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现代性研究的中国学派
【核心提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是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较早地遭遇到现代性所造成的问题。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我们不能把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或后现代性批判理论不加反思地直接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而是要从基础理论及现实的视角探索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理论，即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性理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正确回答有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基本理论，需要进一步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资源，深刻揭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与时代表达，彰显中国的时代发展精神，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断创新。2015年9月，第十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以“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为主题，围绕“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社会的关系问题”、“现代性理论的挑战、困境与分析视角”、“我国现代性理论研究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思考和理解现代性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那么，在马克思哲学中是否蕴含着现代性的思想？学者们给予肯定的回答，并围绕马克思哲学中现代性思想的具体表征、价值意义以及丰富和发展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孙利天提出，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虽然没有关于现代性的直接表述，但是，马克思哲学中却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只不过这种思想是以揭示现代性的本质、批判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对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异化”的分析来加以把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安启念强调，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主要体现为对现代性哲学基础的反思，即资产阶级理论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只关注资本的增殖而忽视人的发展的哲学理论的批判。在根本上，马克思视域中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应该是关注人的能动性、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解，不能离开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基础。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全方位分析，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剑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既是一种科学理论，也是一种批判理论，前者主要是从正面思考资本主义现代化（近代以来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政治、法律等层面的现代变革）带给人类的价值，后者则主要是在批判视野中审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不能仅仅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视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而忽略其对人类步入现代社会的肯定。
上述观点得到学者的一致认可，在马克思哲学中蕴含丰富的现代性思想，这既包含着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肯定，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客观来讲，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现代性思想，不仅意味着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当代价值的问题，更意味着如何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赋予其当代性和生命力。然而，问题的本质在于，只是回归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还是要在“回归”中开辟未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并已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并不是自然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中西文明碰撞中“被迫”接受西方现代性建制而产生的。在全球化时代，道路自觉、自信、自省，迫切需要理论自觉、自信和自省。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深刻挖掘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现代性思想，意义重大。对此，苏州大学教授任平指出，考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必须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现代性思想为指导，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写现代性的必然性，在复杂现代性的语境中根据“中国新现代性”坐标加以阐释。
实际上，中国学界在十年前就已经围绕“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构建”问题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并探讨了“现代性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理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现代性构建”等议题，取得了诸多富有代表性的成果。较之既往的研究，本次论坛最大的特点是，在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的高度，重新审视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和中国的现代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力求通过当代中国现代性理论的构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广泛而坚实的思想资源。
其中，从基础理论层面探讨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探索和现代性理论构建不可或缺的环节。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乔瑞金认为，现代性既是一种社会存在形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代性既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价值体系；现代性既是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结构存在；现代性既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生活，也是一种理想诉求；现代性既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现代性既是人的生命本能的表现，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这一系统分析无疑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段忠桥认为，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当代中国发展过程所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实则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在进入第二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所遭遇到的问题，这一问题将必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解决。
事实证明，推动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不能简单依赖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或者后现代性理论，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性理论。基于对现代性的中国理论自觉，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韩庆祥认为，应该用社会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来把握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定位和存在的问题，决定了中国现代性的未来走向必然深刻地表现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公平正义，培育健全的人格和公民意识；以法治规范市场或资本的力量，限制和约束日益膨胀的物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模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提出，中国现代性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成效，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从根本上讲，当代中国乃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说到底就是人的生存危机。因而，实现人类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破解现代性危机的首要目标。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叶险明则把当代中国现代性理论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应该关注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中国意义，即通过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来推动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构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理论，由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士发也强调，在构建当代中国现代性理论的过程中，针对理论资源的开拓，我们不仅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更要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含的现代性思想。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杨生平提出，当代中国最需要的是现代性的实现和建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种建构中，要把握三个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西方现代性理论和实践的优秀成果，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
客观地讲，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是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较早地遭遇到现代性所造成的问题。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我们不能把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或后现代性批判理论不加反思地直接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而是要从基础理论及现实的视角探索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理论，即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性理论。
现代性无疑是当今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代学术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在学科分化和专业化、职业化的背景下，话语的封闭只能导致思维的僵化，只有开放的视域才能求得问题的破解。因而，打破学科壁垒，融合跨学科视野，才能更为完整地理解现代性问题，克服现代性的困境，创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理论。
对此，一些学者将研究视域转向思想史和实践史的探索，力图在新的视域中展开问题的分析。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南湜认为，只有回归思想史，探索现代实践观念及其起源，才能真正探索到现代性破解之法。在他看来，现代生活方式必然决定了现代性观念，同时，现代性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现代的生活方式。因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探索而言，完全可以通过考察现代实践方式，探索其在观念上获得支撑、引领和确证的思想理论，进而反思现代性的真实意义和应对之策。基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启蒙现代性批判”的批判性反思，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凤才提出，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现代性批判”实则是对科学技术滥用、工具理性膨胀、工业文明的弊端所进行的批判和矫正。这个批判的核心是对技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的批判。这启示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应克服技术理性的负面效应，关注人文理性的建构。以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理论为例，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邢媛认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事实的透视，是对社会困境的综合性会诊，是人类走向激进政治的理论表现。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深入研究吉登斯的思想，吸收某些合理的思想理念和一些社会行为的方法设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陈忠认为，研究现代性问题离不开对空间问题的把握，思考现代性问题不能忽视城市和空间地理变迁问题。对此，一些学者补充指出，所谓后现代性理论尽管增加了现代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依然属于现代性的指涉范围，这集中体现为空间的激进化。在现代性问题的当代探索中，应该关注空间激进化的具体形式——金融、房地产与网络。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反思不能忽视后现代性理论及其提出的新的时代性问题。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雄结合金融资本与现代性的问题进一步作了剖析。在他看来，金融资本是人类21世纪面对的重大问题，当代人类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应关注金融资本对整个世界的锁定、金融资本体系对现代社会的控制（既包括制度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从而为构建公平公正的金融体系而努力。
理论是时代精神的表征。现代性问题的反思，离不开对表征现代性实践探索的理论反思。在多元视野中，围绕同一个话题进行深入探索，其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从多个维度切入，进而在具体分析中勾勒出整体的问题谱系和图景，在对话中取得共识。这既适用于对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也适用于中国道路探索过程中对所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
真理愈辩愈明。学术创新的最佳路径是真实地面对问题并展开思想交锋。举办学术论坛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为思想的对话与交锋提供平台。本次论坛最大的亮点是，学者们在达成共识的同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辩论，为我们呈现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与构建现代性理论的艰巨性。
学者们争议的问题主要包括：（1）关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吸取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教训，认真对待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现代性问题，并实现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现代化过头，而是现代化的发展还不充分，因此，当今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只有经历现代化的历程，按照现代化的规律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真正实现现代化，才存在“超越”现代性的问题。（2）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现代化是近代西方以现代性启蒙精神（或理性精神）为指引的历史过程，这既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西方学者将这种现代化的弊端界定为“现代性批判”，因此，现代化与现代性本根同源；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不等于现代性，现代化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阶段是个实践概念，而现代性则是人们基于现代化发展所作出的理论层面的反思，因而是个理论范畴。（3）关于现代性的普遍性与具体性（或者全球性与民族性）问题。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普遍的，各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现代性的洗礼；有学者则认为，尽管现代性具有普遍性，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没有固定的模式，因而所经历的现代性以及破解危机的路径必然是不同的，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学者们特别提出，对于正行进在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来说，现代性的建设离不开本国国情，同时遵守世界现代性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内在逻辑，按照现代性的规律推进现代化建设
当然，学者们所争议的问题并不局限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近十年来，伴随着当代中国学术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中国阐释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也正在建构起来。
针对以上诸种理论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孙麾指出，十年前，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曾经以现代性作为主题，但那时还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甚至中国问题这类明确的提法，我们把目光定位在西方，基本上是围绕西方现代性展开讨论的。这次我们又把现代性问题拉回到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设置上，这就意味着，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阐释的角度和高度已经不可避免地与中国道路结合起来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哲学的进步。
在他看来，现代性依然是基于历史逻辑和实践经验的建构任务，就其既有的规定性来说，虽然我们与西方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在这个建构任务面前，必须要克服一种文化的障碍，确立起重新发现中国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
随着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与西方殖民扩张过程相伴随的文化传播，连续地塑造了一个西方眼中的东方，比方说，我们都熟悉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就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近几十年东亚“四小龙”的兴起所形成的亚洲价值观，也是在与西方文化比较的视域中被建构起来的。问题不在于对历史的看法，而在于这种认知的主导权和建构权表现为西方人发现了亚洲，发现了中国。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概念，马克思也认为亚细亚是一块“活的化石”，在那里有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在这些概念的引导下，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都按图索骥地寻求经验，以论证它的真实存在。透过这些概念，他们认为西方的现在预示着东方的未来，包括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也作过这样的判断。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人正致力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西方却依然顽固地坚持以一种优越的心态和霸权的理性，以他们历史形成的尺度来认识中国，而认识中国的实质在于改造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中东欧国家社会制度转型，社会主义大面积坍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终结的想象。转型社会学出场了，它把社会主义的衰落看作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致力于说明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鲜活地描绘这些国家从前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和新类型。科尔奈干脆直接论证在西方文明的世界中，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创造社会主义一系列艰难困苦的行动偏离了这个主要方向。
与此同时，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也激发了有关发展道路的讨论，在这种热潮中，发展型国家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解释范式应运而生。发展型国家理论家把东亚国家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认为这些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一个优先目标，拥有一个相对自主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有选择地扶植某些战略性产业来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随后发展型国家概念得到进一步的修正和扩展，用以描述和分析像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区分，有学者更是直接用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来评估中国的市场改革。
以上林林总总，使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激辩性的舆论场和竞争性的思想场，那么中国将以何种现代性书写历史的新篇章，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性的决定力量，承认中国道路的可行性是否构成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威胁，中国人走自己的道路是否就是西方之外的另一个示范？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重新发现中国？发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性质？中国道路有没有和能不能有他的历史独创性？中国能否在既定的资本的总体框架和统摄体系中打开缺口，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在克服了民族的狭隘性和地域的片面性基础上，开辟另一种现代化道路？在当今多元化世界，我们不是要颠覆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模式的典范意义，不是以“特色”论拒绝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而是在超越决定论和依附性的前提下，确立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自主性及其主体性的实现方式，并寻找我们积极的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发展空间。这正是我们讨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动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入性和在场性，正在于为中国现代性概念的生成和体系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引。
原题：现代性问题的中国阐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