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孔子黑暗王国的残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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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说儒家——
孔子，他就是个痴人啊！
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而他的很多徒子徒孙，如宋明之际的理学家们，就属于后者了，新儒家们当是等而下之。
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
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一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
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
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卤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
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有一次，在汤汤而流的小河边他们又找不到渡口了。
远处的水田中有两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去打问。
其中的一个细长个子却不回答子路的询问，而是反问子路：
“那个执缰绳的人是谁？”
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
“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可见孔子的知名度颇高。
子路答：“是。”
细高个冷冷地就来了一句：“既然是鲁国的那个孔丘，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嘛。”
没奈何，已经由绿林好汉改邪归正到孔子门下的子路，只能按捺住火气，转过身去问另一位，这一位魁梧雄桀，是个大块头。
大块头也反问子路：“你是谁？”
子路仍然是恭敬地回答：“我是仲由。”
“你是孔丘的门徒吗？”
“是。”
现在又轮到大块头来教训子路了：“天下混乱，举世皆然。谁能改变这种局面？我看你身体强壮，是个好庄稼汉。与其跟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东奔西走，鼓唇摇舌，倒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躬耕垄亩的好！”
这里我先解释两个词。
什么叫“避人”呢？避人就是择人，就是避开那些昏庸无道的诸侯，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有为之君，一同来重整乾坤。
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嘛，不择主，只要给富贵就帮他卖力，那是苏秦张仪的作为。
孔子一心要的是救世，而不是个人富贵，所以他栖栖惶惶地驾车在纵横阡陌间奔走扬尘，就是要避开身后的昏君而去寻找前面的明君。
所以，孔子是“避人之士”。
什么是“避世”？在“避人”的基础上再跨一步，彻底冷了心，闭了眼，认定天下不可能有什么诸侯还能与他一起改变这世界，于是彻底绝望，从而彻底不抱希望，回到田园中去，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去，告别都市、政治与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就叫避世。
再回头说子路被这两人教训得一愣一愣的，又要注意自己此时的身份，不能发作，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孔子汇报。
孔子听完，不尽的迷惘，谁说这两位隐士说得不对呢？
这不也是孔子自己内心中常有的感触吗？
但他历尽艰辛，学而不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难道就此卷而怀之吗？
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门徒三千，贤者七十二，就是为了培养一批隐士，或者懂文化的农夫吗？
于是他感慨万端：“人总不能与鸟兽一起生活在山林之中啊，我不和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享欢乐共担不幸，我又能和谁生活在一起呢？他们说天下无道，但不正因为天下混乱无道，才需要我们去承担责任吗？假如天下有道，还需要我们吗？”
《论语》中的这一段，很传神，两千多年了，那条汤汤小河边发生的这场争论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这几个人好像还在我们身边。
我尤其为孔子感动。
他凄惶而寂寞，迷惘而执拗。
“志于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少人顺应潮流，从而成了新贵，或成为新贵的红人，其中甚至有他的门徒，比如那个顶善于察言观色的弟子冉求。
又有不少人冷了心，折断宝剑为锄犁，平戎策换得种树书，如长沮、桀溺；其中也有他的弟子，如樊迟。
樊迟向他问稼，问为圃，大概也是准备避世了吧。
望望眼前，路漫漫其修远兮，看看身后，追随者渐渐寥落。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道行不通了，我只能乘小船漂荡到大海中去了。
到那时还能跟随我的，可能只有一个子路了吧！）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
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未见过刚强的人），“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未见过喜好仁厌恶不仁的人），“未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
这些话不也把他的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
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而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
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
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
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正是令人同情。
但他更让我们尊敬。
这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
天下一团漆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
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
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经警告过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你过去糊涂就算了，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危险得很啦！）但不能因为政治危险，就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置自己的伦理责任于不顾！
“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对暴政的矫正！就是正义！所以孔子庄严宣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虽然他也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话；虽然他也称赞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慨叹“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的聪明别人能及得上，他的糊涂别人就比不上了），大有郑板桥“由糊涂入聪明难，由聪明入糊涂尤难”的意味，但他对自己，却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史鱼一样，“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如射出的箭一样，正道直行，永不回头。
自魏晋以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有了一种极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的分离。
最受人敬仰的人格乃是那些在天下苦难面前卷而怀之，闭目养神的隐君子！他们的伦理关怀哪里去了？他们的道德痛苦哪里去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人道精神哪里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以起码的价值关怀吗？
但我们却偏偏认为他们是涵养最高，道德最纯洁的人！鲁迅禁不住对这种人怒形于色：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这种目不关注人间苦难，耳不听弱者呻吟的人物，不就是饭桶酒囊茶壶甚至权势的尿壶么！现在不少人飘飘然地要“告别鲁迅”，却又腻歪歪地对“茶壶”周作人大为钟情。
这种人难以让人生出敬意。
一个人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
在孔子那里，在他的学说之中，那种古典的崇高确实让我们这些聪明机灵的后来人愈显扁平而单薄。
*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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