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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Xanadu,一位历史学家的徒步之旅

2018-01-30 钱成熙 私家地理 私家地理


1月25日,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刚出版月余,便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户外“金犀牛”奖的“最佳户外出版物”奖项。一位历史学家,如何写作旅行文学呢?



《从大都到上都》封面

2016年夏日的一天,我翻开《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读到一篇我熟悉的中古史专家,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写的长文。令我惊讶的是,这并不是一篇他常发表在这个版面的历史论文,而是,怎么说呢,一篇广而告之,告诉大家,他很快就要开始一段旅程——从元大都,也就是北京城,沿着元代皇帝的“辇路”,徒步行走到被称为曾经是元上都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这篇文章发表之日,罗新在路上已经行程过半。这几乎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旅行,但罗新有此念头却要追溯到十几年前。 “辇路”,指元朝皇帝每年从大都北上去上都的避暑之路。一首关于辇路的元诗,和一次围绕这首诗背后历史的讨论,将这位历史学家的目光引向了这条北上之路。

但是,行走古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当代。发达的交通工具虽然方便,却也吞噬了当代人对“行路”的理解,对空间的感知。我还记得,前几年我决定重走一次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之路褒斜道,以自驾的方式。结果,当我坐在行驶在平坦公路上的汽车内时,空间飞速变幻,窗外景物掠过,在视网膜上留下重重难以辨认的虚影,我甚至不知道褒水何时变成了石头河。在三四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走完了诸葛亮人生的最后之路,速度简直令人麻木,甚至恐惧。没错,我在地图上插上了红旗,但到头来,实际上,我对褒斜道依然一无所知。

所以,我太理解罗新要走一遍辇路的想法了。本书的副标题是《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在序言里,罗新问自己,“我,作为一个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也许,紧贴大地的行走,是罗新所能找到的,观察大地本身最好的方式。带着这个问题,他在十五个缓慢的日夜里,在这条路上发现的中国,也不仅仅是地理上、风物上的中国,也是历史上的中国,也是当下和未来的中国。

即便是在他的历史写作中,罗新也常常流露出淡淡温情,在本书中更是如此。罗新的文笔流畅而细腻,从容不迫。一路写来,一草一木总关情。对壮美风光,他自然赞叹不已,对历史遗迹,他悠然神往,眼前景象常常与历史重叠——“这棵大榆树少说也有四五百岁了,就算没有见过元朝皇帝乘坐四头大象的风光,也一定见过明朝戍边的将士……徐渭从滴水崖北来经长伸地前往龙门所时,也要在巡检司村歇息打尖。”每到一地遇见的人物,他都不无关切,细致描写中充满趣味。对观察到的社会问题,他点到即止。

偶尔,也像所有走在路上、思想却漫无边际的旅行者一样,他还会不无深情,甚至有些絮絮叨叨地追念好友。而沿途环境和自然风物的古今变化,则更多的引起了他的喟叹。现代公路的繁忙压制了行路者对自然风光的感受,当罗新走在关沟时,听着不远处汽车轰鸣,想到郦道元笔下关沟的禽鸟相和,不免有怅然之感。

快到内蒙古时,他对环境的恶化有了更敏锐的感触。湿地的萎缩,鸟类数量的锐减,植被的凋零,草原上的矿坑和铁丝网,读着不免让人心情沉重。没错,本书不像现在许多流行游记作品一样,为了愉快的阅读体验,将旅行打磨得光鲜而虚假。阅读本书时,读者得直面一些真实的丑陋,以及作者的笔下微意。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内蒙部分,罗新引用了蕾切尔·卡逊的环境学名作《寂静的春天》,谈到在中国将“百鸟的歌唱变成了寂静的长夜”的,不只是农药,还有捕鸟网、电网、贪吃的人类。在这些文字里,我们不免同罗新一起,站在广袤的草原上,感受着残酷的寂然无声。

途中作者小影速写

不得不承认,历史学家写古道上的旅行故事,是有优势的。罗新每到一处,所写的不仅仅是简单历史掌故,更旁征博引各史书、笔记、诗歌、历史研究著作,一方面细致考证辇路地理;一面以丰富的前人文字,描述当年的辇路沿途景观,与当下所见互相映照;有时洋洋洒洒地梳理、详述明代中央政权、边民与边外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这段历史我了解甚少,因此读来甚觉新奇。罗新以熟练清晰的历史笔触,由地点串联,带领读者进入隆庆和议前后,塞北边疆地带的纷繁世界。不时引用的徐渭、萧大亨等人的第一手资料,更让我们暂时脱离真实世界,以一个明人的主观视角,好奇地审视这片陌生土地。

如果说,以上种种,是作者以大量的外部叙述,拓展和纵深他自己和读者的旅行体验的话,那在另一方面,他又一头扎进了更内在、更自我的世界。一路上,罗新有许多精神导师:走过阿帕拉契亚步道的比尔·布莱森、在路上寻找美国的斯坦贝克、只身行走于阿富汗的罗德·斯图尔特……以及正在“走出伊甸园”的Paul Salopek,计划从东非走到南美洲的他,彼时正行走在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上。像朋友一般,罗新将他们介绍给读者。

他援引他们的著作和经历,在路上激励自己的同时,也不断地思考自己行路的意义。很多时候,这些文字让我想到前一年读完的一本关于徒步旅行的书《古道》,作者麦克法伦也是行走在那些古老的道路上,以敏感的形而下的身体,激烈地思考形而上的命题。他反复地论证走路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向读者宣称“从我的脚跟到脚尖是二十九点七厘米,折合十一点七英寸。这是我步伐的单位,也是我思想的单位。”他赞美双脚与大地的接触,认为“触觉是一种双向对等的行为,一种和世界相互交流的动作。”

罗新则在一次次感官的极度疲乏(水泡、炎热、沉重的肩膀、不听使唤的左腿)中,不断内观,体味行走的意义。他引用比尔·布莱森的《林中行纪》,“当你以脚步应付世界时……生活也获得一种纯净的朴素。时间不再有意义。” Paul Salopek的壮行更令罗新感到“当行走变成呼吸一般自发的身体反应,人就无限接近于大地山川的一部分,如沙石草木一般。”通过行走,人心灵的自身物质仿佛被改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走向大地,似乎都会在向外的道路之外,延伸出一条通向自我的向内的道路。

上都,在英文里是Xanadu。柯尔律治的诗作《忽必烈汗》之后,Xanadu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桃花源”般的寓意。像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它是诗人的梦境,是乌托邦,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心灵花园。罗新走向上都,也是在走向Xanadu。地理上,他终于抵达了元代的上都遗址。而在心灵上,他是否也找到了一条通往桃花源之路?用他在后记中的话回答吧: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何以解忧,唯有行走。


作者:钱成熙   编辑:钱成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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