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帅：错认的校史
1950年4月1日，在北京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礼堂举行的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典礼。
错认的校史
祝 帅
最近，我曾经就读本科和硕士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正在沸沸扬扬地庆祝“95周年校庆”，各种展览和学术活动接连登场亮相，各院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更是忙于通知每一位校友，据说是为了5年之后的“百年校庆”打打前阵。无独有偶，南方的中国美术学院也正在今年大张旗鼓地庆祝“85周年校庆”。显然这种气氛在贯彻执行“中央八条”的大背景下是有些久违的了。本来，借“校庆”的机会让毕业后再也未曾谋面的同窗重逢，或者在“相见不相识”的在校学弟学妹们面前当一次“白头宫女”，说说王府井时期或者“二厂时代”的那些事，对于我们这些“校友”来说其实还真有些兴味，至于学校高层是否也是借机打造一些“面子工程”更是“干卿底事”。然而，对于在母校毕业生中为数不多的有“考据癖”的我来说，偏偏觉得在“校庆”这件事情上，应该和母校（乃至国内许多已经或准备过“校庆”的美术院校）较一较真。
这个想法说来其实十分简单。我于上世纪90年代末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读本科，入学时，校园中刚刚庆祝完“45周年校庆”的许多书籍、文字遗物还历历在目。每个新生在入学教育的时候也会被告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于1950年4月1日，每年4月1日是中央美院的校庆日云云（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愚人节”之类的说法）。可是，1998年，本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突然办起了“70周年校庆”，把历史一下子延伸到中央美院前面去了。细究之下，原来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庆是从1928年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始算的！对于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来说，这可是事关荣辱的大事——要知道中国这两大美院的竞争关系在圈内不是什么秘密，双方互不接受对方的硕博士毕业生担任教职（除非再深造一个本院或其他综合高校的学位）的现象在今天也仍然是不得不说的“潜规则”。这也难怪激将中央美术学院从此把校史“追溯”到1919年的“北平艺专”了！
其实，民国时期仿效欧美新式学堂而设立的“艺专”模式，与20世纪50年代之后泊自苏联的“美术学院”制度之间，有天渊之别。在专业设置上，“艺专”尚博雅，除了国、油、版、雕之外，还有音乐、戏剧、建筑、图案；而“美术学院”则重点培养造型艺术人才，甚至对实用美术和国画等学科都表现出一种审慎的态度。自称“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徐悲鸿曾宣称“资质一般”、不能胜任纯美术训练者宜改学实用美术，以免“自误误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被错划为“右派”的江丰更是主张“中国画不写实，不科学”。在艺术风格上，“艺专”的培养主张不甚专一，主张传统艺术和主张当代艺术的各有其人；而“美术学院”则以写实主义为唯一的科学标准，倡导艺术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在师资结构上，“艺专”师资更为宽泛，留学日本、欧洲、美国，或是出身于中国传统绘画训练者各有其人；而“美术学院”则是清一色留学苏联，或是在本院体系和模式下自行训练出来的师资为主体。
尽管从民国时期的“艺专”到新政权的“美术学院”有一个延续更迭的历史过程，但其实这种更迭并不是简单的校名的改变（如今天一些美术学院在校庆时所宣称的那样），而是学校历史、文脉的中断和宗旨、定位的改变。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之前，系由张仃、胡一川、王朝闻、罗工柳、王式廓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从解放区来到北京接收“旧北平艺专”，这5人中虽有人也毕业于老艺专，但因任教于延安鲁艺而持新思想，并非老“艺专”师资；1950年，杭州国立艺专定名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1958年正式定名浙江美术学院），在领导和组织机构方面也进行了革命式的调整；1956年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所学院前身是北平艺专、杭州艺专两所学校的实用美术班底合并而来，但因学院划归轻工业部主管，两所老“艺专”师资中只有庞薰琹一人担任新的工艺美术学院的领导职务……更遑论很多美术学院和前身的“艺专”办学地址几经变迁，精神上早已南辕北辙。
美术学院错认自己的校史，部分原因是因为无知。如近年来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便在简介中宣称“1928年，北平大学即已在工学院中设立建筑系，1947年，建筑学科随北平工学院并入北京大学，此可最为北大建筑学科之肇始”，这里，就是把国民政府“大学区制”实验中建立的“国立北平大学”想当然地混同为此前早已有之的“国立北京大学”了。其实，“北平大学”简称为“平大”，“北京大学”简称为“北大”。按照国民政府当时的设想，“北大”只是“平大”的一个学院，即“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如同“北平艺专”在当时也一度成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一样。此举自然得到北大师生的群体反对，北平大学因此难以为继，“大学区制”改革也宣告失败，“北平大学”和“北京大学”并存的现象，存在不久也就自然消亡了。由于今天许多人认为“北平”即是“北京”，因此“北平大学”即是“北京大学”的张冠李戴自然在所难免。也正因此，使得今天很多人一度认为北平艺专曾与“北大”（其实是“平大”）短暂合并，或者误称只担任过“平大”校长的北大教授沈尹默为“北大校长”，对此类问题造成校史写作的错误可谓不知者不怪，但研究者有必要加以澄清。
1950年4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负责人郭沫若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讲话。
不过，“错认校史”并不仅仅是因为无知。作为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中国的美术学院这股“校史追溯热”，肇始于上世纪末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彼时各所大学不但忙于“扩招”、提高学费、“教育产业化”和校园规模的扩大，在历史上也纷纷人为地拉长校史，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西方那些动辄几百年校史的国际名校相抗衡。据说，北京大学1998年5月4日首过“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之后，很多高校想要来一次“百年校庆”，斥各种项目、工程、课题之资来研究自己的“校史”，以至于只要在地理、师资中的某一方面稍有关系的一所老学校，都迫不及待地被拉来认作前身。君不见，湖南大学早已打出“千年学府”的旗号，甚至传来湖南大学要过“1030年校庆”的风声——理由竟是地处长沙岳麓山的湖南大学，其校址正是“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北宋岳麓书院！
其实，只要稍有教育史的常识，便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起源于西方。大学的诞生也与宗教背景密不可分，中世纪的修道院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雏形，但今天西方没有哪所一流大学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中世纪的修道院或者柏拉图的学园。中国的大学更是兴起于“废科举，兴学堂”之后，与传教士的文化输出有密切关系，国家（政府）、基督教会、有资本和教育情怀的私人一度是在中国兴办现代大学的三股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大学与西方的大学比拼历史文脉，显然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但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传统大学的优势只在于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并且再有传统的老牌大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坐吃山空，也会被历史所淘汰；而一些新兴的大学，反而凭借新生力量和白手起家的干劲创造学术神话，这在一些应用学科、工程学科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
此道理对于美术学院来说同样要明白。在今天“大美术”学科变得日益复杂、新兴领域和艺术门类不断产生的背景下，仅仅凭借“历史”并不足以说明一切问题，相反在某些特定学科的规划和发展方面，“历史”和“传统”有的时候还有可能成为裹足不前的包袱，创新突破的羁绊。对于我自己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圭臬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等教条，在今天便很可能需要经过审慎的质疑；而各个学科门类间以“油老大”自居的定位，在今天也已经悄然完成自我改变。更何况这些“传统”对于中央美术学院来说，还是属于50年代正式定名之后的“新传统”。一所学校办学历史长并不总意味着先进和开明；相反，除非提供了一流的教学资源和师资条件，对于就读其中的学子来说，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象征和符号而已。就这一点而言，作为校友，我有些“爱之深，责之切”地觉得，母校似乎有许多比5年后即将庆祝的“百年校庆”更重要的事情要去面对。
要之，校庆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人会反对，但“北平艺专”在历史上的存在与消亡也是一个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历史事实。今天美术学院校友们希望庆祝和纪念的，是一个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自己身处其中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学校的文脉和传统，而不是一段建构出来的历史和追认出来的关联。而对于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学校来说，更应该实事求是，把历史的真实情况告诉学生和社会。因此，我在这里有些不合时宜地呼吁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还是能够把校庆日回归到建校的1950年4月1日，而不是在全国高等教育盲目跃进之时随波逐流，趋之若鹜地去追捧所谓“百年校庆”。若能以此切实行动做好“领头羊”，中央美术学院将会在更高的层面上影响全国其他的美术院校，冀望美术教育界的学术风气也由此得以匡正。
祝帅（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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