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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 先锋文青张郎郎,经历死刑后的血色人生

2017-01-09 刘畅 环球人物YOLO精英



卷首语

今天的北京非常美,因为有一片令人愉悦的蓝天。交通灯处,看到一对老人家。爷爷骑着小三轮车,车上坐着奶奶,爷爷不知边说些什么边把帽子摘下来转身给奶奶戴上,奶奶摸了摸帽子,笑了。我的心中突然有一股暖流,又似乎有点伤感,在这个上了床都没结果的时代,怀念那个牵了手就要一辈子的岁月,是不是很伤感?


偶然间看到这样一段话:“假如你的婚姻中什么都不求,只希望那个人对你好,那么当那个人不再对你好时,你就什么都没有了。”看后,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选丈夫不再像我们年轻时那样把对自己好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有钱放在第一位了。也许有人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我却对此不敢苟同。现在的婚姻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对你好不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才最重要?也许现在人婚姻的草率、离婚率的增高,都是因为对你好已经变的那么一文不值了~


YOLO主编 于伊人







文 | 刘畅

编辑 | 周敏




张郎郎简介

 

1943年出生于延安,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文革”初期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9年后出狱。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代表作:《从故乡到天涯》《大雅宝旧事》《宁静的地平线》。90年代后,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康乃尔大学东亚系之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学系教授汉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之驻校作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同时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开始关注张郎郎,是在诗人北岛的小说《七十年代》中。《七十年代》凝聚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最具活力、最具能量,同时还存有争议、被人广泛关注的知识分子。比如,有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创办《今天》的北岛,“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

 

看到数以万计的粉丝在微博中追捧张郎郎的才学和苦中作乐的精神,让我不禁想到了他的父亲——张仃。张仃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这位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被称为是“新中国的首席形象设计师”,他担纲过开国大典现场总设计,为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穿上”大典“礼服”;国徽、全国政协会徽和一系列新中国成立时的邮票、宣传画也凝聚着他的智慧;他还参与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1951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就是张仃,此后布拉格、莫斯科、巴黎等几届世博会的中国馆也出自他手。张仃还设计了动画片《哪吒闹海》,首都机场、长城饭店等处都挂有他的巨幅创作。

 


张仃



张仃的《哪吒闹海》


父子两代人,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2017年新年前夕,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张郎郎,又一次和我在咖啡馆中小聚。我们的话题从他的家庭,一直扩散到他跨界多领域的爱好,以及强大的朋友圈。



张郎郎在姜文的工作室,他身后是导演刘小宁




“太阳纵队”的诞生

张仃的同事黄永玉这样描述儿时的张郎郎:“郎郎是一个非常纯良的孩子……他有支小竹笛,吹一首叫做《小白帆》的歌。他善良而有礼……一般地说,他很含蓄,望着你,你会发现他像只小鹿,一对信任的、鹿的眼睛。”

 

1958年,张郎郎在育才中学读初中。自命为“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的他,与几位同学剃了光头,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在学校的小松林里来回乱走。

 

他们的偶像是马雅可夫斯基。

 


忠实的朋友,快乐的初中时代。左起: 张久兴、张郎郎、甘露林。


而“太阳纵队”沙龙的成立,是在乍暖还寒的上世纪60年代初。

 

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为核心的“×小组”,和以张仃之子张郎郎为核心的“太阳纵队”,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地下文艺沙龙。张郎郎回忆,“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有两位不能不提,我的母亲陈布文和作家海默,是我们‘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

 

张郎郎的母亲陈文,曾经是周恩来、李立三的秘书,建国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课。

 

1962年的一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张绪曼和陈文商量,举办一个大型诗歌朗诵会。“我正好在家,就商量和他们联合举行,上半场朗诵名作,下半场读自己的。还记得诗歌朗诵会那天,我全文朗诵了长诗《燃烧的心》,实在太长了,居然大家坚持听完,然后掌声雷动……我在诗的结尾说:我们——太阳纵队!”

 


大雅宝时代的老照片,左边第一位是黄妈妈(张梅溪女士),抱着的是黄黑蛮,右边的是张郎郎的母亲陈布文,抱的是张寥寥。


张郎郎还记得散会后,已经半夜了,人们沿着马路往张家走。“董沙贝(油画《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之子)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一句话,把谈话中的火花,变成熊熊火光了。七嘴八舌,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

 

“太阳纵队”的成立大会在北师大一间腾空的教室里,“下午斜阳,懒懒照在墙上。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

 

不久,郭世英的“×小组”全体成员被捕。听说此事后,张郎郎们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转为小圈子的谨慎聚会。

 

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女儿后来告诉张郎郎,有关部门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将他描绘成一个“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从囚徒到流亡者

1968年,张郎郎因“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就这样进了死刑号。1970年3月5日,在即将执行死刑时,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

 

1977年,张郎郎假释出狱后漂游海外。他曾在文章《迷人的流亡》中回忆:“小时候,觉得流亡是一个很浪漫的词,似乎和文学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普希金写的《致恰达耶夫》、《高加索俘虏》这类的好诗都和流亡有关系。那个时代在俄国,要当作家或诗人都似乎必须被流放,要去孤寂一番。这简直是必要的资格经历。等我真开始流亡生涯以后,就常常想起来雷马克在《流亡者》那本书里所写的那个老朋友:他的外号叫‘候鸟’,每次在某种严冬来临之前就当机立断飘然而去,扔下了一个个多年来曾经赖以存身的窝。决不留恋,绝不回首。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和那只候鸟一样,不断出现提前逃离任何现场的强烈冲动。”



张郎郎1977年12月31日出狱,与父母的合影。



学会脚踩两只船

1988年,张郎郎到了美国,他说在大洋彼岸,还是靠中国文化底子养活自己。



你在美国艰难吗?

张郎郎

在国外的确不容易,没根的植物,存活艰难。 我这个出生在抗战烽火、陕北延安窑洞里的孩子,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也许我的母亲想到了。我还在上初中时,就告诉母亲想走文学之路,妈妈说:“那你先得学会一个谋生的基本本事。因为文学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比如你学会剃头,至少可以吃万家饭。这样就可以行万里路了。”我记住了妈妈这句话,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有什么计划,首先想到要会养活自己。 我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去的外交官。我还曾教过一位学生,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副大使王晓岷先生。 



张郎郎和宋海元


在美国,靠中国文化能养活自己吗?

张郎郎

其实这些年来,我也在纠结,是靠画画还是靠中文谋生。我父亲张仃是个画家,母亲陈布文是个文学家。也许遗传的基因让我拿不定主意,于是,我主要靠中文谋生,不时也得画画。也许是因为脚踏两只船,也许是一代不如一代,至今我写文章写不过妈妈,画画画不过爸爸。但这都不会让我放弃,我得创作,我得不断努力。他们俩永远是我前面的启明星。




你怎么看父亲?

张郎郎

父亲在90多岁时,还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个小学生”。在艺术上,他是位顶级大师,而在生活中,却一如孩童般纯真明净,不谙世事,完全是个大儿童。拿母亲的话说,他活脱是个‘好兵帅克’”。艺术家永远是个孩子,而时代又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美术院校去当领导。特别是在“文革”期间,风雨飘摇,父亲受到残酷的冲击。作为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他想不通。父亲能走过那段坎坷,殊不知他的背后有一个多么坚韧的梯队,为他铺路、为他积累、为他支撑、甚至为他牺牲。这就是以我母亲陈布文为首的这个家族。姐姐陈乔乔、大哥耿军、我、大伟、寥寥、沛沛。




听说张仃是中国画家中少有的,和毕加索还有过交往?

张郎郎

父亲是曾被称为毕加索的东方知音。1956年,他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与居住在加里富尼别墅的毕加索会面。他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画集》,毕加索后来临了不少齐白石的作品。对于父亲来讲,这次拜会的意义非凡。就在他拜会毕加索后的第二年,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第一副院长。工作之余,父亲以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等人的作品,尝试创造一种新的画风。



左起:张郎郎的妻子袁海鸥、张郎郎、王蒙


谈话中你常提到母亲对你的影响,她是一位怎样的女性?

张郎郎

我看到王蒙写过一篇关于我母亲的文章,发表在刊物上,称她为“女神”。我的母亲1920年生于江苏常州,1937年和父亲结识,后来到了延安,从事于鲁迅研究工作。母亲当年是个文学方面才华横溢的写者,去延安以前,在上海、南京,她的文章已经被人们称为‘大有小鲁迅之风’的才女,给《论语》、《宇宙风》等杂志撰写杂文。她非常理性,文革期间,为保护父亲,让孩子们轮班守护他,帮助他活下去,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我,乔乔、耿军、大伟和寥寥,在不同的时候、地点,接受我母亲的指令,如何帮助我父亲,如何保护我父亲,每个人都尽心尽力。



张家四兄弟,左起:大弟弟张大伟、张郎郎、二弟张寥寥、小弟张沛沛(刘延沛)

让张郎郎欣慰的是,“文革”十年中,许多家庭在巨大压力下,分崩离析。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大义灭亲”,这是时代的悲剧,可以理解。而他们的家始终同心同德,一起最终熬过了这“九劫八十一难”,迎来了祖国的春天。父亲张仃得到第二次生命,迎来他艺术的再度腾飞。母亲陈布文继续支持他,鼓励他,照顾他,让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六个子女,也都在她的谆谆教诲下,各自踏上自己的征途。她为我父亲,为这个家族付出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口气,年仅66岁,就乘风归去了。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我们家族中一直在回响着,在激励我们前行。”

 


左起:张寥寥、耿军和张郎郎


陈布文去世后,根据生前愿望,儿女把母亲葬在庐山。陈布文的墓地极为简单朴素,张郎朗说,“父亲曾说,母亲是极朴素的人,一生甘愿平凡,不要用多余的装饰玷污了她。这就是我们这个家,父亲是塔尖上光芒四射的宝珠,而母亲就是最下面坚实的大理石根基。我们六个孩子,在中间充当不称职的梁柱。我们的父母虽然已经走了,但他们依然是我们向上的动力和脚踏实地的根基。我们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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