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杭州 310058）。
摘要：贸易保护总是伴随着经济波动产生和蔓延，平抑经济波动成为抑制贸易保护的重要途径，而全球价值链（GVC）形成的利益关联使得GVC降低全球经济波动的作用备受关注。基于包含经济波动参数的最优关税模型，从经济波动视角探究GVC嵌入对贸易保护的抑制效应并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GVC嵌入对贸易保护存在抑制效应，平抑经济波动是GVC嵌入抑制贸易保护的重要机制，且GVC主导型国家的GVC嵌入通过平抑经济波动对贸易保护具有抑制作用，而GVC跟随型国家通过该机制对抑制贸易保护效果不显著，甚至还可能会加剧经济不稳定，引致贸易保护。随着一国GVC主导能力提升，GVC嵌入通过平抑经济波动，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逐渐明显。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嵌入 经济波动 贸易保护 最优关税模型
作者唐宜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北京 100029）；张鹏杨，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北京 100124）。
摘要：智能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也必然深刻影响并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建构一种平衡型国家，其要义是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至少在资源丰富、共识达成、充分回应等方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重要助力；但亦在安全风险、公民隐私和公平难题等方面对国家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加密技术以及多中心化特征等，则为解决安全、隐私及公平难题提供了思路，从而为智能社会中秩序系统、赋权系统与创新系统的发展完善提供支撑。作为程序智能，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共同强化了国家的刚性治理，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程序智能更多体现的是程序正义，过度倚重程序智能可能会出现异化风险。要实现实质正义就需要在刚性治理和弹性治理之间进行平衡。弹性治理要求国家与社会对一些核心价值的定义达成充分共识，合力保证人类在治理实践中的自主性，并在保障国家治理能力有效性的基础上充分对社会个体进行赋权和鼓励社会单元的创新行为。因此，智能革命加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实现整体性国家力量的增强，还要回到个体本身，以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为旨归。
关键词：智能革命 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工智能 区块链
作者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上海 201620）。
摘要：行政主体理论作为行政法学体系的理论原点，自西方舶来之后，被我国行政诉讼的现实需要迅速工具化，难以发挥其理论基础的功能。革新行政主体理论需要回到其本来的世界——公共行政的场域。全面回应我国整体政府改革和社会行政扩展的趋势，按照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两个层面改造行政主体理论，将国家作为政治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各级政府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剥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主体资格。赋予各类从事公共行政的政府外组织“准行政主体”的公法身份。解除行政主体与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被告之间的连带关系，按照“谁行为谁被告（复议被申请人）”的原则简化行政救济，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走出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的循环论证，将行政主体作为确定行政行为的一个因素。
关键词：整体政府 国家行政 社会行政 行政主体理论
作者王敬波，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88）。
摘要：改革开放40年至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实践经历了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重大变革。考察当前“三权分置”实践历程，必须落地于土地流转这一关键场域。通过对全国不同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流转迅速上升，传统小农经济结构因之趋于解体，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渐行渐远。“三权分置”制度实践呈现出土地集体所有权实践实体化、承包权实践股份化资产化和经营权实践市场化的新发展特征，同时显现出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主体实践地位强化而农户承包权主体实践地位弱化的新演变态势。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须基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努力建构新型市场集体经济体制。
关键词：土地流转 “三权分置”制度实践 市场集体经济体制
作者朱冬亮，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中国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研究基地教授（厦门 361005）。
摘要：“现代性”概念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未能全面理解“现代性”与“当代性”的复杂关系，中国学界的“现代性”研究一定程度上仍存在边界模糊、概念混杂等问题，亟须建构出一套根植于中国本土文艺实践、有效超越现代性理论的文艺理论范式及批评方法。“当代性”在对“现代性”的延展与修正中不断完善自身，这种理论坐标把历史、当下和未来等不同时间维度嵌入文艺创作与批评，使作品内涵和审美意义具有“前瞻性”和“真理性”。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需从前置的“现代性”过渡到创新的“当代性”，延展“现代性”的合理性，充分涵容时代性，同时区分中西文艺的“当代性”差异，才能经得起历史、现实和未来检验，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范式与批评方法。
关键词：中国文论 现代性 延展 当代性 建构
作者丁帆，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南京 210023）。
摘要：对中国疆域理论的探讨是构建中国特色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传统的王朝史观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新的理论探索又受到“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至今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主权国家和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观察可以发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的主权国家理论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大致在同一时期，主权国家理论和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构成异曲同工，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和欧洲主权国家的出现都是从传统国家发展为主权国家。因此，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更为恰当和科学。
关键词：王朝国家 主权国家 中国疆域
作者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北京 100101）。
摘要：“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一个独特案例。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引发这一争论，但该文的最初目的并非与苏联学者叶菲莫夫展开论辩，而是旨在纠正旧版《中国通史简编》的“缺点和错误”。范文澜所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而不是“貌似”、“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不仅是他在争论中所持的基本观点，更是他致力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时所提示的基本原则。范文澜慎重考察斯大林民族定义和苏联史家观点对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适用性，基于他对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的历史认识。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的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汉民族形成问题 范文澜 叶菲莫夫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