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洪昌：听邹瑜老部长讲全民普法那些事儿

作者：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2年3月10日下午，应邀参加了一个普法寻根座谈会，地点在西城区木樨地北里，印象离公安大学不远。没想到，一个本来很平常的会议，却让我收获了惊喜。

102岁的邹瑜老部长来了

下午4点半左右，司法部老部长邹瑜先生，在老伴梁阿姨陪同下，来到了会场。

他老人家戴灰色礼帽，穿紫色衬衣，着一套黑地白条纹西装，动作迟缓，但眼睛炯炯有神。庞秘书小心翼翼地搀扶老首长坐下，然后向大家作了介绍。他说，邹部长今年102岁了，每天写大字，赏奇石，慢运动，会朋友，神清气爽，身体健康，只是耳朵有点背，跟他说话得慢点。

我挨着老人家坐下，比划着跟他说，我是中国政法大学1983届毕业生，同年留校任教，在宪法教研室，校长是刘复之。他说，我是1984年底接任法大校长，直到1988年6月，咱俩应该是同事。我说我是您的小兵，一直坚守在法大，每年给本科生上课，已经38年了。今年是法大创办70周年，学校将举行庆祝活动，期待您大驾光临。他说，看看疫情和身体状况，如果允许，乐意前往。

我跟梁阿姨说，您侄女梁丰，1984年毕业，从北大分到法大，在宪法教研室，我们一起上课，一起活动，非常融洽。梁阿姨说，梁丰那时常到家里来，之后和她先生去了香港，从事律师业务，一晃三十多年啦！ 

邹瑜老部长一生最难忘的事儿

邹瑜

邹老是广西博白人，一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过乡音浓重，再加上耳背，交流起来有困难。我就通过纸和笔，向他求证，“您这一辈子，最难忘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应该是全民普法。记得1980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同志派我们去调研人民公社法。在基层走访时，我们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制定这部法律。调研中还发现，老百姓对法律知识非常渴望，比如民间借钱拖着不还怎么办、悔婚不退彩礼怎么办、死后继承闹出纠纷怎么办，等等，都需要法律来调整。但是，平民百姓没有获得法律知识的渠道。1983年我当司法部长后，就主动下去调研。第一站去了辽宁本溪，我和市民一起听法制讲座，收集相关法制素材。回来后，我向彭真副委员长建议，国家能否花五年左右时间，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同时，我也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信，向他汇报反映了这一情况。

中央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就有了“一五”到“八五”的全民普法。普法得有个抓手，怎么办呢？

邹老回忆，我主推法学家进中南海，让中央领导带头学法，成为全民的表率。孙国华、张晋藩、江平三位教授，是我熟悉的先生，我就向中央推荐了他们。当时国际斗争激烈，法律纠纷不断，有关方面还推荐了外交部条法司的王厚立司长。

孙国华

给中央领导讲课，既是荣誉，更是压力。孙国华老师曾回忆，当年他还是副教授，原定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作用》。后来，觉着中央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且这个题目太大，就改成了《对于法的性能和作用的几点认识》。 

法学专家走进中南海

1986年7月3日上午9点，孙老师在邹瑜部长的陪同下，走进了中南海小礼堂。此次讲座由胡启立同志主持，胡耀邦总书记等分坐两旁。孙老师说，耀邦同志坚持让我坐在中间，并说：“先生应当坐在主座上”。

在讲座过程中，领导们都做了笔记，还不时插话，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我认为，“法”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须的。

课后，温家宝、王兆国、邹瑜等留我吃饭，三菜一汤，每人一份。

张晋藩

张晋藩老师回忆，当年我讲的题目是《谈谈中国法制史的借鉴问题》。因为领导们想听中国历史上的法治故事，所以拟了这个题目。

1986年8月28日，天气很热，我穿件蓝衬衫，在邹瑜部长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参加听讲的人挺多，后来得知来了157人。

我重点讲了盛世与法治、改制与更法、礼乐与刑政、制法与治吏等四个问题。为增强说服力，我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戴胄犯颜执法”。李世民因戴胄忠诚廉洁公正，任命他为大理寺卿。贞观元年正月，朝廷开始选拔人才，一些人乘机对自己资历进行造假。

李世民下令让他们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判死刑。不久有人造假被告发，李世民欲杀他。戴胄上奏，依法应判此人流放。李世民很愤怒，“你想守法而令我失信吗”？戴胄申明，陛下说话是一时喜怒，法律则是国家信用，您不直接杀他，而是交大理寺来审理，正是忍小愤而保大信。

李世民终于醒悟，说我执法有失，您加以纠正，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课间休息时，李鹏问我，太宗最后到底杀没杀这个人，我告诉他，没有杀。

王厚立司长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父亲是前清举人，后弃官从教，布衣蔬食终生。他参加过1954年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起草工作，参与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也处理过中日“光华寮”事件，还做过驻利比亚大使。国内、涉外法律经验都很丰富，他给中央领导讲的题目是《外交斗争与国际法》。不过，讲课的细节至今没有报道或回忆。

当老师与当记者相仿，有时喜欢创根问底。遇到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接着请教邹老，社会上怎么评价全民普法？

邹瑜老部长显得有些激动，缓慢地说，早前，有人对这项事业有怀疑，认为在一个国民素质整体不高的国度，全面普及法律知识是否可能？我认真做了解释，不是给广大民众讲高深的法学理论，而是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法治中国的故事。

邹瑜先生说有两件事特别感动：一是著名学者梁漱溟和张申府，看到全民普法的报道后，曾给彭真委员长写信，称赞全民普法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二是德国司法部长汉斯和美国司法部长米斯来华访问时，异口同声称赞中国的全民普法，是一项伟大的启蒙工程。 

把法律交给人民

在所有识见中，常识最珍贵。因为常识如同真理，越简单越有力量。被称为英国囚徒、美国精神领袖、法国革命者的思想家潘恩，写过一本小书，总共55页，英文称《Common  Sense》，中文叫《常识》。整个世界，整个现代文明，都从中得到了启迪。

美国总统华盛顿说，凡属我们军队的士兵，背囊中除了枪支、口粮外，必须还要装备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那就是这本《常识》。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天空，没有任何泪水，把我变成了花朵。一位百岁老人，面对稀缺的常识，念兹在兹，只想把法律交给人民。

注：本文来自焦洪昌教授于2022年4月9日在朋友圈发布的文字，转载时我们加了小标题。

来源：法宣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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