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指数 | 风险预警与商机监测—解析“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指数报告”【走出去智库】
近日，《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发布，中国成为第一个和东盟制定双方中长期愿景的重要伙伴，各方将努力深化经贸联系，促进互联互通，到2020年实现双向贸易额1万亿美元、投资额1500亿美元的目标，并期待到2030年取得更多贸易投资。
为帮助中企在东盟国家捕捉商机、控制风险，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委托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与走出去智库（CGGT）联合课题组研究编写了“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指数”及解读报告，分国别和行业两个层面，从收益、风险、成长潜力和对华关系四个维度，跟踪东盟十国经济动态，为中资企业在该区域的贸易与投资持续提供风险预警和商机监测服务。
今天，我们刊发走出去智库（CGGT）战略投资研究部总经理闫志君对“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指数”的解读文章，供关注东盟投资的企业管理者参阅。
要点
1、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海路方向的重要支点。
2、中资企业在东盟投资中应重点关注如下两个领域：东盟数字经济领域，以PPP方式投资东盟基础设施领域。
3、一个有效的商机引导和风险保障机制不仅包括风险预警和商机监测信息体系，还应包括可服务中资企业各类需求的一揽子撮合平台。
正文
文/闫志君
走出去智库战略投资研究部总经理
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频频向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发难，导致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化贸易秩序出现“碎片化”倾向。为此，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联合美国推出WTO改革方案，并在保障自身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尽力满足其诉求，希望将美国挽留在WTO框架内；另一方面，日本以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的构建了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乃至亚太）经济格局，欧盟也利用欧越自贸协定、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内的双、多边自贸协定（FTA）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然而，目前美日欧提出的WTO改革方案对中国比较不利，上述各主要经济体所达成的自贸协定也不包括中国，使得中国一度面临在全球贸易格局中被主要经济体孤立的危险。
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海路方向的重要支点。11月12日，中国与新加坡政府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升级版议定书。以此为突破口，11月13日，中国与东盟十国最终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的所有国内程序，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全面生效。在此基础上，李克强总理在11月14日举行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上，呼吁各参与方力争明年达成RCEP。该协定如达成，所涵盖的区域，将覆盖全球人口的44%、全球贸易的40%、全球GDP的30%，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理论上，多双边贸易协定有助于中资企业更深融入东南亚乃至世界经济。实践中，中资企业是否能真正扎根东盟、走向世界，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有效的商机引导和风险保障机制帮助其捕捉商机、控制风险。为此，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委托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与走出去智库（CGGT）联合课题组研究编写了“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指数”（China-ASEA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dex，以下简称“东盟贸投指数”）及解读报告，分国别和行业两个层面，从收益、风险、成长潜力和对华关系四个维度，跟踪刻画了东盟十国经济动态，并为中资企业在该区域的贸易与投资持续提供风险预警和商机监测服务。
联合课题组以东盟十国和六个重点行业（因数据可得性，行业研究仅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六国）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业务模型和数据处理模型。其中，业务模型采用收益/风险/成长潜力/对华关系的层次指标体系构建，数据处理模型采用灰色层次分析法（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灰色综合评价法两者形成的综合评价体系）构建，最终形成针对十国的国家层面贸易投资指数，和针对六国六行业（包括农林渔业、建筑业、制造业、零售业、交通与仓储业、公用事业）的行业层面贸易投资指数。指数得分为100分制，得分越高意味着收益空间越大、安全性越高、成长潜力越强或对华关系越好。
东盟十国国家层面贸易投资指数的总体情况见图1。从图1可见，东盟十国根据指数得分从高到低可分为四组。第一组只有新加坡，该国作为东盟唯一的发达国家，在国家层面的贸易投资指数得分最高；第二组国家指数得分在68分上下，包括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和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五个国家；第三组国家指数得分在64分上下，包括越南、菲律宾两国；第四组国家指数得分在59分，包括老挝、缅甸两个国家。
东盟六国六个重点行业层面的贸易投资指数总体情况见图2。从图2可见，同一行业在不同国家的风险和收益差异较大。根据行业层面的东盟贸投指数，建议中资企业在六国中优先考虑的前四个国家分别是：投资农林渔业时优先选择新加坡（如有机食品与海洋食品）、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投资建筑业时优先选择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投资制造业时优先选择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投资零售业时优先选择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投资交通仓储业时优先选择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投资公用事业时优先选择新加坡、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在东盟贸投指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资企业在东盟投资中应重点关注如下两个领域：
首先，应积极投资东盟数字经济领域。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的优势领域，“数字丝绸之路”的推行也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例如，2018年10月，印度尼西亚政府9位部长级高官共同会见阿里巴巴集团马云，表达了全力支持本国企业根据中国消费者特别定制燕窝在内的多种出口商品参与天猫双11购物狂欢节。谷歌与淡马锡的最新研究表明，东盟是世界上数字经济规模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预计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2400亿美元；仅2018年数字经济规模可达720亿美元以上，较去年增长37%。因此，中资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积极投资东盟地区的共享出行、电子商务、在线媒体和旅行、在线食品配送、音乐订购和视频点播等数字经济领域。
其次，以PPP方式投资东盟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国内的基建能力严重过剩，客观上存在境外产能合作的迫切需求。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严重化也使得部分商品的产业链被迫移出中国，迁入东盟国家，带来快速工业化机遇。然而，除新加坡、文莱之外的东盟八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远远滞后于经济工业化需求。在这些国家财政资金、国内储蓄均不足以支撑巨额基础设施投资的情况下，中资企业采取PPP这种外部投融资方式帮助上述东盟国家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并获得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以回收投资获利，成为必然。PPP方式的合理性还在于中资企业能够绑定当地政府、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形成多利益主体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局面，避免单独面对高发的政治风险损失。
东盟贸投指数的宗旨是为中资企业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风险预警和商机监测服务，因此东盟贸投指数具有如下优点：
一是动态性。指数的“动态性”体现在：通过甄别互联网及其他渠道风险或商机的动态事件，根据其商机的大小、风险的高低、涉及的领域、覆盖的地域和影响的时长等，及时提升或降低某国某产业的指数得分，并连同动态简报（阐明收益/风险来源、提供抓住商机/避险的参考建议），一并推送到相关中资企业，提醒其及时抓住商机或控制风险，以减少损失或提高收入。例如，课题组在9月初始指数评价之后，在10月国家指数动态评价过程中，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最新发布的各国竞争力和营商环境分值输入东盟贸投指数模型后，发现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项排名在东盟前两位的国家指数没有变化，而其他八国的指数则下降了0.01或0.02分，表明这八国在2018年国家竞争力或营商环境改善力度相对前两国落后。
二是可比性。同一行业在不同国家具有统一的评价框架，因此该行业在跨国中具有横向可比性。特定行业在对象国的指数得分越高，意味着行业在该国的风险更低，或回报更高。这样可帮助中资企业在投资时，更科学便捷的选择优先投资国家。例如，中资企业在东盟国家开展电力投资时，参考各国公用事业行业的指数分数高低，可优先选择新加坡、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些风险较低、回报较高的国家。
三是前瞻性。企业在境外直接投资中不仅关注现状，更关注对象国和所投资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指数模型中包含“发展潜力”维度，通过采用权威的关键数据，预测这些国家与行业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前景，帮助中资企业深度了解某国某行业的发展潜力。例如，新加坡虽然国家指数得分最高，但在10月的国家指数动态评价中，该国的经济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因为新加坡经济严重依赖出口贸易，愈演愈烈的美国贸易保护措施、中美贸易战对该国经济前景有直接严重的冲击。
四是全面性。在美国不断试图打破世界经贸格局和制度安排、重构对美国有利的全球贸易格局的背景下，中资企业需密切关注投资东道国对华关系的变化，以便做出正确的贸易投资决策。指数模型中包括“对华关系”维度，通过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度量对象国对华的友好程度，并根据突发的重大事件动态调整国家和行业指数，进而提醒中资企业予以密切关注。例如，菲律宾曾是东盟十国中唯一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然而，目前中国已经是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旅游来源国，以11月20日中菲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决定为标志，意味着该国在东盟贸投指数11月的“对华关系”维度得分将有一定提升，指数总体得分将较10月有所提高。
一个有效的商机引导和风险保障机制不仅包括风险预警和商机监测信息体系，还应包括可服务中资企业各类需求的一揽子撮合平台。这个撮合平台的现实必要性在于：越来越多的中资中小企业开始到东盟国家开展投资和贸易。因缺乏境外投资专业人员，其对东道国政治、法律和社会环境较为陌生，在初期没有可信的专业投资服务机构保障下，有时遭到经济纠纷、罢工、延误等本可避免的巨额经济损失。然而，中小企业通常无力负担国际知名投资服务机构的昂贵费用，自行寻找的当地投资服务机构有时不能提供可靠保障。
可见，建立一个集中的服务撮合平台很有必要。这个服务平台的主要作用是集聚东道国可信投资服务机构，并将其服务能力对接中资企业的贸易投资保障需求。例如，原本只有中资大型企业才有能力及时了解和捕捉的当地项目招标信息，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指数简报获知，并通过服务平台找到可信且收费合理的各类当地服务机构帮助其完成投标、签约、建设或运营全流程。
下一步，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将与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与走出去智库（CGGT）一道，各施所长，建立以“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指数”为指引的服务集成平台，向数量众多的中资中小企业在东盟的贸易投资提供一揽子保障服务。
来源：丝路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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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闫志君
走出去智库（CGGT）战略投资研究部总经理。长期从事商业银行战略策略研究与全面风险管理，目前专注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决策方法论的研究与实践，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实务培训机制及集成服务平台，侧重于对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一带一路”投资决策整体方法论的研究与实践，包括投资风险收益指数与“一站式”投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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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走出去智库（CGGT)获评“一带一路”前十大社会智库，该报告由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
受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委托，由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与走出去智库（CGGT）联合研制了“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指数”（China-ASEA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dex）。该指数是国内首个综合评价对外投资重点国别、产业收益和风险的指数体系。指数以东盟十国和六个重点行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业务模型和数据处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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