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正在崛起
【核心提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现在让以西方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进而承认“中国学派”的形成已经确实“水到渠成”了。那种等待别人自动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在通过用英语著述、在西方主流学术刊物开辟专题讨论中国问题等方式主动打入国际学术圈，向西方学术界直接发出“中国声音”。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人们便会逐渐发现，“中国学派”正在崛起并逐渐壮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奠基人杨周翰曾提出这样的构想：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应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注重东方文学的研究，以跨越文化传统、跨越学科界限和语言界限的中西比较文学为研究对象，以通过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来探讨全人类的共同规律为其长远目标。杨周翰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构须通过足够的实践，才能水到渠成。
通过中国比较文学界30多年的努力与探索，杨周翰的构想正在变为现实。“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现在让以西方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进而承认‘中国学派’的形成已经确实‘水到渠成’了。”11月7日，在纪念杨周翰诞辰100周年的“杨周翰与比较文学的未来学术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王宁表示。
杨周翰谆谆教诲年轻人：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不能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沼，而必须立足中国的民族土壤，必须“有一颗中国人的灵魂”。中国的比较文学之所以能跻身国际学界并且得到国际同行的瞩目，关键就在于此。
事实上，中国比较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特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引用杨周翰的话说，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与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及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它始于推介外国文学，并力求在外国文学的语境下重新认识自己，以寻求发展新路，但它的根基始终是中国社会和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
自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试图树起“中国学派”大旗以来，比较文学界围绕“中国学派”的激烈争论从未停歇。但无论是否赞同使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中国比较文学界都有一个共同诉求——为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提出的跨文化、跨文明研究是区别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的重要创新。传统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是求同，而跨文明研究所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学的差异。求异并不是为了文学之间的对立，而是在碰撞过程中形成对话，并实现互识、互证，最终实现互补。
曹顺庆提出文学变异学就是为充实跨文明研究体系所做的一个努力。曹顺庆告诉记者，法国学派只注重影响研究的同源关系，但事实上在跨文化、跨文明的流传过程中，任何文学作品都会因为文化过滤、翻译等原因发生变异。例如，贾宝玉是“怡红公子”，但在霍克斯的英译本《红楼梦》中，为照顾西方读者情绪，避免“红”给西方读者带来冲击，“怡红公子”被翻译成了“怡绿公子”（green boy）。“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学变异是条重要规律。”曹顺庆说，变异学进一步明确了比较文学学科跨越性的基本特征，并聚焦于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这不仅有助于发现人类文化的互补性，而且为找到通往真理的不同途径提供了可能。
虽然歌德早在1827年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下，百余年岁月里对世界文学的呼唤只停留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中。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歌德的预言终于有可能变为现实。伴随传统比较文学的式微，世界文学再度兴起并迅速进入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用曹顺庆的话说，“今天的世界文学是东西方真正平等的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的再度兴起，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平台。在比较文学迎来“最可贵发展机遇”的今天，中国比较文学如何在国际学界发挥更大作用是乐黛云思考的问题。乐黛云告诉记者，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表明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根基。发源于拼音文字的西方文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学。离开西方诠释学、修辞学、诗学的理论体系，从《易经》出发、从中国人的“言不尽意”出发，中国比较文学可能会打开一片新天地。
王宁清醒地看到，要想突破国际比较文学界实际存在的“英语中心主义”仍需相当长时间，那种等待别人自动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在通过用英语著述、在西方主流学术刊物开辟专题讨论中国问题等方式主动打入国际学术圈，向西方学术界直接发出“中国声音”。“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人们便会逐渐发现，‘中国学派’正在崛起并逐渐壮大。”
原题：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水到渠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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