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十周年之际思考古今中西之变与古典教育的任务（诗经课补充材料）
无竟寓按：今天在古典书院的《诗经》课上讲“《诗》学的天人一贯与古今之变”。谈到要重新认识“五四”精神时，提到拙文此篇。特此贴出，请各位同学和网友批评参考。此文大意跟今天的“《诗》学古今之变”讲座一致，旨在呼吁：在左右两派意识形态相互纷争撕裂的时代（左右两派皆为现代意识形态），儒家应该发挥作用，承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任务。此文起初是2009年给“中国文化论坛”第五届年会的论文，后见收拙著《道学导论外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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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西之变与古典教育的任务：“五四”九十年之际的思考
柯小刚
九十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微不足道的一瞬，远不足以供给历史哲学的玄思。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来说却是漫长的三个三十年。如果按照三十年为一世的说法，就刚好是三世。如何通达这三世的古今之变，是时代的急迫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至为关键的基础工作之一则是古典学术的教育与研究工作。
1. 九十年前后中国古典学的不同处境与今日古典学建制的任务
五四的时候，无论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还是提倡各种新潮主义的新文化健将，普遍有良好的中国古典学养；而今天无论继续激进的文化先锋还是反求六经的先进学者（“先进于礼乐”之先进），可能都比不上五四一代学者的中国古学功底。这一基本事实提示我们：五四一代即使反传统的主张都有可能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一个变化形态，而今即使主张复兴传统文化的立场都有可能是一种很不传统的现代性主义论说的表现。
因此，今天谈传统文化的复兴，首要的任务很可能不是反思批判五四的反传统立场，而是老老实实补课，补中国古典学养的课。当我们恢复到五四一代先贤的古典学养水平的时候，我们也许才有一双古典的眼睛来看清，不久前的那一代古人为什么以及如何想像现代化：这场不同于任何其他文明体之现代化进程的独特现代化模式，它的出发点和结果，它的过程和本质，它与自身独特传统的独特关系，它的损益权变，它在文质历史中的位置，它所建立的新政治新文化与古代传统的关联，都还远不是已经清楚明白的事情，而是仍然深深地隐藏在未知之中，有待哲学的虚心学习和重新认识。黑格尔在《法哲学》里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到来才起飞，就是说哲学不应傲慢，而要虚心向历史和现实学习。所谓传统并不是古墓奇珍，或者博物馆里供人观瞻的雅物，而是现实地延伸到脚下的道路。传统就是传到今天的东西。求道，就要向脚下的大地问道。
今天，五四以来的新政治新文化不但不是反传统的东西，而且已经成为传统之一的新统。今天的处境和任务与历代圣贤面临一个新时代的处境和任务并没有两样，那就是沟通时代的新统和古老的旧统。从周孔以来，从汉代今文春秋学以来，从宋明道学以来，乃至在道法名墨百家之学中，沟通新统和旧统，用旧文解释新命，用新命维新旧文，向来是这个伟大的文明和文化延绵不绝、日新其命的常道，为什么到我们这一辈就要中断呢？
《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太甲》）。近贤又切告曰“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去自觉天命，自求多福，不按照夫子遗教的通三统之道来延续斯文之命的春秋叙事，把五四的危机与权变与宋初、周末的危机与权变联系起来，把共和国的新命与三代之英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参《礼运》）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是自绝其史，自绝其命，自绝其福，自作其孽，绝不可活。
今天，如果我们再不抓住国势日盛的机遇，立足现实与未来的命运而沉潜古典，复兴经学，延续斯文之命，书写共和春秋，那么，这个地球上最富有文化典藏的一群人，这些曾经最伟大的圣人之后、诗人之后，就只能守着一堆在博物馆里保存完好的经典，而像文盲一般等待全球化的谎言和西方现代性的贫乏叙事，来替我们理解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历史和新文化，活生生地任人宰割为两个中国：一个是封闭落后的古代中国，一个是“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先贤的不孝子孙：既对不起从谭嗣同到秋瑾到方志敏的百年共和先烈的碧血，也对不起从黄帝到尧舜到周孔的数千年皇皇史册和圣贤经典的汗青。
如果说近代志士出于时势的逼迫而不得不采取过分激进的反传统立场，那么到了今日这个承平已久、国力渐富而自身理解危机、说法危机却日益严重的时代，用传统文化来疏通现代文化的任务就成为亟待展开的斯文之命。这条斯文日新之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如何一头连着远古，一头开辟未来，仍然是有待思想去虚心地学习和理解的事物。直接否定脚下的道路，表现的不过是现代浪漫气质的文人虚娇，现代批判哲学的傲慢，以及同样属于一种现代性主义论说方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固陋，远不是通古今之变的气象。
今天通古今之变的政治任务和文化任务，如果要想在未来几代人中实现的话，亟待实行的第一步便是要在各个层面上加强中国古典文化的教养，全方位重建通经致用、经纶天下的经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通情达性、知经知权的礼学。只有通过古典文化的教养化育，才能渐渐消退那种虚骄怨戾、激进卖直的主义习气，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博古通今地看历史，从那种左右对立、激进保守对立、理性非理性对立的现代性主义论说死胡同中解放出来，重新学习古代圣贤的自由心灵和审慎判断，真正完成这个伟大文明和文化传统的现代新命。
华夏斯文的现代新命看来大概是分两步走的：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处在跨出第一步的关口，而今天的位置则是在第二步的开始。第一步是一个文疲复质、质以辟文的步骤，也就是通过激发传统文化中质胜的一面，譬如诗书易的汤武革命传统、公羊三世齐诗五际的革命传统[ 参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以及道墨释家的平等传统、法家反封建黜繁文强集权的传统、兵家农家和民间文化中的勤朴求实等等几乎所有质野开辟一面的传统资源，来恢复这个文化的草野蔓延之力，刚猛开辟之力，自卫自强之力。而今天，当草野的开辟已经形成“质胜文则野”的新文，真正的文化人要做的事情决不是去用自己的一点学院文化、雅士文化来鄙视那些尚且粗糙的新文化，而是要决心听从斯文之命的第二步，着手开始质极复文、文以化质的工作，也就是古典文化复兴的工作。这项工作的基础便是古典文化教育的开展。
目前所谓读经热、国学热虽然影响大、势头猛，但是问题很多，泥沙俱下，低俗化、商业化，远不足以担当文化复兴的使命。在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推动下，近年来在大学里开展古典文化通识教育蔚然成风，发展趋势激动人心。不过，随着古典通识教育的推广，师资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当前很多所谓古典通识教育，不过是由文史哲各专业的教师拼凑而成，教师本身就缺乏经典通识和整全视野，学生私下膜拜的经典通识教育偶像仍然是商业媒体炒作的明星。因此，在读经热、国学热和发展通识教育的良好形势下，隐藏着深刻的问题，不容乐观。
问题症结出在学术教育体制上，还没有建立古典学教育和研究的学科建制和机构建制。自从五四时期蔡元培最后废止经科以来，经典文化的教育和研究被肢解到哲学、文学和历史等部门，成为各部门的“客观研究”分析解剖的“材料”。经典是有生命的。经学整全性的肢解不只是一个学科建制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命脉的存亡问题。古典文教的学科建制犹如古典文化命脉的身体，没有身体的承载，经典的生命诚然也可以存乎鬼神，不绝若线，但却是不能行于大地的。
今日中国经学的重建，当务之急可能还不是在义理上找回它的话语，而是首先要赋予它一个身体，一个有生命有灵魂有精神的整全身体。这个整全身体的重建不可能是现有文史哲学科的拼凑，也不应该是现代西方学院派古典学建制的照搬，而是要深入挖掘古代经学建制的历史传统，充分消化吸收西方古典自由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的经验，创造未来中国自己的古典学术教育体制，为古典文化复兴和通识教育的开展奠定文教制度的基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项文化奠基事业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今日中国已经到了亟待开始这项事业的时机。
“五四”九十周年是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机？“五四”九十周年之际谈这个问题，似乎不合时宜，因为九十年的时间还远没有长到可以澄心静虑，放下恩怨，平心静气地通观古今、衡论中西；但是，“五四”九十周年之际谈这个问题，又恰恰合乎时宜，当其时机，因为九十年的时间已经长到危及文化命脉的代际传承了，如果今日不为，可能就永不可为了。所以，虽然一方面顶着激进派要继续五四的压力，我们也必须在九十周年这个已经很长的时间之后决心恢复古典文教；另一方面虽然顶着保守派要彻底否定五四的压力，我们也必须在九十周年这个还远不够用来平复历史恩怨的时机就提出要和解历史怨恨，宽谅时代偏激，继承和重新解释激进带来的积极成果，通三统而一贯，复文质之彬彬，为中国古典文明的新一轮开展准备基础。
这将不但是中国的机会，也是西方的机会，世界的机会。因为中国这个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而未遂的最后一个文明大国，在它摆脱殖民统治并决意自力更生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地图就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如今，当西方列强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腐蚀下放弃他们的先贤关于追求善好生活的遗教，当我们这个“滞后”现代化的国家在它的现代化已有一定基础却决意重建华夏文明而不只是民族强国的时候，那么，不但中国古代圣人的遗愿，而且西方古代哲人的理想，未来世界的希望，善好生活的希望，就都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这个词从来就不是诸侯国或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天下之所以为天下的华夏。华夏也不是一个民族的称呼，而是一种人类文明、普世文化。春秋之义，华夏退而为夷狄，夷狄进而为华夏。华就是花，夏就是大，华夏无非是华夏文明开花结果的天下。
2. 九十年前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位置
五四的时候，现代化和新文化还只是一个理想或者刚刚开始建设的事业；而今天，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现代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验都已经很丰富。所谓尊先王还是法后王，所谓古今之争：九十年前后这个古今之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古”的一面，前面说过，对于五四一代来说是实力大于声势，是名义上的敌人和实际上的主人；而对于今天来说，“古”的一面则是声势渐旺而实力不济，虽然名义上有逐渐成为左右各方共主的趋势，但实际上无论提倡还是反对古学的主张都还远未得到古典本身的足够涵养，还带有现代的太现代的偏狭激进气质。如果从现在开始就筹备古典学术和教育的常规建制，培养研究和师资人员，假以时日，或可拨乱反正，通古今之变，重新取得古今文质之间的平衡。
“今”的一面在九十年前后的力量对比情形则与“古”的一面刚好相反。在五四的时代，“今天”的事物和“新的”时间还是刚刚开始的、有待开始的、空缺的、允诺的、未来的、理想的时间和事物。而纯然理想的事物犹如爱情，必然是一端灿烂明见宛在眼前触手可及、一端顾头不顾尾行险以侥幸盲目无知的，因而必然是一方面强大无比不可战胜、一方面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这种求新的恋爱憧憬必然妨碍古今之间平心静气的通达视野，导致一时间“今学”偏胜，古学式微。
而九十年后的今天，“媳妇已经熬成婆”，曾经的新文化已经成为既有传统之一，曾经憧憬的现代化已经成为现实：不但曾经在热望中看到的可欲的美好事物变成了现实，而且当时由于情人眼里出西施而没看到的不可欲的丑陋之处也变成了现实。于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反思现代性新文化的缺点终于可以用事实说话了，终于不再是与一个不可战胜的梦中西施比美了。在一场短暂的爱情退烧之后，终于可以脚踏实地过日子了。有条不紊地复兴古典学问，宽博有容地化解新文化蜜月期的成果与遗患，从容计议未来的长远日子，就是“五四”九十年之后我们今天的任务，在这个任务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古典文化教育的重建。
自从“时间开始了”之后，今天就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今天，我们就实实在在的活在今天，而这个今天对于五四一代来说原不过是明天。因此，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衡论新知旧学、通古今之变就成为时代的天命，犹如九十年前，一心向着未来，一心憧憬革新，是五四一代不可遏止的爱情。如今，无论继续秉持五四一代的激进反传统立场，还是反过来为了复兴传统文化而激烈批判五四，都还是现代激情的奴隶，现代意识形态立场之争的奴隶，还远没有学会古代“圣之时者”的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执两而用中的明智与自由。《诗》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小雅·裳裳者华》），这是怎样的从容中道，何不读为今日论学治政的箴言？[ 参甘阳〈中国人尚左？尚右？〉，见氏著《将错就错》，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年。]
3. 九十年间西方现代学术在中国的位置变迁
三代以来，周孔以来，秦汉以来，唐宋以来，明清以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转折点，“古今之变”从来就是中华文明的常态，“通古今之变”也是历代圣贤一以贯之的努力。而自清末、“五四”以来，古今关系的讨论突然被中西关系的话语取代，仿佛只要是中国的就都是古代的，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现代的；仿佛中国已经死在过去，没有也不可能走到今天（那么它如何可能现代化？），而西方就是突然有这么个现代西方，从来就没有过去。这种图景的中学西学想象是如此荒诞，完全不值一驳，但它却是“五四”一代人几乎不假思索的潜意识。
这种粗俗不堪的荒诞图景有它的精致原本，但并不因其精致而降低其滑稽本性，那便是基督教末世论和现代科学进步观的一种思辨综合，即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进步论世界历史体系。但这种“世界历史”毋宁是对世界和历史的双重夷平：它把地球上从东到西的空间关系排列为一个从落后到进步的时间关系，从而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掠夺提供了精致说辞。可惜大地的圆形实际上暗中颠覆了这种说法自身的意图和它的末世论本原，或者说空间的圆环弯曲了时间的直线，使得它对世界和历史的双重夷平不可能成功。西方列强对中国殖民的失败早在鸦片战争开始前的十年就已经写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稿中了：这个讲稿不得不终止于德意志，略微暗指美利坚而不敢继续越过太平洋，暗藏了西方最后一位乐观的哲学教授对西方的绝望。黑格尔之后，这种暗藏的绝望终于不可遏制地倾泻出来，那便是五四的乐观之后，那些亦步亦趋跟随西方最新学术潮流的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地引介进来的种种“现代思潮”。历史的反讽真是胜过戏剧。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引入比较有代表性。这两位现代西方思想家区别很大，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都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激烈批判者。五四以来，虽然各路中国学人都急于引进各种现代西方思潮并因所引不同而互不相让，但是，在这些主义之争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大致的共同点：凡是那些激烈批判西方传统的思想家，都容易受到引进者的青睐。这也许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学术走向的现代趋势所致，一是中国的西学引进者自身的心态所致。
西方思想史上的古今之争由来已久，现代西方尤其是一个反叛传统思潮流行的时代。所以，当中国学生到现代西天取经的时候，自然容易注意到这些反叛思潮。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无论在叛逆思想多么流行的时代，西方学院派的主流正统从来没有旁落到马克思、海德格尔等激烈批判西方传统的“怀疑大师”手中。因此，仅就西方思想界自身的情况考虑问题，远不足以解释中国学生取经时的选择。譬如说，五四的时候，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远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现代化最终选择了它；最近二十年，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也远不能说是海德格尔，即使就现象学领域而言，也很难说海德格尔代表现象学正统，但中国现象学者对他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更多继承西方传统而不是批判传统的胡塞尔现象学。这些选择很可能与中国引进者的文化背景和引进目的有关：
文化背景上，马克思的人民情怀和大同理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小康大同论说完全不同于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论语境，人民也不同于基督教诉诸的奴隶。]，海德格尔的土地气息和自然神性，远比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民习气更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两人以实践关怀为本的特质也比那些纯粹理论性的西方形上学更能吸引中国学者的兴趣；引进目的上，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引进西方现代思想从来不是出于学院派的纯粹知识兴趣，也不是为了与西方主流“接轨”，而是为了学习西方最先进的思想，以便赶超西方。因此，有意无意地，凡是激烈批判西方传统的现代思潮，都容易成为中国学习的兴趣热点。人们以为，通过学习这些论说，就可以占领话语高地，形成对西方主流说法的制高优势。马克思、海德格尔以及其他一些批判西方传统的现代西方思想的引入，可能都有这个因素在起作用。也许可以说，魏源《海国图志》的地图虽然早已过时了，但它的序言中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可能一直暗中指引着中国人在现代西方思想海国中的航行。
4. 九十年前后西方古典学术在中国的位置变迁与中西古典心性的相逢
那么今天，海国图志的指南针终于要把中国的奥德修斯们带向爱琴海了。曾经在这片土地深处的革命中，“言必称希腊”代表的是妨害中国现代化的教条主义。那么，当这片土地自己的人民通过言不必称希腊的努力实现了自主现代化，他们就有了条件也有了必要来不慌不忙、原原本本地学习西方各种说法的来龙去脉，拨去它们的现代虚文，复其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学习西方精神的实质，拒绝继续被现代西方的文化输出战略忽悠。
将来，当中国的古典学院培养出一大批精通古希腊和拉丁经典的人才，甚至当现代后现代的西方不得不到中文世界才能找回自身文化的根源[ 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埃及文明赖希腊而保存，印度佛教赖中国而保存，欧洲通过阿拉伯找回希腊，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到那时候，诸如民主、科学这样的观念就不会再像五四时期那样，引起“情人眼里出西施”一类“盲目而热烈”的青春期骚动。当然，前面讲过，九十年前的青春骚动本质上是中国文化在外来旗号下的自我更新，浴血重生。只有通过这场自我更新创造的条件，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宽裕从容地盘点那场自我更新的说辞即诸如民主科学这些说辞的古典渊源和现代演变，而在当时，它们不过是自我革新的武器罢了。革命并不是做学问，有的时候要言称希腊，有的时候不必言称希腊，这本无足怪。九十年后回首历史，并且以此理解今天的处境，我们至少可以看清楚两点：
其一，五四以来在民主科学旗号下的变革，不能在这些说辞表面上的“言必称希腊”意义上来理解，而是要深入中国文化自身从远古三代以迄清末近世的自我革新传统之中，才能理解它们的现实历史含义。事实上，五四以来出于政治形势的紧迫，中国一直没有时间和条件来如其本然地研究古希腊。窑洞里的会议对“言必称希腊”的批判并不是对“希腊”的批判，而是对“言必称之”的批判。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靠称引原本的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或任何一种现代西方教条论说带来的胜利，而是黄土窑洞的脚踏实地精神和《诗》《书》革命传统的胜利。怎么可能，仅仅凭靠一个脱离了epistēmē渊源的所谓科学观念，脱离了politeia传统的所谓民主观念，凭靠这些上不着天、下不靠地的半吊子洋场哲学，就可以带来一个积重难返的文明古国的青春骚动，幡然更新？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个青春早就夭折了，断然结不出果实。
其二，今天，六十年来的共和建国和国力渐富使学者开始有了余裕的时间和心态来认识到：对西方的学习，不可能走捷径，不可能通过学习那些自称批判了全部西方传统的东西而来一蹴而就地赶超西方。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要想真正学到西方的长技，就必须深入到西方古典之中，因为那才是西方真正的长技和所有现代长技的根源。很难想象，没有普罗米修斯和德谟克利特会有马克思；没有品达和赫拉克利特会有海德格尔。也很难想象，如果不了解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传统，如何能认得今日美国的强大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读《理想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怎么能识破这个共和联邦的精英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专门用来瓦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神话？尤其重要的是，如果不了解所有这些已经在现代汉语中成为普通流行用语的外来说法在西学自身脉络中的古今源流，那么，无论是在基于这些说法之上的国际“接轨”中，还是在更高目标的中国自主话语和“软实力”建设上，我们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劣势。
今日中国文化的复兴任务决不是食古不化的简单复古，而是要通过继绝学来开太平，通过复古学来述今学；而既然中国今学的面目无不是借由现代西学的话语来表达的，那么，今日中国通古今之变的任务就必然包含一个西方古典学的重要维度。因为，只有同时从中西两方的古典渊源出发，汇流今日中国，才有可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知根知底、彻本彻源地解说中国现代化实践与它在时代的急迫中仓皇借用的现代西方说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代中国文化在今天面临的首要问题，可能还是孔子说过的正名。如果说今日名实不符的现实主要来自百年来国事靡盬、不遑启处的危机处境，而未来重建名义以符合实事的困难又主要来自中西两面古典学术的积贫积弱，那么，在今天的从容条件下，投身中西古典学术与教育的志业便是学者的时代天命了。
从上述背景和心志出发，我们便可以理解近年来西方古典文教的引入，其意义为什么不同于五四以来任何一种现代西方主义论说的引入。首先，这不再是为了医治中国病的西天取经，而是为了疗救现代病的返古取经。再者，由于现代病不仅是现代中国的问题，而且尤其是现代西方的问题，因此，这次返古取经远不再是被动的殖民地反抗心态使然，而是华夏文明的天下关怀开始自觉苏醒的表现。这一次，我们是自己反求六经，也是为西方反求六经。因此，这次返古取经的古不但是古希腊和罗马，而且尤其是古代中国。这一次，“中国”不再是后来附加的“本土化”，而是从一开始就明确树立的心志和旨归。如此清醒的文明自觉、主动学习的谦虚大度和从古典源头学起的彻底决心，自五四以来的西学引入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
因此，诸如施特劳斯古典解经学的引入，就完全不同于此前任何一种现代性主义论说的引入，譬如说它并不是要引进什么“保守主义”，而是正如刘小枫在一篇近作[ 刘小枫：〈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见：http://daoli.getbbs.
封面：书院师生作品（無竟寓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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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美編：知止堂•行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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