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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机器人——科技让我们更孤独?

2014-11-18 《纽约时报》书评 数洞社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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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erry Turkle

出版社: Basic Books

副标题: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出版年: 2011-1-11

页数: 384



我们,机器人—科技让我们更孤独?

——纽约时报《Alone together》书评


作者:Jonah Lehrer


“你感觉如何,感觉如何?/当你自成一体,无家可归。/像个局外人,又好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过去在《像一块滚石》中唱的,多像今天双眼紧盯显示屏的我们。


然而众声喧嚣之中,我们却感觉越来越孤独了: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不断刷新微博看好友在干些什么,邮件没有被立刻回复就感到沮丧不安……那些飘在风中的代码左右了我们的情绪,饭桌上,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或平板电脑,话题也经常围绕着社交网站上正在发声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展开。


——摘自《新周刊》2012年6月“喧嚣的孤独”



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曾经将科技视为强化并彰显个性的工具。而现在她开始担心科技会取代人的个性。


1995年,雪莉·特克尔,一位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MIT教授,出版了一本关于数字时代身份认同的书,叫做《屏幕上的生活》(Life on the Screen)。书中描述大多比较乐观,特克尔在书中庆贺网络身份认同的解放。她认为,人们将使用网络视为一种实验,像换衣服那样尝试着不同的身份与性格,而不是被实际生活中的责任所束缚。正如一位网络用户告诉她的那样:“你伪装成什么样子,你就是什么样子。”


但是在特克尔最新出版的一本书《群体性孤独》( Alone Together)中,这种乐观的态度就不复存在了。如果说1995年的互联网是一个具有后现代化意味的过家家游戏,允许个体不受约束地进行表达,那么特克尔现在则是将互联网比喻为一个群体陷阱,像系在犯人脚上的铁链一样将我们束缚在手机的小小屏幕上,为了保持联系而敲打着陈腐无味的信息。她用她典型的雄辩式的语言总结了她的观点:“我们对技术的期待愈增,却对人与人之间的期待愈减。”



Sherry Turkle 2012年TED演讲

Photo: James Duncan Davidson


《群体性孤独》实际是两本独立的书。前半部分是关于社会机器人的,那些科幻小说中出现过的安卓机器人终有一天将会在你家中清扫厨房的地板,照顾我们年迈的父母,甚至为我们提供一种可靠的陪伴与关系。如同她过去的研究一样,相比于机器人本身,她对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更感兴趣。特克尔起初观察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就是我们通常将机器人视为弥补我们自身不完美之处的一种工具,以及一种可以消除与他人交往时种种麻烦的替代品。


看看洛克茜(Roxxxy)就知道了,这是一个价值3000美金的可以与人对话的性机器人,她被载入了六种不同的女友类型,从保守害羞的“冰山法拉”(Frigid Farrah)到纯情的Young Yoko。一方面,很难理解这种在几近绝望的孤独下花三千美元来买这样一个与人同等大小的塑料玩物的行为。另一方面,正如特克尔所论述的那样,洛克茜也象征着一种更大的危险,即机器人的流行使我们不愿再像对待真人人际关系时那样投注精力。“对机器人的依赖行为本身被视为是无风险的。”特克尔写道,“但是当一个人习惯了一种不需要满足对方需求的‘伙伴关系’,需要与人交往的真实生活就变得令人无从应对了。”当你习惯家里有一个清楚地了解我们所有需求的机器人,而且这个机器人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电源而已时,你会发现与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相亲会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


根据特克尔的论述,机器人会使人轻易地滑入其陷阱,正是因为机器人利用了人类的一个重要天性。这个天性就是,当我们试图感知他人想法时,我们会变得非常容易受欺骗,甚至可以为一个毫无生气的物体赋予主观能动的生命。举例来说,在儿童和一个Tamagotchi(一种非常流行的“电子宠物”)玩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对这个塑料玩具的“需求”和“感觉”产生共情。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特克尔描述了一位82岁的老人Edna的行为。在她2岁的重孙女去Edna家看她时,实验者给了Edna一个叫做“My Real Baby”的机器娃娃。当实验者问她这个娃娃是不是有生命的,她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可笑。但是当这个娃娃哭起来的时候,Edna把她抱在怀里摇着她,并且轻柔地爱抚着她的脸。“噢,你为什么要哭呢?”她问这个机器人,“你想不想坐起来?”当她自己的重孙女开始呜咽的时候,据特克尔所述,Edna并没有理会她。


在探索分析了这个令人困扰不安的社交机器人世界之后——我们将这些物体当作真正的人来对待——特克尔笔锋突转网络世界。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发明了一些将实际的人近乎物化的社交方法”。她否定了她15年前的观点,转而认为网络世界不再是一个充满自由和再创造的空间。相反的,我们被Facebook上的个人简介与Google的缓存所束缚,在这些平台上,像“删除”与“抹去足迹”这样的动词可以说是具有隐喻性的。特克尔引述了一个高中三年级学生的话,这个学生哀叹他在线上写的所有东西都能够被一些无所不知的硅谷服务器追踪并储存。“你无法摆脱你所做过的事情。”他这样说。



但特克尔关心的不仅是网络身份认同的问题。由于我们的表达被我们所使用的设备与平台所限制,令特克尔尤感不安的是人们依托于电子设备进行的人际互动的陈腐乏味。我们不再感到“开心”:我们就像是一个分号,后面紧跟插入语。我们发短信,却不再打电话交谈;我们编辑Tumblr上的博文,却不再在信中书写保有深情的话语。(特克尔引用了一个23岁法律专业的学生的话,他拒绝朋友在线上向他道歉,“在你发的状态中说对不起……那不是道歉,那时向Facebook说对不起。”)然而,正如特克尔所记录的那样,这一趋势没有减弱的迹象。人们愈发被技术所吸引,因为技术可以让我们在心不在焉或不在场的时候也能参与互动。我们的借口总是一样的——我想和你交谈,但是的确没有时间。给我发一封邮件吧,我会回复你的。


对于这些批评,我们如今仍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回应。互联网充满了荒谬之处,从网络世界日趋繁荣的经济——最近有一个网络用户花了33万5千美元购买《安特罗皮亚世界》(Entropia Universe)中的一颗虚拟小行星上的土地——到推特上关于贾斯汀·比伯的消息的大量转载。我们总是兴味盎然地去批评嘲笑青少年夸张的语言表达,同时也哀悼着人们书写能力的衰退。但是这些明显的问题并不应掩盖真正的谜题:既然网络具有这种令人与人之间疏远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它呢?如果Facebook令人如此难以忍受,那么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还要每天去查看自己的主页?为什么我会选择给我的妻子发短信,而不是给她打一个电话?

我并不期待特克尔给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如果能够更深入地调查这些问题,会对她人种志研究方法所得的网络世界构象有益。她所记述的青少年对一切都在抱怨——电话、短信、邮件、Skype(视频通话软件)。然而事实上,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卸下这些数字化的枷锁。

或许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对互联网有所担忧,它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仍具有积极意义—即使这种积极意义可能很小。以2007年密歇根州立大学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为例,有800名本科生参与,研究发现Facebook的使用者比不使用的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Facebook还增强了“心理上的幸福感”,尤其是对于那些缺乏自信的人来说。其他研究发现经常发博客可以带来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融合,并且是“建立亲密关系的核心要素”。这项研究中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迄今为止,大多数人主要通过使用互联网来加强他们的线下人际关系,而不是取代它们。

不言自明,这一研究所描述的图景与特克尔这本精彩易懂但也有些片面的书中所描绘的图景完全不同。我们总是热衷于偏袒技术,将网络描绘成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但可能问题就在于此。最终,网络很可能只是另一种工具,一种使我们能够做好我们一直在做的事的辅助性工具:与他人互动。这些互动的方式一直在变化,但交流本身是永远不变的。


本文由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平台“数洞社媒”独家编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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