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
摘要：苏秉琦先生的社会演进理论是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受到学术界广泛推崇。不过，论者关于其中“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关于它们与“原始文化”“史前文化”和“文明”等传统概念之间的关系缺乏准确一致说明。有的时候，那些界定与说明之间，逻辑上还互相抵牾。而且，“三历程”“三部曲”与“三模式”三大板块描述用语不一致。“三部曲”是一个文学用语，并不十分适宜用来描述人类社会演进过程的规律。尤其是，苏先生在进行理论创新时，忽略了一些基本的科学程序。这类问题严重影响了苏秉琦社会演进理论的准确表达和有效传播，有必要加以辨析和澄清。苏先生理论的创立处于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开展的早期阶段，受到当时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等方面的限制。后人应该使用更为严格的科学程序与科学方法解决理论包括概念创新问题，不断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且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
关键词：苏秉琦 古文化 古城 古国 文明 科学程序
作者易建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州510631）。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P66—P88
责任编辑：晁天义
中华文明探源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最为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其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之多，在广义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罕有其俦。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学术界甚至在国际学术界都十分引人关注。这些成就促使我们修正和完善一百多年来主要由欧美学者创立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进而提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践的社会演进学说，推进我们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然而，我们恰恰是在这一理论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甚至，从基本的科学研究程序来看，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即确定“文明”与“国家”两大基础概念的阶段，我们的工作还大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直到现在，我们尚未看到该工程有可以经得起严格科学程序检验的“文明”与“国家”的定义，尤其是，尚未找到如何将理论上的定义用之于实际上的史前考古材料甄别的有效方法。
在以往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借鉴的主要是摩尔根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问题是，这一学说毕竟是将近一百五十年前形成的。在这期间，人类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积累了大量的新材料，相应的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这一理论本身存在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它与中国文献、考古以及民族志材料所反映的中国历史实际多有不合之处。比如说，摩尔根将地缘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视为国家形成重要标志之一的观点，就与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事实明显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进化论者塞维斯等人的学说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大有逐渐替代古典理论之势。在这新旧理论交替过程中间，中国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重要的有苏秉琦的三历程、三部曲与三模式说，谢维扬的部落联盟模式与酋邦模式说，王震中的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和邦国—王国—帝国说，严文明的古国（=酋邦=原始国家）—王国说，张忠培早期的方国（古国）—王国—帝国与后期的神王之国—王国—帝国—党国说，李伯谦的古国—王国（方国）—帝国或酋邦—王国—帝国说，王巍的邦国—王国—帝国说。苏秉琦先生的学说创立最早（其中最早也影响最大的“三历程”说距今已经30多年），至今仍然是影响最大者，仍然指导着中国许多学者尤其是考古学家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工作。以上列举的其他诸家之说，除谢维扬之外，或是直接从苏秉琦的理论演化出来，或是明确可以看到苏秉琦理论的印记。王震中就曾直接说明其本人主张与苏秉琦理论的关系：“苏秉琦先生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三种形态说……吸收苏先生三阶段划分法的合理内核，避开他所使用概念的模糊性与随意性，即更换‘古国’、‘方国’这样的词汇概念及其对于红山文化已进入古国、良渚等文化已进入方国的认识，近年我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一方面，这些事实说明，苏先生理论影响之巨；另一方面，短短的二十多年来，有那么多学者，包括推崇苏先生的知名学者，其中还多是苏先生的学生，并不完全遵循他的学说，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说明可能他们发现，这一理论也存在着需要修补完善的地方。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认为，苏先生忽略了新进化论的理论，尤其忽略了塞维斯的酋邦学说，其“古国”概念不如“酋邦”可以更为有效地解释中国材料。二是发现，作为苏先生学说的个别核心概念难以准确把握。有对其十分尊崇的学者甚至直接说其有的概念定义不清楚。最严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苏先生“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论出来不久时期。当时，安志敏等人认为，苏先生过分拔高了红山等文化的地位，将“文明的因素”看作了“文明”本身。
有了以上研究作基础，本文就有望对苏秉琦先生的理论提出更多思考。我们发现，概念定义不清楚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在这一理论当中不是个别现象。比如，在本文将要讨论的“三历程”当中，每一个历程也即苏先生从原始社会演进到文明社会的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都存在着定义上需要澄清的地方。本文从“古文化古城古国”之“古”字字义分析入手，进而讨论“三历程”“三部曲”与“三模式”之间的逻辑关系及描述用语，来探究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最终发现，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以解释整个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演化过程的时候，苏先生并未遵循理论创建所必须遵循的科学程序，这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现在学术界一般将苏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与原生型—续生型—次生型三模式概括为苏秉琦的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理论。严格来说，使用“文明”来作其理论的定语，并不足够。苏秉琦的学说，还包括“古文化”，它占据的时长，从旧石器算起在中国以百万年计（到底是一百多万年还是二百万年，学术界尚有争论），远远超过苏秉琦所说“文明史”的最长“上万年”。故此，本文使用“社会演进”来代替学术界常用的“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也即将通常所说的苏秉琦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理论概括为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实际上，他讨论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历史，我们应该再将其加以限定，概括为苏秉琦的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理论。为简略计，我们还是称之为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这一理论较为完整地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国家以及进入国家发展阶段之后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其中，重心在“三历程”，而这也是苏先生学说影响最大的部分。这也是我们选择它来做本文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三历程”的三个发展阶段，均以“古”字限定，我们就以此字入手，来探究其所指。
苏秉琦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描述的是从最早的原始社会开始到进入国家社会的人类社会的三个发展“历程”。描述这一整个演进过程，在国际学术界包括中国学术界，都有好几整套大家包括苏秉琦先生熟悉的概念，尤其是包括苏先生应该十分熟悉的摩尔根和恩格斯的概念。然而，苏先生弃这些于不顾，不做说明不做论证（本文指科学意义上的说明与论证）地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新“概念”，也即“古文化—古城—古国”来进行描述，这导致其他学者，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对其准确含义的把握都十分困难。
第一，苏先生所说的这三个历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使用了“古”字来作定语。对此，读者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古”字是与“新”字相对应的。然而，我们在苏秉琦接下来的理论当中，也就是“古国—方国—帝国”这“三部曲”当中，并未看到“新”字。
第二，“三历程”中的三个“古”字，准确的意思很难把握。关于这一点，分析起来颇为困难，需要花费较大篇幅。
先看一段引文：“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并非指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市；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同一次讲话中，苏先生又说，“有理由相信”，最早的“古城古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时期，这“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
第一部分引文是苏先生最初系统提出“三历程”理论时候的经典解释，也是他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最为系统最为连贯的解释，或全部，或部分，学术界引用最多。当然，在提出“三历程”理论以后，这并非他关于这三个“历程”尤其“古国”的唯一解释。不过，以后的解释再无这么系统这么连贯过，而且，多个解释往往不相一致。
在上述引用的第二部分，苏秉琦明确说明，最早的“古城古国”出现于“文明昌盛的时期”。“古城古国”与“文明”或“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后来他总体上是坚持了下来，并且，态度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肯定，虽然，“古城古国”到底是出现于历史发展实际尤其是“文明”的哪个时期，不同的场合他往往说法不一。
比如，他在发表于1991年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说：“古城、古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变革的产物，作为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成为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在这里，至少，“古国”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虽然，“古城”按照文本理解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也就是，“古城”尚未“进入文明时代”。此处应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段话与上引“古城古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文明昌盛的时期”之说法，就“古城古国”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苏先生的认识是退了一大步。当然，他将“古国”与“文明”联系的态度则更为肯定。
另外，与《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讲话大不一样的是，距离这次讲话不到10个月，他就将“文明”至少“文明的曙光”出现的时间放到了红山文化后期，将许多时候与“文明的曙光”紧密联系的“古城古国”的出现提前了1000年左右。我们来看看下述材料：
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辽宁朝阳发现的这一组红山文化后期的遗物、遗迹群（指坛、庙、冢等——引者注），是否反映了氏族社会的解体或开始解体，以及是否传达了文明的曙光或讯息。
比历史悠久、连绵不断更为重要的，当然还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问题。辽西红山文化三种文化遗迹的发现，已拍下考古纪录片。片名未定，拟用“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曙光”。取名意图是：这三种文化遗迹的年代要早于五千年……
按照苏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在“1986年正式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这种看法苏先生之后并未有过根本的改变，有所改变的只是态度越来越肯定，时间越来越提前。
1986年8月4日苏先生再次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说：“……东山嘴村……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牛河梁村……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型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猪龙’……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
在1987年发表的《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中，苏秉琦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中华文明曙光的象征——红山文化坛、庙、冢”。
在1989年5月发表的《写在〈中国文明曙光〉放映之前》一文中他说：“……古史记载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究竟是真实的历史或仅是一种民族的传说？80年代以来，经过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对此已经出作（原文如此——引者注）肯定的答复……”
在1992年的专访《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中他说：“……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上出现了飞跃。证据是，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的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高17—18米，顶部有冶铜坩锅残片的‘金字塔’，以及三县交界处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遗址的情况，以及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都表明，不论当时有无‘城圈’，社会确已进入了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阶段。”
在1993年发表的《论西辽河古文化——与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一千年”；“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
更晚几年，他在1996年11月接受香港《明报》专访，又一次对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所反映的社会进行了定位：“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与大面积宗教活动场所相应的生活聚落，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从红山文化中看到的这种基于社会分工、分化而形成的‘古国’，我归类为‘原生型文明’。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既然如此，既然“古城古国”是打破“古文化”也即“原始文化”（讨论详见下文）“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新时代的标志，那么，这两个以“古”字作为定语的发展阶段，意思就正好是与前一个“古文化”的“古”字所表示的发展阶段相对立的。第一个“古”字是“原始”的意思，后两个“古”字却是“最早”“最初”“第一次”打破“原始”旧时代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新时代的意思，第一个与第二个尤其第三个“古”字之间，意思完全对立。第一个“古”字，是“原始”是“旧”，第二个第三个“古”字，是“文明”是“新”或至少即将是“文明”是“新”。不做仔细分析，读者容易将三个“古”字混为一义。
我们的分析更进一步表明，从现有的文本当中，要准确指出苏先生的“古城古国”尤其是“古国”所属时代是十分困难的。从开始的夏家店下层到红山文化后期，“古国”到底是出现在“文明曙光”的时期，还是“文明时代”，本身“成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还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序曲”时期，还是“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的“中华文明史”的时期，恐怕都是难以确定的。
其实，更为困难的还不在此。更为困难的是，苏先生所说的“文明”本身到底出现于何时，难以确定。现有的材料表明，苏先生比较引人关注的说法有，“文明”出现于“上万年”前，八千年前，五千年前，四千年前。当然，在这几处不同的说法中，“文明”出现的标志就不一定都是“古国”了，而可能是“古国”，可能是“玉器”，可能是“农业”，可能是“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苏先生所说的“文明”到底出现于何时，标志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要回答，较之“古文化古城古国”之“古”字字义分析，难度更大，我们只能放到以后再讨论。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甚至，“古文化”之“古”，是否就是“原始”的意思，尤其，在苏先生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现在看到的文本中，仍旧不是可以明确解答的。比如他的以下文字：
苏先生还说，1975年在承德召开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时他就提出要保护“古城古国”，“当时指的主要是历史时期的遗存，而没有同时指出史前文化遗存这一重点；也就是说，没有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
关于“古文化”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在后来1991年12月发表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苏先生还有一种解释：“到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原始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
从以上两篇文献的引文中，我们可以获取以下几个结论。
1．“原始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
2.“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
3.“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
4.“古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
5.“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
6.“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
7.在辽西地区，“古文化”等同于“新石器时代，以红山诸文化(包括前红山、红山前、红山后和后红山文化)为代表。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间。”
8.在中国的古文化当中，“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从以上8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古文化”之“古”其意谓何，关于这一“古”字与“原始”和“史前”的关系，是很难准确指出来的。通过这一“古”字，要想知道“古文化”到底出现于何时段，等同于何时段，至少可以得到以下6种解释。
1.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那个时段。
2.等同于“古文化”也即“史前文化”与“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个时段。
3．“主要指原始文化”那个时段。
4.等同于“原始文化”时段。
5.等同于“史前文化”时段。
6.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那个时段。
这6种解释每种都不一致。通过这6种解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6个问题：“古文化”到底是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还是等同于“史前文化”与“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个部分，还是“主要指原始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还是等同于“史前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面对这6个问题，实际上，恐怕没有人可以从苏先生现存的文本中找到准确解答。
其中，第4、5、6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的学术背景是，大家熟悉的“原始文化”与“史前文化”是并不相等的两个概念，并且，苏先生是清楚知悉这一点的：“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相对，史前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具体来说，中国史前史是指商代以前的历史；同时，不限于中原、不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凡96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在这里，苏先生清清楚楚地强调：“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凡96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之所以说“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原因在于，“史前史”有一部分处于文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史前史是指商代以前的历史”，而商代之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知道，在商代以前，按照苏先生多次说明的，中国早在红山文化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古国”，这是“文明曙光”或“文明的曙光”，进入了“文明时代”，是“原生型文明”，属于“文明史”；甚至，中国“文明启步”的时间距今已有“上万年”。即便按照苏先生最早的说法，中国也在商代之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进入了“文明昌盛的时期”。根据苏先生自己的这些解释，我们得出的“史前史”大约等于旧石器以来直到商代以前的历史，时间“以百万年计”； “原始社会史”则可能至多只减去“上万年”。
上述那段话是1991年年底才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的。不过，我们恐怕不能假设，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苏先生这样主攻史前考古的泰斗才分辨清楚“原始文化”与“史前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这种常识性的知识。因此，我们唯一可以假定的是，在进行“三历程”理论创新的时候，当他抛弃学术界所常用概念而进行新概念创制时，并没有进行细致推敲，从而导致了以下严重纰漏（先抛开苏先生新概念本身解释之间的不一致不说，抛开他的“古文化”到底是等于以上哪个时段不回答）：（1）错误地将“原始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2）因而错误地将“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从而等同于“史前文化”；（3）从而错误地将“古城古国”当作“历史时期”的文化。关于（1）（2），从上面各个引文当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出来。关于（3）还需要进行简单的推论，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既然“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从而等同于“史前文化”，那么，“古城古国”也就是与“古文化”也即“史前文化”相对立的“历史时期”（或者，“主要是历史时期”）的“文化”。确实，苏先生也曾经这么明确说明过。前面所引他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讲话中对自己1975年保护“古城古国”的建议作解释时明确说过，“古文化”是指“史前文化遗存”，“古城古国”“当时指的主要是历史时期的遗存”，“现在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目的是对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加以重点研究”。
第二，按照苏先生1985年最初提出“三历程”理论时的说法，最早的“古城古国”可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时期：“距今四千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或可称作古城的遗址没有被发现……还有些早于西周的、曾见于古文献的燕山以北‘古国’没有被发现。”到了上引论及“史前文化”与“原始文化”区别的同一篇文章中，苏先生更是将“古城古国”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到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原始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此后，将“古国”出现时间提前到红山文化后期的说法，苏先生一直坚持了下来。
第三，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先生实际上就已经将“古城古国”出现的时间提前到红山文化后期，也就是说，提前了1000年；虽然，这个时期他不一定直接提到“古城古国”。我们知道，在讨论红山文化后期的许多时候，苏先生都使用“文明的曙光”之类用语来概括“坛、庙、冢”等文化遗存，而后者正是苏先生所说“古城古国”至少“古国”标志性的遗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苏先生“文明的曙光”之类用语理解为“古城古国”至少“古国”的出现。
第四，如前所述，苏先生后来明确并且正确地说明，“史前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因而，“历史时期”“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时期。
第五，既然出现“古城古国”的夏家店文化下层或红山文化后期都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而“历史时期”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时期，那么，至少在苏先生的讨论当中，将“古城古国”当作“历史时期的遗存”显然就是错误的。我们知道，苏先生的“古城古国”在中国历史上展现的时间是有限定的，最早是从特定的“文明的曙光”出现的时期也即红山文化后期开始，截至“方国”出现。这一段时长都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
既然清楚地告诉大家，“历史时期”开始于拥有“文字记载”的商代，为何又将没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夏家店文化下层”甚至“红山文化后期”纳入“历史时期”？这种矛盾的出现确实不好理解。
以上的讨论都放在了苏先生理论的细节处。现在有必要从大处着眼，回过头来看看其理论三大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所谓三大板块，当然是指三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生模式—次生模式—续生模式）。这三大板块，一环扣一环，粗粗看去，理论上的结构十分完整。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板块与板块之间的关系及板块名称，仍旧很有可以推敲之处。
不过，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这三大板块本身的冠名权问题。我们现在看到苏先生本人对这三大板块最简洁最系统也是最后放在一起表述的是以下一段概括：
对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认识,我概括为：
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古文化、古城、古国；
国家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
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
这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学术界所说三大板块实际内容完全一致，各个板块的名称，“三部曲”与“三模式”都一样。不同的是，苏先生并没有将“古文化、古城、古国”概括为我们通常称呼的“三历程”，而是仅仅称其为“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当然，这一条“典型道路”共有“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历程”，从内容上看，以“三阶段”或者“三历程”概括这一条“典型道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本文在分析这三大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描述用语时，仍旧需要分辨清楚，造成“三历程”这一说法广泛流传的权威出处到底在什么地方。从现有的材料看，学术界在研究苏秉琦理论时许多人都有“三历程”之说，但笔者认为，最权威的这一提法来自俞伟超：
他（指苏秉琦——引者注）……在1985年10月13日……做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重要讲话……认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三个阶段，是文明起源的逻辑的、历史的过程……
秉琦师很谨慎，他刚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是文明起源的三历程时，是仅就辽西地区而言的。但此说一出，引起极大反响……于是，秉琦师后来便明确说，这是“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明报月刊》1997年7期80页）。
既然各地都有自身的三历程，而国家形成后又经历了好几千年，那么，国家形态有什么变化呢？不同地区的国家形成模式有什么差别呢？秉琦师为此考虑数年后，又提出了“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
这些“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的理论，当然也是古史研究，甚至还可以说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
秉琦师自己对国家产生典型道路的三历程、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和国家形成的三模式的理论探索,正包涵着史学和人类学的一定内容。
回顾秉琦师63年的考古生涯，他从探索先周先秦文化、区别周文化和羌戎文化的特征、实现考古类型学的中国化这些研究开始，直到寻找“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的理论，一直为考古学的进步而不停顿地思考，几乎没有间歇。
上述引文，“古文化、古城、古国”，1处概括为“三个阶段”，5处概括为“三历程”，其中4处还是与“三部曲”“三模式”联系起来使用的。俞伟超是苏先生的学生，与苏先生过从甚密，从上引文章行文中看，“三历程”这个提法也应该得到过苏先生生前的首肯。因而，不管是从“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的内容看，还是从俞伟超在学术界的地位尤其他同苏先生的亲近关系看，我们完全可以认同“三历程”这一概括。当然，为谨慎计，在涉及这一提法的著作权时，还是应该分辨清楚。
确定了三大板块的冠名权问题，再来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很清楚，前面两个板块的关系是依次递进关系，后面一个是对前面两个板块的说明。在出现时间上，最后一个板块的三种模式甚至可以是同时并进关系。它们都是用来描述同一个中国地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这没有问题。让读者疑惑的是，为何这同一个中国地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使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词汇来进行描述。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与“三模式”，主语“道路”或者“历程”与“模式”，都是普通名词，意思分别是，“经历的道路”或者“经历的过程”，“经历过程的路径”。加上前面作为定语的量词“三”，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与“三模式”都很好理解，意思分别是，中国地区人类社会演化的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个经历的过程”“三种经历的路径”。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与“三模式”的一个特点是，作为定语的量词与作为主语的名词可以分开。“道路”或者“历程”与“模式”都是历史学家描述人类社会演进所常用的词汇。但是，“三部曲”就不一样了，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文学专有名词，作为定语的量词与作为主语的名词不可分开；并且，像在英文中那样，其本身拥有复数形式，可以使用量词来作为定语：“One trilogy， two or three trilogies”。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文“trilogia”，由“tri-（三）”与“logos（故事）”两部分组成，原是指在雅典“Dionysus（酒神）”节演出的互相关联的三部悲剧。它现在的主要意思是，三部内容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作品。因而，使用这样一个主语定语不可分割的文学专有名词来描述人类社会演进所经历的三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显然只是一种比喻；并且，是一种并不那么恰当的比喻。“三部曲”本义中的三部虽然各自独立，却又不可分开；而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即便假定从总体上看，大致有古国—方国—帝国这一演进次序存在，却并非每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发展都经历了这同一个连续的三个依次递进的历程。
此外，对于专有名词“三部曲”与另外分别可以由“三”修饰的普通名词“道路”或者“历程”和“模式”，苏先生使用方法的性质也不一样。“三部曲”是用来比喻，可以由“三”修饰的普通名词“道路”或者“历程”和“模式”是用来进行实描。这样不同性质的两种词汇的两种用法，并不适宜拼合在一起用来描述中国地区同一个人类社会演进的进程。尤其是，在苏先生那里是属于递进关系的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不可分割的两大板块，一个进行实描，一个使用比喻来进行描述，更不适宜。更不必说，同样一个“古国”，一次放进实描板块，一次放进比喻板块。
考古学本是一门科学，考古学家语言的使用，准确本是第一要求。在准确性上，比喻的效果显然不如实描，文学的语言显然不如科学的语言。“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文学批评家批评文学作品时的口头禅，其基本原因之一在于，文学家使用文学语言来进行创作，其作品的意思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但是，并未有人说，“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质能方程（E=mc2）”，这是因为，科学家使用精准的科学语言来进行描述。精准并非文学的第一要求，甚至，本身都不是文学的要求。它却是科学的第一要求。没有精准，没有科学。数学是最精准的语言，所以科学最常用的语言就是数学。使用这样的语言，不太容易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产生不同的理解。如果科学家都使用文学术语来对其公式（苏先生的“三部曲”其实也是一种中国历史发展的“公式”，正像苏先生本人认为的那样）进行比喻方式的描述，恐怕不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误解，而且可能会导致人类对其实际应用的灾难。
还有一个不适宜的地方是，“古国”既是三个阶段“典型道路”的末一阶段“道路”或者“三历程”的末一“历程”，又是“三部曲”的第一“部曲”，从文本上猛然看去，“古国”是从一个领域跳入了另外一个领域，从一个实描的科学领域跳入了一个比喻的文学领域。这让读者不得不怀疑，这两个“古国”到底是否同一个事物？如是，为何刚刚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忽然又跑到“悲剧”当中去了？
“古国”在不同领域语言描述中所处位置还引起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加上“三部曲”，关键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是6个。但在实际上，其中两个关键进程，使用的描述术语完全是同一个。这加起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到底是5个还是6个？两个“古国”如是同一个事物，那么，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与“三部曲”相加，数量上是6个，实质上却是5个。它们如不是同一个事物，读者又会疑问，为何在不同板块内不同的两个事物却要使用同一个术语或者名字？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无法解答的，它们加大了读者理解苏秉琦理论的难度。
苏秉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语言使用的精准本来也应该是对他的第一要求。然而，许多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又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喜欢使用文学的语言来代替精准的科学语言。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先生文明起源理论中最为人知的“满天星斗”说。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盛行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让学术界的视野从狭窄的中原扩大到整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就此而言，“满天星斗”说对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具有巨大的实际功用和理论贡献。但在表达上，使用这种好看而十分不精准的语言，确实也容易造成读者理解上的歧义。直到现在，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足以作为文明起源研究对象的遗址其实还十分有限，良渚、石家河、宝墩、芦山峁、石峁、陶寺、二里头，等等，有限的遗址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各处，这与“满天星斗”几乎数量上无限的比喻，简直有天壤之别。可见，叙述上使用词汇的不精准尤其语言上的文学化，也是苏秉琦理论容易产生歧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先生理论创新的概念与传统概念存在一种什么关系？苏先生使用了什么程序进行概念创新？这都需要回答。
从总体结构上看，毫无疑问，苏先生的学说构建在摩尔根与恩格斯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演化理论的基础框架之上。并且，它也与新进化论的社会演进基本路径相符。从大的方面看，不同的地方在于，苏先生使用了中国材料尤其创新的中国术语，来描述古典进化论与新进化论的人类社会演进基本路线。那么，苏先生的创新术语与前人概念之间，到底存在一种什么关系？
本文发现，苏先生并未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明确解释。总体上看，他抛弃了学术界熟知的前人概念，创制了自己的概念，但对自己的概念与前人概念之间的关系，许多时候并不明确说明；即便偶尔说明了，也十分简略；每次说明还往往并不相同。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其概念与前人概念之间的关系，让人难以确切把握。这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苏先生概念本身理解的困难。
最为典型的是，苏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除了上一节专门涉及冠名权的地方之外，本文再次回到学术界习惯使用的“三历程”名称）理论。从表面上看，这一理论的三个历程概念完全是创新，与以往任何理论所指发展阶段绝不相同。苏先生既抛弃了摩尔根等古典进化论者的常用概念，如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如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也完全没有顾及（极可能不知道，详见下文）塞维斯、弗里德等新进化论者广为当今学术界所熟悉所接受的术语，如游团—部落—酋邦—国家或平等社会—阶等社会—分层社会—国家，使用了三个新的词语，来描述人类自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整个演进过程。而且，苏先生对自己创新的这些概念并未进行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定义，甚至，并未进行学术意义上的解释；有的时候解释了，但过于简单，不同时间甚至同一时间的同一篇文章往往还不一致。在个别场合，苏先生又将自己的术语与学术界十分熟悉且广泛使用的概念，如“原始社会（文化）”，如“史前社会（文化）”，如“文明”，如“国家”，似乎对应起来。这些做法是造成读者理解苏秉琦“三历程”理论十分困难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知道，摩尔根等古典进化论者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并不一定都使用这个词，但核心内涵与现在学术界所指一致）与文明社会，进而将原始社会划分为蒙昧社会与野蛮社会，继而将后两者各自进一步划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发展阶段。他们的这种从原始到文明两大板块的基本划分也为新进化论者所接受，不同的是，后者在原始社会演进阶段的划分上往往与古典进化论者不同。比如，前面提到的塞维斯与弗里德各自的原始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论就是如此。这都是一百多年来发展至今的学术界所广为熟悉且广泛使用的概念。苏先生并不使用新进化论的概念还好理解，在他开始研究文明起源的那个年代，新进化论刚刚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他似乎并不了解这些新的学术进展。但是，他完全弃恩格斯等人的基本概念于不顾，这却让人难以理解。他一心要做的事情，是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做续编，为何却不使用恩格斯的基本概念？有人也许会说，苏先生实质上继承了恩格斯的思想，但在概念上有所创新。问题在于，那些新概念很难认作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那些“新概念”，并未进行过科学意义上的定义。苏先生甚至就未进行过可以认作是科学意义上的说明，来解释为何要抛弃学术界熟悉的自己一心要继承发展的恩格斯的概念。那些新概念的创建，缺失了基本科学程序上的论证。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创新”本是内在要求。但是，科学创新，不仅需要科学家持有严谨的研究态度，而且需要他遵守严格的研究程序。如果急于“创新”而忽略甚至省略掉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则所获所谓“新”成果往往不可靠。
要“创新”，第一程序就是“破旧”。“破旧”然后才能够“创新”，“破旧”是“创新”的第一基础。就如在旧房子上建造新房子，前提是拆除旧房子，清理掉旧建筑的垃圾，然后才可以在原地重新打造基础，建造新房子。遗憾的是，我们在苏先生那里看到的“创新”工作，似乎就缺了这第一个环节。他并未“破旧”，并未拆除旧房子，就在不动的旧房子上刷上新房名进行“创新”。甚至，“新房子”的名字，还是使用有点透明的液体书写的，让人隐隐约约还能够看到“旧房子”的名字。“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创新”概念与传统的“原始文化”“史前文化”“文明”和“国家”几个“旧”概念，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由于未能通过科学程序破除旧概念，分辨清楚新旧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其理论逻辑前后矛盾，让读者无所适从。
其实，“三模式”之外，不仅仅“三历程”，而且“三部曲”，除了最后一个“帝国”，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都有此类“创新”的问题存在。没有推倒而且清除经典理论熏陶下中国学者所熟悉的“旧”概念，便急于使用新术语去创造新概念，来并不准确地表达本质上的同一个事物，这种“创新”在读者头脑中所引起的混乱可想而知。
苏先生理论创新中所用的词汇，有的是中国学者十分熟悉的古典文献中经常见到的，但是，读者又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所表达的意思，与古典文献中的意思绝难相同。有的又是来自外国。同时，苏先生所用“新”词汇，实际想表达的仍是学术界传统的“旧”概念。他所用的方式却不是直接准确一致清晰地告诉大家，他的哪个“新”词汇，等同于传统的哪个“旧”概念。他只是让读者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新标签后面的旧标签，看到所谓“新概念”后面的旧概念。并且，新旧标签新旧概念都还没有对齐；有的时候甚至严重不对齐；有的时候甚至对错；不同时间地点甚至同一时间地点往往对得还不相一致。
其实，在“创新”之前的实际“破旧”阶段，“破旧”程序的第一步骤是，充分论证“破旧”的理由。然而我们看到，在苏先生那里，这一个环节更是缺失。他并未提供需要“破旧”的充足理由，甚至根本就未论证自己的理由，便横空“创新”了术语。我们知道，按照科学研究的通常规则，在进行研究工作时，如果已经有现成的大家熟悉的理论包括概念工具，足以处理研究对象，那就没有理由抛弃前人的理论包括概念，尤其是那种经典的理论包括概念。传统的理论包括概念工具可用，却另用新词汇来表达，并不是一种好的创新方法。这会导致自己的描述变得难以理解，没有必要地加大同行间学术沟通的困难。
通常，概念上的真正创新也是科学上或轻或重的革命，是一件非常严肃也非常重大的事情。更不必说完整理论的创新了。然而，我们在中国学术界，经常看到的创新却是相当随意的，所谓的新理论尤其所谓的新概念，经常游戏似地忽然跑出来。有的学者完全不顾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与方法，就全然弃大家熟悉的理论尤其概念于不顾，随口抛出自己也未必理解的新名词将其取而代之。尤其是，许多学者甚至都未对这样的新理论新概念进行过起码的论证甚至解释。这实际上的结果，就是导致学者们在进行科学问题的讨论时，往往自说自话，谁也难以说服谁，甚至谁也难以理解谁。更不必说，这会让我们与国外同行讨论问题时更加难以沟通。忽略科学程序违背科学方法的创新，无助于而是有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提高。
进一步对中国学术界的不少“创新”进行检视，可以发现，许多学者甚至都没有对相关领域进行过学术史摸底，甚至没有对自己所要“破旧”的理论包括概念进行过全面了解，甚至根本都没有读过相关的原著，便一知半解地自说自话，进行理论或者概念“创新”。这种做法，即便只是进行一般的学术研究都是不可容忍的，何况，是在理论包括概念上进行创新。
在苏先生那里，最为重要的一个科学程序的忽略，是对自己概念的精确定义。这方面的问题，过去学者包括本文前面都已经略微提到过。若要充分展开讨论，则需留待他日。
当然，尽管有着以上讨论的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仍旧是中国史学界出现过的最为重要的学说之一，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的进展。更不必说，苏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最大功臣之一。对于他的卓越成就和贡献无论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本文讨论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时代背景下来考量。苏先生理论的创立处于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早期阶段，必然受到当时学术条件与学术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限制。苏先生最早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说是在1985年，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史前研究，尤其是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无论是在材料的丰富程度上，还是在科学方法与科学程序的完善上，都有了巨大的进展。我们应该继承苏秉琦先生的事业，努力完善苏先生学说中尚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地方，使用更为严格的科学程序与科学方法，创立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同时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社会演进理论，尤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借用张忠培先生的一个口号，“超越苏秉琦，走出苏秉琦时代”，开展这项事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