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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岑:造化在手

2017-04-20 澍雨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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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岑  蹦蹦跳跳  青铜  36×42×13cm  2001年



造化在手

——袁晓岑雕塑艺术散议

文 / 韩劲松(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


袁晓岑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和雕塑家,他从上世纪40年代起开始从事雕塑创作,一生矢志不渝,艰辛探索,在雕塑领域取得了与他在绘画领域同样卓著的成就,留下了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富有传统文化素养和美学底蕴的雕塑作品。纵观袁晓岑的雕塑创作历程,我们发现这位雕塑大家竟然从未进过专门的艺术学校,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雕塑理论技法学习。但却是新中国第一位以雕塑作品在“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中参展的作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雕塑作品展的作者,是第一位应邀参加美国全国雕塑展并被吸收为全美雕塑家协会荣誉会员的华人艺术家。他的雕塑征服了无数观众,人们被那些雕塑独特的气质神采所打动,由衷地折服。袁晓岑的雕塑艺术闪耀着天才的光辉,他以生动、朴实的雕塑风格抒发了其内心情感,展示出他与生俱来的艺术灵性。


袁晓岑  老马  青铜  14×23×6cm  1946年


袁晓岑雕塑艺术总体上看有底蕴、有学养,朴实、生动,富有生命和情感的温度,同时他又能把宏观文化精神与自我心意融会贯通,可谓真实自然,没有一点虚假的东西,也没有刻意去炫耀“大、洋、古”。他的作品完全是他一片赤子之心的真实反映,映照出的是自然的美,是生活的诗,是不惹尘埃的纯净和光明,是精神的自由和畅快!袁晓岑雕塑艺术就像清泉沁人心脾,他的雕塑作品虽然题材各异,但均能给人带来精神享受和愉悦,使人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是袁晓岑雕塑的艺术境界。事实上,他作品表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但他能将这些平常事物赋予优美的艺术形式。他的作品可谓千锤百炼,已经臻于炉火纯青之境,个人的精神完全融化在对象之中。


袁晓岑  搔首  青铜  20×22×11cm  1946年


我以为,袁晓岑雕塑艺术的风格是在与绘画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袁晓岑,1915年生于贵州普定的一个小山村,少小即爱用木炭在墙壁上画鸟兽,用泥巴捏小牛、小马,可谓自得天籁之趣。年龄稍长后,他求学于贵阳师范,稍后又赴云南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彼时教国文的李长之,教文艺概论的楚图南皆为文艺界的一时翘楚。袁晓岑一边充实学养,提高思想眼界,一边与熊秉明等人成立谷风画社,举办画展。待看到岭南画派“二高”作品之后,遂决定走中西结合、师法造化之路。从此,他立定恒心,耕耘在云南这块神奇之地,终于在美术界独树一帜,于23岁渐有画名。在云大期间,他得熊庆来介绍结识徐悲鸿,并于映秋院聆其教诲。稍后,他开始通过相关的雕塑作品研究动物形体结构和透视,意在借此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未曾料想,他却因此而得窥西欧雕塑大家罗丹、吕德等人风范,与这些大家多有神会。此后,他决意将民族石刻泥塑与西方雕塑的方法相结合来创作自己的雕塑作品。于是,就有了他最早的雕塑作品《老马》。《老马》创作于1946年,该作品以一匹忍辱负重、瘦骨嶙峋的老马道尽百年中国的沧桑,它塑出了人格、塑出了历史,也塑出了文化的风骨和精神。从此,他在动物雕塑创作上一发而不可收拾,可谓成就斐然。无论塑马、牛、孔雀还是狮、虎、熊、豹,他皆能熟谙其性,塑形传神,意趣盎然,一派生机。


袁晓岑  马驹  石膏  1964年


1949年以后,袁晓岑的雕塑艺术继续与时代同行,焕发出新的风采。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注重人物题材创作,代表作品有:《母女学文化》《丰收》《分到羊啦》《彝族饲养员》《傣族姑娘收木瓜》《金沙水暖》等,这些雕塑作品大多能够在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刻画普通生活中富有趣味的细节和场景,自然而生动地凸显出主题,彰显出真挚的民族情感和纯真的人性之美。比如,他创作的《母女学文化》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内涵的主题,但他在创作这件雕塑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英雄主义的样式去表现,而是选取边疆少数民族的一对母女促膝而坐,学习文化这样一个颇具生活趣味的小景。母女地位的变化,她们俩认真学习的神情都真实地传达出了主题。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袁晓岑又创作出一批古代文人题材雕塑作品,如《伯乐相马》《怀素书蕉》《羲之爱鹅》《举杯邀月》《梅妻鹤子》《驴背诗思》等,在手法上,他更加注重整体性,注重势态和线条运动感的表现。


袁晓岑  伯乐相马  青铜  121×137×63cm  2002年


对于袁晓岑这样并不直接师法某家某派,却又自成一派的大家,很难从固有范式出发去评判其艺术创作。事实上,在评价他的作品时,我们应该看到他的主体人格对其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袁晓岑代表了这样一代人,他们经历过中国社会的新旧转型,身上保留着温文尔雅、虚静恬淡的性格,但在艺术追求上能够走出传统的旧程式,且能从自己切身的生活体验出发去创新。他在情感上是认同自己的成长环境的,是发自内心地喜爱大自然的清新野逸之趣的。因此,当他看到高奇峰、高剑父生机勃发的花鸟禽兽作品时,自然能够为其所折服。加上李长之、徐悲鸿对其艺术思想的影响,使得他又从理性上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价值,继而更坚定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在此基础上,袁晓岑形成了他的艺术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发自我之灵性,探求自然之美,汲传统之精华,走自己的路”。


袁晓岑  丰收  石膏  1950年


那么袁晓岑雕塑艺术的独创性价值在哪里呢?首先,他的作品感情真挚。他的艺术创作不服从外部的要求,因此,他也不会被外在的理论所困惑。同时,他也没有给自己设置一个虚妄的光环,而是始终追随内心朴素的情感,从身边真切感受到的事物出发,发现和表现它们的情和理、美和神韵。其次,袁晓岑的个性风格还在于他总是能从生活中提炼出富有意蕴的内容,营造出引人遐想的意境。他不仅善于状物抒情,而且能从生活中提炼出“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因而,他的作品总是那么耐人寻味。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在生活中的积累,一方面得益于他在云南大学学习文史的经历提升了他的人文素养,使他的眼光不为物质世界所囿,总能发现诗性之美。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背景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保留着的传统诗书情怀,保留着的平民性格。最后,袁晓岑依靠他敏锐的艺术天性,把握住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普遍存在的“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精神。因此,他的作品包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意识。纵观他的从艺生涯,尽管不同时期的作品有题材和风格方面的变化,但将本我的生命与自然对象的内在生意相融,表达万物共生的和谐之境,这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审美理想。因此,在他的雕塑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与万物的对话。    


袁晓岑  母女学文化  石膏  48×45×38cm  1951年


袁晓岑的雕塑走出了云南,也走向了世界,打动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但袁晓岑的艺术又属于云南。假如袁晓岑留在北京是否就会更有成就呢?他有很多留在北京的方便条件,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与北京雕塑家共同参与民族文化宫民族题材浮雕的创作。70年代,他又接受创作任务为各国驻华大使馆画画,并与当时北京很多知名画家有频繁合作往来。以他1964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雕塑个展的荣誉,他完全有资格留在北京,但他仍然回到云南。我认为,让他选择回到云南的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他的艺术之根在这里,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多彩多姿的风物人情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他自幼成长并受益于此,只有生活在这里,他才能真正发挥出自己的天赋,由此也形成了袁晓岑雕塑的地域性特质。可以说,如果他当初离开了云南就不会有今天的袁晓岑。


袁晓岑  分到羊啦  石膏  1953年


2015年,时隔半个世纪,袁晓岑的艺术作品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万物为师——袁晓岑百年诞辰纪念展”在这里隆重举行。人们愿意在他的作品前驻足,分享一个谦逊的心灵奉献给人们的精彩。袁晓岑的雕塑历程和艺术生命证明了美根植于生活,来源于本心,他的雕塑洋溢着民族风采,是诗意与民族性、地域性相统一的范本。



袁晓岑  冬晨  石膏  1959年


袁晓岑  傣族姑娘收木瓜  石膏  1963年


袁晓岑  彝族饲养员  石膏  1963年






袁晓岑(1915—2008),生于贵州普定。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分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云南画院名誉院长,云南艺术学院终身教授。1938年在昆明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1958年参加北京十大建筑雕塑工作,与中央美院雕塑系师生合作民族文化宫大厅大型浮雕。1964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新中国第一个个人雕塑展。出版有《袁晓岑雕塑选集》《荣宝斋画谱》《袁晓岑画孔雀》《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袁晓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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