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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记得要忘记

2015-08-02 陈秋心 数洞社媒
导读
在数洞君的手机里,现在有3500多张照片不知该怎么办,问题是它们还在不断增加——请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虽然知道人类知识体系是基于记忆建立的,但是每天生活中增加的信息量,仍然令人不堪重负。数字时代,我们是不是被迫保存和记忆了太多东西呢?今天我们推荐大数据权威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给你,听专家的:面对数字信息的洪流,学会删除和放手吧!


作者:Stuart Jeffries;编译:陈秋心;校译:袁天添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继父去世时,留下了16000张沉甸甸的摄影玻璃底片,上面记载着他周游世界几十年的所见。但是迈尔-舍恩伯格却要思考怎么处理这一大批遗物。“我在决定保留哪一张时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哪张里面有我可能认识的人。第二,这张幻灯片漂亮不漂亮。你猜最后我留下多少?53张。”

继父还留下了一本旅行日记——但迈尔-舍恩伯格从没有出版它的打算。“这些日记太无聊了!就是天气怎样,或者黄油好不好吃之类的内容。”

但说不定继父记日记当天的那顿早餐有点儿什么特殊意义,假如没有这份“黄油品质记录”,很可能就会被遗忘了。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这本书中(以下简称《删除》),迈尔-舍恩伯格(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写道:“很显然,在人类记忆的不同维度中,时间是让人很难把控的一个维度。”


《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著

图片来源:http://955.cc/bq3yx


迈尔-舍恩伯格说:“那些日记,对我继父而言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当他读着那些沉闷的关于黄油口感的记录时,一些关于彼处的记忆可能就被激活了。他把这些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通过外化的方法表达出来,日后如有所需,就有了按图索骥的线索。”

在《删除》这本书里,迈尔-舍恩伯格追溯了人类这种“外化记忆”的历史——岩洞壁画、卷轴、摄影、日记,以及这些载体对于保存日渐繁荣的人类知识的重要性。“从人类的早期历史开始,”迈尔-舍恩伯格写道,“我们就努力记事并想方设法保存我们的知识。为了留存记忆,我们设计了各种设备和机制作为辅助手段。但是几千年来,相比记忆,遗忘却总是来得更容易一点。”

但如今,事情发生了逆转。数字时代到来了。迈尔-舍恩伯格认为——现在我们能够“保存一切”——那些你发给老板的洋洋洒洒的电子邮件,那些你发在Facebook上的玩弄充气牛的照片(这些事情对增添个人资历可真没什么大用处)——这些记忆的“破铜烂铁”全都能保存下来,反倒比审慎考虑、决定哪些记忆该舍弃更容易一些。

这是因为,我们记忆的外化载体——数码照片、电子邮件等等,可不再像迈尔-舍恩伯格继父的那些玻璃底片那么沉重了——它们现在简直比蝉翼还要轻。价格低廉的硬盘触手可及,存储空间也早已过剩,于是就连考虑哪些东西该取、哪些东西该舍这件事本身都变得没有必要了。“遗忘——这种只需要三秒钟就能做的决定,现在对于人们来说也成了高成本的事情。”迈尔-舍恩伯格写道。是啊,假如继父拍的都是数码照片,儿子也就不必劳心费神地考虑哪些该留下、哪些该扔掉了。

但是,数字记忆能够纠正人类记忆容易出错的地方——这样难道不好吗?“很多批评家都认为,遗忘是人类思维的弱点,我们能摆脱遗忘,应该高兴才对。我也赞同如今我们从数字记忆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如果因此而丧失了‘遗忘的能力’,这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因为‘遗忘的能力’是非常宝贵的。”

20世纪30年代,H.G.威尔斯曾经描述过一个人类战胜自身记忆不可靠性的梦想。他描绘了一个“世界大脑”,整个人类的记忆都存储其中,并且每个人都能与之连通、从中提取记忆。现在,我们估计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大脑”——它的名字叫谷歌。迈尔-舍恩伯格为此下了一个奥威尔式的注脚:“毫不夸张地说,谷歌知道的,比我们人类对自身记忆的总和还要多。”

但迈尔-舍恩伯格强调的是,“人类全体记忆”这种东西,既是一种福利,也是一种诅咒。他引述了一个41岁的加利福利亚女性的故事——这位名叫AJ的女士,从11岁开始便能够记忆自己生活的所有细节——事无巨细到令人痛苦的程度,比如30年前的某天她吃了什么早餐,每天上映的电视剧情节是什么。迈尔-舍恩伯格认为,这种遗忘能力的丧失,限制了个人决策能力,也使她无法与那些记得比她少的人建立亲密关系。“假如这种‘全景式记忆’依靠数据成为实现,并且变得唾手可得——那后果可能会更严重。记忆太过完备——哪怕最初人们是出于辅助决策的良好动机去保存这些记忆——也可能使得我们陷入回忆无法自拔,无法摆脱自己的过去。”

图片来源: Image by Philip Bitnar

迈尔-舍恩伯格解释道,没法摆脱自己的过去,会让数字时代的人们史无前例地不宽容。2006年,一位温哥华精神治疗师安德鲁·福德玛穿越美加边界去接一位从西雅图飞来的朋友——他已经这样接人很多次了。但是这回,边境警察在网上搜索信息,发现2001年福德玛曾在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承认自己在1960年代服用过致幻剂。于是这一次美国拒绝福德玛入境。“这个案例表明,整个社会的‘遗忘能力’正在被悬置,并被完美无瑕的记忆取代。”

19世纪,杰里米·边沁设想过一种“全景敞视监狱”,在这个监狱中,警卫可以监视囚犯,但囚犯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20世纪,米歇尔·福柯认为,“全景敞视式控制”正被抽象化,用于控制整个社会。21世纪,迈尔-舍恩伯格说,“全景敞视式控制”正跨越时限、在互联网空间内得到拓展,哪怕我们并没有被监视,也会如同被监视一样小心行事。他担心,完备的记忆会促使我们进行自我审查。“在美国,大多数高校都开设了专门的必修课,教学生如何清除自己的Facebook账户。这已经成了惯例。”

但是,数字技术促使我们调整自己的所作所为——难道这也不好吗?“不一定。如果你增加了存储空间使用量,你就得承受与之俱来的风险。在我的祖国奥地利,DNA数据库保存了犯罪现场所有人留下的踪迹样本,这意味着两拨人——嫌疑人和非嫌疑人,而嫌疑人里又包括那些曾经被抢劫或强奸的受害者,都在DNA数据库留下了样本。”

迈尔-舍恩伯格最近参与了一个电台直播。一位听众打电话来陈述她孩子的同学如何在一个发布罪犯面部照片的网站上发现了她的照片。“在美国,有一些公司会购买囚犯的通缉照然后发布在网上——除非你花500美元请他们撤下。”很显然这种行为违反法律原则——这样的话,犯罪行为就被一笔勾销了,罪犯的名誉也恢复了么?“这样做当然是有害的,但却对他们的商业模式没什么影响。”

很快,这位打电话的女士就又一次受到了惩罚——起因就是这桩她十多年前犯过的罪以及其后坐牢的经历。她的朋友和邻居都视她为罪犯,哪怕就在照片曝光一天之前,他们还将孩子托付给她照看。在新版的《删除》中,迈尔-舍恩伯格写道,“数字化的记忆,提醒了我们她十多年前的为人,却否定了她之后的发展和改变。”这个故事是个典型案例,告诉我们数字记忆是如何遏制了我们宽恕的能力。

一旦迷失,重建就很难了。德国的立法机构禁止人力资源部门在线搜索应聘者个人信息,从而强制推行一种“体制式遗忘”。“但这种措施很难执行。比如,立法者没办法禁止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在家里搜索应聘者信息。”

迈尔-舍恩伯格相信他的书已经激起了共鸣。“90%的美国人希望获得权利,迫使网站和广告公司清除所有关于他们个人的信息。而‘数字原住民’中,84%的人抱有同样期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顾虑?“在网上,人们感到自身的脆弱性。他们不相信企业组织能保护好他们的个人信息。比如在处理关于‘街景’的投诉方面,谷歌就显得十分不在行。而想想Facebook——它的基因里就带有售卖信息牟利的因子。”

图片来源:www.dmlcentral.net

Facebook如何处理身份认同这个问题,令迈尔-舍恩伯格非常着迷。“相比数字时代,在模拟时代(analogue era)把生活分开相对简单。如果我的业余追求就是混迹于高尔夫俱乐部和SM圈子,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前一个圈子里的人不能得知我后一个圈子的消息。但是Facebook不允许你有双重身份,把身份区分变成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后果就是,很多人会用各种方法攻击这个系统——几乎我所有的同事都有两个Facebook账户,以避免他们生活的不同部分混淆在一起。”

那么怎么做才能避免“遗忘的消逝”?“我建议重建平衡,让遗忘比记忆容易那么一点点—把默认模式调回到几千年以来的状态,从‘全景式记忆’渐变为‘随时间而遗忘’。”他还说道,数字存储设备(比如相机、移动终端、电脑等)应该具备自动删除一些过期信息的功能。

该怎么删除呢?他认为,用户每储存一个文件时,除了命名和选择存储位置,必须要选择一个有效期限。“有效期设置将会要求人们思考一个将被存储的文件到底值得保留多长时间,如果不是只有几分钟的话。”

这个想法,与哈佛大学网络法律专家乔纳什·利特雷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我们应该拥有宣告名声破产的权利——即可要求将自己某一方面的数字历史从网上清除。这样一种权利也许就能帮助那个打电话到电台跟迈尔-舍恩伯格咨询的女士。

迈尔-舍恩伯格想象,每部数码相机都可以有个为照片选择有效期的内置程序。在拍照之前,相机会发送一个“照片请求”给“允许装置”(差不多像钥匙链那么大,或许可以挂在我们脖子上),然后该装置就会反馈给相机一个使用者青睐的有效期——范围可以从03年到100年不等(或许真正值得保留的照片需要保留100年)。

他总结说,设定有效期,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手段,但他喜欢通过这样一种设定,提醒人们思考遗忘的价值,以及,解决问题需要协商,而并不是“以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那么简单。当然,也有别的选择——比如拒绝混入数字时代的洪流。“但我不鼓励‘数字禁欲主义’。我希望大家都能拥抱并参与数字文化和全球互联——但最好不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图片来源:www.hercampus.com

迈尔-舍恩伯格还认为数字记忆正在入侵我们最亲密的关系。“想想我那些旧情书吧。我希望它们最好被付之一炬或者在阁楼上腐烂掉。这里隐含的道德协议就是——它们不会被用在不利于我的场合,或者不会被公开发表。”但是在数字时代,这些隐含的道德协议已经过时了。太多关于我们过往的记录正等着被检索。这时我们不禁会发现:有时遗忘会对我们更有利。在《删除》这本书里,迈尔-舍恩伯格想象了一个悲伤的小故事:两个好朋友,乔和简,已经多年未见,他们约在一个老地方喝咖啡来叙旧情。但是简不太记得咖啡馆的名字了,她灵光一现,觉得可以查阅过去给乔发的邮件,但却偶然翻到一些不愉快的信件往来。简没有选择遗忘和原谅,她被旧日的怨恨纠缠不休,所以很有可能,不会再去赴那个咖啡之约。

这就是说,除非勤于自我审查,否则我们的数字足迹,可能在将来某天将我们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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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来源:www.zoneal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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