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闪现人性的光辉
有两个人对我的绘画产生了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便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周京新老师。大多每一个人小时候都经历过一个在纸上涂鸦的过程，这是人类的天性、孩子的天性。我小时候也是如此。但拿起画笔不久，我父亲便开始以严格的教育成人画画的方式来教我画画了，使我在很小的年纪就知道了画画“要画象”。父亲总是给我各种任务来完成，比如今天完成几张毛笔字、比如明天要会背会默身体的某个关节骨骼等等，而且规定不完成不许睡觉。严格的教育方式使我开始反感厌恶画画，但我“画得像”的作品也屡屡给我带来表扬和荣誉，让我体会到其他孩子体会不到的成就感。我就是在这样吊诡的心理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到了初中我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接受了正规的素描与色彩训练，并且那时就开始进入南艺办的艺术高补班画画，开始聆听高校艺术老师的教诲。与高补班其他的考生相比，我年龄尚小，没有艺考的压力，所以老师对我的要求并不严格，倒也轻松自在。到考高中时我选择了宁海中学的美术班。由于我的文化课还不错，当时考美术班还遭到了我一位理科老师的反对。高中美术班三年是痛苦的、紧张的、不想再言及的三年，最大的印象就是为了考上大学每天不断地画素描、色彩，不断地学习文化。再之后我考上了南艺国画专业。不怕大家嗤笑，我倒真不是喜欢画国画，而是考国画不用考色彩（我的色彩不好）；并且家里还有父亲这样一个国画老师可以“开小灶”，我觉得有底气。大学四年里，“画得像”的我专业反而并不拔尖，由此对国画的认识感到了困惑，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画画。虽然遇到了好多很好的老师，但只怪我不争气“没开窍”。我对国画真正产生兴趣的转折点出现在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身边很多的同学大多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或考上了研究生。而我来到一个三线城市的画院工作。深深的自卑感让我开始投入到画画中。就在那时我发现我喜欢上了画画，对艺术也有了自己初步的追求，决定考研提升自己。研究生三年有幸投到周京新老师门下，周老师的艺术理念与教育方式让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与提高。周老师与我父亲对艺术有着同样的热忱，却有着不同的趣味与气质。这不同的趣味气质仿佛是两种血缘，让我营养更丰富更健全。
《布莱斯峡谷自然桥》 纸本 35×47厘米 2014年
《和谐世界》 纸本 35×47厘米 2014年
除了略带生理特征的个性无法更改之外，阅历、体质、交友、工作、职业、家庭、教育、爱好等等会影响一个人个性的外延部分形成所谓的“气质”。我是一个相当缺乏浪漫精神同时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理性的、焦虑的、有强迫症倾向的人。周老师曾形容我的个性是“外柔内刚”，并说这种个性很适于画写意人物画，我觉得很概括很准确。一切艺术都是艺术家个性气质的外在表现，我的绘画特点也是我个性的外在表现。我的艺术远未成熟，对我自己艺术所谓特点的感知都是来自于老师、朋友、艺术家等第二人对我的评价：内敛、厚重、深沉……。史学界有这么一种说法：“魏晋之后，已无华夏；崖山之后，已无中国。”两宋之后，人物画捩转式微，古典意义上的“中国”已亡，那兴起的中国文人画已然没有了“中国”两个字中所含的古典意义。所以那些奉文人画传统为中国人物画正宗圭臬的说法是片面的，偏颇的，人物画自身的传统是宽泛的，正所谓“静水流深”。我认为人物画既然描绘的对象是人，就要闪现人性的光辉、歌颂人性的伟大，不能无病呻吟。不能说传统中的人性泯灭了，而是被压抑了。我希望“闪现人性的光辉”也是我绘画艺术的特点。
《犹他州布莱斯峡谷》 纸本 35×140厘米 2015年（请点击此图横向观看）
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迷恋于理性的思考。三十四岁前我也谈过我今后的艺术追求，以为会一直那样画下去。可谁料到我的世界观在我三十四岁左右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甚至是360度的改变。它的起因十分偶然，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颇有蝴蝶效应之感。我在三十四岁之前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这个改变的，这个转变也影响到了我的艺术创作。所以让我预测将来我的艺术走向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我对人性的挖掘与赞美不会改变，因为人性是永恒的。再有就是放宽艺术的视野，希望我的艺术在保持厚重的特点同时再自由轻松一些，再“拙”一些。
《红色布莱斯》 纸本 128 ×65厘米 2015年
《美西风景》 纸本 128 ×65厘米 2015年
《沉思的老水手》 154×85厘米 2014年
《老牛仔》 154×85厘米 2014年
《旅行者》 154×85厘米 2014年
《苏格兰风笛手》 154×85厘米 2014年
《我的朋友》 154×85厘米 2014年
贺兰山（本名：贺戈箫），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75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祖籍山东峄县。200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周京新教授，获美术学硕士学位。2013—2014年任教于美国肯塔基大学艺术学院。获“上海市优秀文艺人才奖”。
澍雨画馆公众微信号: Shuyuhuag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