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文书：未履行报批义务致合同未生效时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的确定
整理： 甘国明
转自：小甘读判例（ggm-dpl）
裁判要旨：
1.合同约定生效条件为报批允准，承担报批义务方不履行报批义务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2.缔约过失人获得利益以善意相对人丧失交易机会为代价，善意相对人要求缔约过失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除直接损失外，缔约过失人对善意相对人的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应予赔偿。间接损失数额应考虑缔约过失人过错程度及获得利益情况、善意相对人成本支出及预期利益等，综合衡量确定。
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鞍山市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例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12期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802号
合议庭法官：
张能宝、苏戈、董华
裁判日期：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1.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2.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解除的方式应如何认定；3.鞍山财政局应否赔偿标榜公司交易费、保证金利息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
（一）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应认定为成立未生效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明电（1994）12号《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要经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其中有中央投资的，要事先征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属中央投资部分的产权收入归中央。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国务院审批。所有特大型、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地方管理的）的产权转让，报国务院审批。
财政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政府授权投资主体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报本级财政部门批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事项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的转让标的为鞍山财政局持有的鞍山银行9.9986%即22500万股股权，系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股份总额已经超过鞍山银行股份总额的5%。
依据上述规定,该合同应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及金融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方产生法律效力。由此，本案的《股份转让合同书》虽已经成立，但因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应认定其效力为未生效。
标榜公司主张涉案合同已经鞍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其所依据的是鞍山市国有银行股权转让说明书，但该说明书仅是鞍山市人民政府对涉案股权挂牌出让的批准，并非对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的批准。标榜公司关于涉案合同已生效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
（二）关于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解除的方式应如何认定的问题。
1.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应认定为于2013年10月11日协商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本案中，鞍山财政局于2013年6月6日以国有资产明显增值为由，向沈交所发出鞍财债[2013]137号《终止鞍山银行国有股权转让的函》，沈交所根据该函，于2013年6月14日向标榜公司、宏运集团、中信红河矿业有限公司、辽宁融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出终止鞍山银行国有股权转让的通知。
2013年10月11日，宏运集团代表四家挂牌公司向鞍山财政局发出《关于要求返还交易保证金的函》。该函虽未明示同意解除合同，但并未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反而对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提出要求，即要求返还保证金及支付交易费，该回复函应认定为表示同意解除合同。由此，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3年10月11日达成一致解除合同，合法有据。
2.鞍山财政局、标榜公司关于涉案合同已单方解除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对合同解除权行使作了规定，只有在存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双方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或者第九十四条（一）至（五）项情形时，当事人才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以解除通知到达相对方的时间为合同解除时间。
一方面，本案中鞍山市国资委虽于2013年3月27日作出《关于终止鞍山银行国有股权转让的函》，标榜公司等亦于2013年4月11日回函提出异议，但鞍山市国资委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鞍山财政局也无证据证明鞍山市国资委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鞍山财政局的意思表示。
因此，鞍山市国资委终止交易的函，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鞍山财政局关于涉案合同因鞍山市国资委作出终止转让的函而解除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
另一方面，根据前述分析，对于鞍山财政局向沈交所发出的终止交易的函，标榜公司等已发函表示同意，双方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涉案合同应认定为于2013年10月11日协商一致解除。标榜公司关于涉案合同于2013年6月14日经鞍山财政局单方通知解除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亦不能成立。
（三）关于鞍山财政局应否赔偿标榜公司交易费、保证金利息及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上述法律规定确立了缔约过失责任，即在合同缔约过程中，如一方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履行相关先合同义务，其应对相对人因此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及本案事实，对本案合同解除后鞍山财政局所应承担的责任性质、赔偿范围及具体数额，分析如下：
1.鞍山财政局未将涉案合同报送批准存在缔约过失。首先，鞍山财政局未履行报批义务违反合同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合同已成立，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约定虽然需经有权机关批准方产生法律效力，但合同中关于报批义务的约定自合同成立后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约履行报批义务，积极促成合同生效。
本案中，《股份转让合同书》第7.1条规定，本次转让依法应上报有权审批机关审批。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股权交易的批准；第11.2条规定，标榜公司作为乙方保证向甲方及沈交所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
上述约定虽未明确涉案合同报批义务及协助报批义务具体由哪一方负担，但根据约定标榜公司的主要义务是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资料，主要是协助报批。
据此，应认定涉案合同报批义务由鞍山财政局负担。但鞍山财政局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亦未按照有权机关要求补充报送相关材料，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其行为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认定鞍山财政局存在缔约过失。
鞍山银行并非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的当事人，鞍山财政局上诉主张报批义务由鞍山银行承担，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其次，鞍山财政局不履行报批义务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方面，鞍山财政局关于标榜公司等四户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导致其不具有受让涉案股权资格的证据不足。
根据查明的事实，鞍山市国资委于2013年3月25日作出鞍国资函[2013]13号《关于终止鞍山银行国有股权受让的函》，以标榜公司等四户企业存在关联交易为由终止涉案股权转让。但在标榜公司等企业提出异议后，鞍山市国资委又于2013年5月2日发函对标榜公司等四户企业呈报资料进行审计，并按审计结果上报监管部门审定。
由于审计报告的作出时间早于鞍山财政局终止涉案股权转让的时间，审计结论亦未明确否定标榜公司等企业不具有受让资格，因此，鞍山财政局关于标榜公司因存在关联关系等原因不具有涉案股权受让资格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另一方面，鞍山财政局拒不报送审批材料无合法依据。在鞍山财政局已与标榜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情况下，应视为其认可标榜公司具有合同主体资格。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是否批准，应由政府及金融行业监管部门决定，鞍山财政局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具有审批权力，不能以其自身判断而违反合同约定免除其报送审批的义务。鞍山财政局关于涉案合同因标榜公司等不具有受让资格而无需报批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鞍山财政局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涉案合同报批义务，其行为已构成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认定其存在缔约过失。
2.鞍山财政局对标榜公司的直接损失应予赔偿。根据上述分析，鞍山财政局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缔约过失。标榜公司在缔约过程中支付交易费及保证金利息,属于标榜公司的直接损失，应由鞍山财政局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关于交易费及利息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标榜公司于2012年3月30日向沈交所交付了涉案交易费用，鞍山财政局退还的保证金亦扣除了交易费，该费用系标榜公司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实际财产的减损，该费用及相应利息均应由鞍山财政局予以赔偿。标榜公司已向沈交所保证无论交易成功与否均不退还交易费，故在交易不成功的情况下，该笔交易费已经构成其损失，且是因鞍山财政局不诚信行为导致。因此，鞍山财政局主张其不应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保证金利息问题。鞍山财政局虽已将标榜公司支付的保证金返还，但标榜公司作为商事主体，无论是否以自有资金支付保证金，均因保证金的支付产生财务成本。因此，标榜公司所支付保证金的相应利息属于直接损失，应当由鞍山财政局予以赔偿。
最后，关于利息计算标准问题。原审判决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作为计算上述交易费及保证金利息的标准，符合通常的计算标准，并无不当。鞍山财政局主张应以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鞍山财政局关于不付利息是行业惯例的上诉理由，无证据证明，应当不予采信。
3.鞍山财政局对标榜公司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应予适当赔偿。（1）当事人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应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实现诚实守信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保障。通过要求缔约过失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填补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以敦促各类民事主体善良行事，恪守承诺。
通常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人对善意相对人缔约过程中支出的直接费用等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即可使善意相对人利益得到恢复。但如果善意相对人确实因缔约过失责任人的行为遭受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则缔约过失责任人也应当予以适当赔偿。
一方面，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损失”并未限定于直接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在报批生效合同当事人未履行报批义务的，如合同尚有报批可能，且相对人选择自行办理批准手续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办理报批手续，并由缔约过失责任人赔偿相对人的相关实际损失。上述规定均未排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缔约过失责任人对于相对人客观合理的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是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应有之义。虽然交易机会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对相应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存在影响，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予以确定，但不应因此而一概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的间接损失赔偿责任。
（2）关于鞍山财政局应否对标榜公司其他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鞍山财政局恶意阻止合同生效的过错明显。鞍山财政局作为政府部门，在国有产权交易过程中,既应践行诚实信用价值观念，有约必守；更要遵循政务诚信准则，取信于民，引领全社会建设诚信守信市场秩序。但在本案中，其在能够将涉案合同报送有权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拒不按照银监部门的要求提交相应材料,导致银监部门对相关行政许可事项不予以受理,致使合同不能生效。不仅如此，还将涉案股权在很短时间内另行高价出售。鞍山财政局恶意阻止涉案合同生效，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过错明显。
其次，标榜公司存在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标榜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实际系丧失取得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所带来的损失。所谓机会，是指特定利益形成或者特定损害避免的部分条件已经具备，但能否最终具备尚不确定的状态。而所谓机会损失，则是当事人获取特定利益或避免特定损害的可能性降低或者丧失。
一般而言，在交易磋商阶段，合同是否能够订立以及合同订立所带来的交易机会能否最终实现均属未知，故此时交易机会尚不具有可能性。但如果双方已经达成合意并签订合同，在合同生效要件具备前，双方的相互信赖的程度已经达到更高程度，因信赖对方诚实守信的履行相关义务从而获取特定利益的机会也具有相当的可能性。此时，如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守信履行报批义务，其应当预见对方因此而遭受损失。
就本案而言，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订立后，虽须经有权机关批准方才生效，但双方已就标榜公司购买鞍山银行股权达成合意，在无证据证明该合同不能获得有权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标榜公司有合理理由信赖鞍山财政局恪守承诺，及时妥善的履行报批手续，从而使涉案合同的效力得到确定,进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际取得涉案股权，获取相关利益。
因此，标榜公司获得涉案股权的可能性现实存在。但因鞍山财政局拒不将涉案合同报批，继而还将涉案股权另行高价出售，其不诚信行为直接导致标榜公司获得涉案股权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导致标榜公司因此而获得相关利益的现实性完全丧失。综上，标榜公司因鞍山财政局的不诚信行为存在客观现实的交易机会损失。
最后，鞍山财政局对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交易秩序的需要。一方面，鞍山财政局对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符合公平原则。鞍山财政局所获得的股权出售价差利益，是以标榜公司丧失购买涉案股权的机会为代价。在鞍山财政局因其过错行为获得利益的情况下，如果不对标榜公司的交易机会损失予以赔偿，将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不符合公平原则。
另一方面，鞍山财政局在赔偿标榜公司直接损失的基础上，对标榜公司间接损失承担适当赔偿责任，以使其为不诚信行为付出相应代价，有利于敦促各类民事主体善良行事，恪守诚实信用，也有利于维护诚实守信的市场交易秩序。
（3）关于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的数额认定问题。结合本案事实，对标榜公司因合同未生效导致交易机会损失数额，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予以确定：首先，鞍山财政局的获益情况。如前所述，鞍山财政局违反诚实信用，以2.5元/股的价格将涉案股权另行出售，其所获得的0.5元/股的价差，系其不诚信行为所得。标榜公司丧失涉案股权交易机会的损失数额，可以以此作为参考。
其次，标榜公司的交易成本支出情况。因涉案合同未生效并已解除，标榜公司未实际支付对价，亦未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其主张应当以鞍山财政局转售股权价差的全部作为标准进行赔偿不符合本案情况，不应支持。本案中，即使标榜公司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因双方合同对股权再转让有期限限制的约定，故约定期限届满之后，涉案股权价值是涨是跌，尚不确定。另外，标榜公司虽丧失购买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但并不妨碍其之后将资金另行投资其他项目获得收益。
综上，对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本院酌定按鞍山财政局转售涉案股权价差的10%予以确定，以涉案股权转售价2.5元/股减去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价2元/股乘以22500万股再乘以10%计算，即1125万元。该损失应由鞍山财政局予以赔偿。
（四）标榜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如前所述，涉案合同于2013年10月11日解除，标榜公司同时明确提出返还保证金及交易费的要求。此时，标榜公司对其利益受到损害是知道的，故应当从2013年10月11日开始计算其主张保护权利的诉讼时效。
2014年1月16日，标榜公司提起诉讼向鞍山财政局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应从该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2015年9月1日标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超过2年诉讼时效期限。鞍山财政局关于标榜公司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生效判决：1.鞍山财政局赔偿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交易费本金人民币27.846535万元及相应利息（自2012年3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2.鞍山财政局赔偿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350万元的保证金利息（以135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2月24日起至2013年10月16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3.鞍山财政局赔偿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294.30693万元的保证金利息（以1294.30693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30日起至2012年7月2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4.鞍山市财政局赔偿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损失1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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