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力量 | 马海德之子解密，父亲和宋庆龄50年的交往

文 | 刘畅

编辑 | 李兴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95年的风雨历程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为了追求信仰，从五湖四海来到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后来的经济建设，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参与其中。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子女也已迈入高年，这些子女们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西方“红二代”。

在北京后海的一栋四合院里，住着一位出生在延安窑洞的外国人。他叫周幼马，在周围邻居眼里，早已把他当做“老北京”。当我拜访他时，他谦虚的笑着说“我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退休干部，平时写写文章，逗逗孙子，参加一些政协组织的活动”。

1943年出生的周幼马，可以算得上是在延安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

他的父亲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大夫。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斯、廖承志

这位生在美国，当年只是想来东方研究热带病的洋大夫，最终却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洋红军”，从此扎根中国。他与埃德加·斯诺并肩走进陕北苏区，但出于保护，《红星照耀中国》里隐去了他的名字。

他鲜为公众所知，但他对中国医疗事业的贡献绝不亚于诺尔曼·白求恩；他与宋庆龄有着50年的友谊，还曾因治好邓颖超的病，被称为“万能医学博士”。谈起父亲，周幼马感叹，那一代人的经历现在讲起来似乎很遥远，“但讲得越多，我越发觉得他们身上那种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的精神，是我们难以企及的。”

宋庆龄引荐父亲去陕北

1910年9月26日，周幼马的父亲乔治·海德姆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他16岁考入医科大学，23岁（1933年）就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为了到东方研究热带病，在好奇心和探险精神的驱动下，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坐船来到了中国上海。

7岁的马海德在美国。

周幼马曾听父亲讲，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西方有的这里全都有，却没有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对他们三个美国青年来说，挣钱简直太容易了。他们先是在一家外国医院工作，后来合伙开了一家诊所；一年后，其余两人回国，而乔治选择留了下来。

在上海，乔治认识了改变他未来人生轨迹的3个人：一位是在外国书店认识的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另一位是经她介绍认识的上海租界督察、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中共地下党的上海电台就设在他家的楼上；第三位便是宋庆龄。

马海德与宋庆龄以及解放区救济总会人员在北京。

“听父亲讲，在一次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节的家庭舞会上，他对面坐着一位个子不高，却非常美丽、高雅的女士。父亲于是请她跳舞，后来才得知这位女士就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逐步转变成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

乔治开始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他的诊所也逐渐成为地下党人秘密开会的场所。他曾开着汽车送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到上海码头赴莫斯科开会。“这都是宋庆龄和艾黎交给他的任务，父亲非常高兴能让他做这些事。”周幼马说，也是从那时起，直到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宋庆龄和艾黎一直都是他最忠实的老师和朋友。不管风云如何变化，对父亲来说，他们都是可信赖的。

1936年3月，毛泽东请宋庆龄找一名医术水平高的外国医生来陕北苏区进行医疗服务。“毛主席之所以要找一名外国医生，大概是考虑到外国人容易通过国民党特务的封锁线，同时张学良也愿意帮助外国人来去自由。于是宋庆龄找来了我的父亲。”

2015年，讲述马海德传奇经历和感人故事的电视剧 《历史永远铭记》，日前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开播，引起了业内外的强烈关注。

乔治来到了西安，3个月后，宋庆龄请他到家里谈话。“宋庆龄交给父亲半张5英镑的纸币，并叮嘱他会有人拿着另一半纸币和父亲联络，纸币对得上，父亲就随他走。”于是，乔治踏上了寻找红军、寻找毛泽东的道路。他先是联络到同样要去苏区做采访的记者斯诺，两人一起住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候来自陕北的音讯。“后来，一个商人模样、自称卖古玩的人，拿着半张5英镑纸币和他们接上了头，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地下党特工‘董牧师’。在临潼温泉，他们与中共保卫部部长邓发秘密会面，当地到处可见悬赏200大洋换“共匪”邓发人头的告示。在为父亲和斯诺安排行程时，邓发用带有广东腔的英文说‘本打算用张学良的飞机送你们去延安，但张的美国飞行员是新来的，还不十分了解他。执行这样的任务，难保他不会说出去。’”就这样，乔治和斯诺改乘军队的卡车先到延安，然后牵着驮着行李的毛驴进入保安。

主席最怕他打“十三不靠”

1936年7月13日，乔治和斯诺一同来到保安，然而在斯诺后来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也叫《西行漫记》）中，却没有看到关于乔治的记载。周幼马说，“当时是为了出于对我家人的保护，也是为保护在上海和父亲接触频繁的宋庆龄。因为父亲不愿意让国民党特务或宋庆龄的家人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有这么频繁的交往。否则宋庆龄在上海，在国民党统辖的地区就会受到影响。”

乔治和斯诺到保安不久，便跟随红军去前线部队访问。他们来到宁夏豫旺县的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当地群众多为回民，信奉伊斯兰教。恰好父亲会说一些阿拉伯语，会写阿拉伯文。父亲祖籍是黎巴嫩，知道伊斯兰教习俗，所以他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尊重，阿訇经常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后来，父亲想中国人都说‘十个回民九个马’，乔治·海德姆就改名为马海德，这个名字他在中国用了一生”。

1945年，马海德和夫人周苏菲、儿子周幼马。

斯诺离开陕北后，马海德却选择留了下来。“父亲当时年仅26岁，他对毛泽东说，要参加红军，要和他们一起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他们的健康服务。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任命他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就这样，马海德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参加红军的西方人。不仅如此，马海德后来在八路军、解放军中也担任过职务，他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这在西方人当中是绝无仅有的。

因为马海德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后来两家人干脆住到了同一个院子里。“在延安时，毛泽东工作压力非常大，睡眠不大好，父亲就拉他去散步、教他打乒乓球、去看文艺节目、跳舞等等。有时见毛泽东长时间紧张工作，父亲就会请毛泽东打麻将。”

周幼马听家人回忆，“通常是毛泽东、江青，还有我父母四个人一起玩。毛主席打麻将的时候全神贯注，特别想和牌。而父亲打麻将是个‘二把刀’，只会打‘十三不靠’。毛主席最怕他这种打法。有一次，父亲一板一眼地打，就要和了，而毛主席也只差一张牌，就捏在父亲手里。毛主席不高兴地说：‘你能不能不打十三不靠，打别的。’父亲说：‘你们只教我这个，我不会打别的。’毛泽东说：‘以后不许打十三不靠。’父亲说：‘那我就不玩了’。毛泽东想了一会儿，无奈地说：‘算了算了，你就打十三不靠吧。怪人打怪牌！’八圈下来，毛泽东站起来活动身子，父亲说：‘主席，怎么样，争争吵吵比打八圈更有意思吧？这对松弛您的神经大有好处。’主席这才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双手抱拳打趣说：‘那就感谢博士了！’”

1980年春节，马海德和邓颖超在一起。

在延安，马海德还和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海德不仅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他还力所能及地照顾当地其他中共领导人和普通百姓的身体。“‘文革’期间，父亲曾对我讲过，解放前经他保健的领导人包括毛主席的病历，都在我家里保存着。周恩来右肘粉碎性骨折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无法进行手术，恢复得不理想，父亲只要有时间就去看望他，并帮助他按摩和热敷。还有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在延安或来延安开会，父亲总要亲自为他们检查或治疗”。离开延安50年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还对马海德心存感激。原来，邓颖超在延安时得了肺结核，肺结核病在当时就是绝症，没有特效药。“父亲告诉她，拿一个门板，每天躺在太阳地里晒太阳，因为晒太阳能增加钙，那个肺的钙化就很可能自愈。后来她的肺病果然痊愈了。”

解密党员宋庆龄

在延安，马海德还邂逅了他的终身伴侣周苏菲。“1939年底，延安每到周末就有舞会，而父亲是舞会上的名人。他舞跳得最好，又是中共领导的保健医生，主动担任了敦促领导参加跳舞健身的责任。母亲是鲁艺的学生，长得很漂亮，外号叫‘小美人’。他们在舞会上相识，之后便相爱、结婚。”

1947年3月，胡宗南开始攻打延安，马海德全家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撤离时，周幼马和杨尚昆的儿子被分别装在两个草筐里，放在一匹骡子上，由周苏菲拉着。“1948年初，我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5月，毛泽东也到了那里。父亲在西柏坡继续给人看病，还去英语培训班教英文。”1949年2月，马海德跟随叶剑英到了北平，准备进城接管医院和安置医务人员。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他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毕生为这些患者解除病痛，为在中国消灭性病和在2000年全国争取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回忆起父亲，周幼马感到惭愧的是自己懂事太晚。“我从小不爱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父亲很多朋友曾提议，给我提供便利条件，让父亲送我学医，都被父亲拒绝了。他说怕我学不好，医坏了人家的病可不得了。”1988年，78岁的马海德因在工作中体力不支，在北京逝世。“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亲去世，都没能入党。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握着我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旁边的媒体记者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还说‘不是’。直到3年后，1991年，我才终于读懂了父亲，终于像他父亲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海德向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赠送中医医书。

但让周幼马感动欣慰的是，他按照父亲的要求，成为一名合格的摄影师，并在宋庆龄晚年一直陪伴她整整十载，用相片纪录了晚年宋庆龄。“父亲说我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但可以搞摄影。我便一直按照父亲的嘱托，寻找一切机会，抓拍各位领导人的精彩瞬间。”周幼马后来发现，其实宋庆龄早在上海时，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大家都知道她是在198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的，但其实要早得多。我们家和宋庆龄的感情可以说是两代人的感情，我很敬仰她，而她是让我父亲成为革命者的引路人。我后来看了很多材料和解密档案。苏联的档案，还有过去父亲的好友廖承志写的东西和解密档案，我发现宋庆龄在1931年，她回国给母亲办丧事的时候，就是为了解救一个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牛兰，这时候苏联共产国际就把她吸收了，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候，她为了帮助在江西的红军，曾经让我父亲买很多的药、医药器材给红军想办法送去，还有送一些革命者从上海上船去苏联开会，包括过去咱们国家的领导人陈云同志，都是让我父亲送他上的船，来脱离了国民党的特务的监视，顺利到苏联去开共产党的会。有时候宋庆龄就打电话说，乔治，你今天不要去门诊，把你的门诊钥匙交给我，有一些朋友要在你那里聚会，事实上是地下党要在那里开会。父亲马上就停止门诊，把诊所让给他们。后来，我专门写了《解密党员宋庆龄》的文章。”

宋庆龄晚年孤独

周幼马1971年起开始担任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宋庆龄病重期间，他是宋庆龄寓所内唯一的一名摄影师。1981年6月4日，他护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参加宋庆龄安葬典礼。

周幼马作为宋庆龄晚年的摄影师，陪伴了她的最后10年。

“在我逝去的年华里，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担任宋庆龄的摄影师。作为她的摄影师，我真实记录了她最后的重要时刻。”周幼马说，他能感觉到宋庆龄晚年的孤独，但也能看出她内心的平静。”宋庆龄晚年经常在楼上，很少下来，她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现在她的日记还没有公开。她非常注重穿着，衣服不多，都是一些以前留下的衣服、手包、帽子、围巾等配饰，但她每次出门，都要自己精心搭配。节俭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感觉宋庆龄是念旧。她在国内没什么亲人，所以对旧的东西特别有感情，她有一个烟盒，已经很破旧了，甚至要用橡皮筋才能固定上。我父亲有一次去国外，专门给她捎来一个新的烟盒，但宋庆龄还是用原来的那个。”

1979年9月，宋庆龄设家宴为马海德（左一）祝寿。右为格兰尼奇，他们是上世纪30年代结交的老朋友。

周幼马回忆，宋庆龄晚年很少出游，也不喜欢出门，特别是“文革”时期。有时候节假日，她会被政府安排参加一些公开活动，“但因为都是安排好的，这让宋庆龄觉得很无趣。”有一次，宋庆龄饶有兴致地打扮了一番，去香山游览，“但她发现周围的游客全都是‘假游客’，整个香山都是戒严令，她觉得很没意思，就说‘因为我一个人，大家都不能来玩，太没意思了’”。周幼马说，唯一让宋庆龄高兴的事情就是看电影。“宋庆龄楼上有一个放映机，可以放电影，有时候她会拿一些欧美的老电影来看，她特别高兴的时候，会邀请许多朋友，我也会受邀。看完电影，她会请大家吃饭、聊天，虽然是很简单的聚餐，但感觉她会比平常健谈。”

1974年，马海德祖孙三代的“全家福”。

父亲去世以后，周幼马变得成熟起来，他为了让母亲乐观的生活下去，成立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马海德基金会，目的是为现在还在世的麻风病人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具体事情开始是让妈妈真正掌管。因为她年龄大了，九十多岁了，不能跑路，不能去麻风病院慰问麻风病人，跑腿的活是我的。当年在中国，麻风病人被视为最可怕的，有些村落甚至将他们焚烧或者扔入深山。父亲能在那样的情况下，舍命走进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握手鼓励，是很不易的。我想要把爸爸的这一份事业做下去。”

80年前，马海德只身一个来到了中国，而80年后的今天，他的家已经拥有了四代人，人数达十个。马海德虽然已经离大家远去，但他的精神、意志和理想却如同他的后人一般，在中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马海德（后排左一）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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