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衣库狂欢"你添了几把火？| 8月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本栏目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CSMR）独家推出，国内外核心期刊、学术网站，社媒领域重磅研究学术观点为你一键呈现。每月更新，干货精选，和你一起，关注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2016年·8月——
☂️ 国内：
“优衣库”事件与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新转向
社会化媒体中网络舆论的生成及演变机制探析——以魏则西事件为例
媒介“围”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研究
浅析受众卷入度对娱乐教育节目励志思想的传播价值——以央视《了不起的挑战》为例
社会化媒体的“中国式反腐”——对落马官员案微博讨论的社会网络分析
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理论视角下的腾讯国际化战略研究
网络虚假信息传播特点及治理——基于2016年上半年的大数据分析
新媒体的“信息茧房”现象研究
☂️ 国外：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Well-BeingDepends on Communication Type and Tie Strength 从交流模式与关系强度出发的关于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How social media influence collegestudents’smoking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社交媒体是如何间接影响大学生关于吸烟的态度与认知的？
Social media and mental health in democracymovement inHong Kong: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香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对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
Social media policies as responses forsocial mediaaffordances: The case of China 基于承担性理论的对由官方出台的政府社交媒体运营规范文件的分析——以中国政府为例
Selective Use of News Cues: A Multiple-Motive Perspectiveon Information Selection i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s 多重动机视角下的社交媒体环境中用户信息选择的分析
整理 | 关惠元
编辑 | 潇洒卷
国内一、“优衣库”事件与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新转向
“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由微信传至微博后，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力量，媒体的跟进推动了网络舆情的发展，该事件也迅速演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一次较大公共事件。该篇研究认为在“优衣库”事件中，网民、微信微博和传统媒体、政府部门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微信成为不良舆情的培养皿，微博成为舆论扩散的助推器，而传统媒体的“溢散效果”和“共鸣效果”，扩大了网络舆情的传播效果。而此事件中，政府的反应赶在主流媒体之前，无论是公安部门还是网管部门反应均非常迅速，且态度明确，在第一时间各司其职。研究认为政府部门对“优衣库”事件的治理在我国网络舆情应对治理方式上具有新的意义，并针对“如何快速应对我国网络舆情中的非常态化现象，依法治网，依法主动引导网络舆情主流走向”、“如何明晰界定区分微信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提出，注重保护隐私和公共利益达成某种动态平衡构成我国网络舆情日常治理的新转向，成为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新课题。
※ 兰甲云，曾思怡. （2016）. “优衣库”事件与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新转向.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04）
二、社会化媒体中网络舆论的生成及演变机制探析——以魏则西事件为例
通过魏则西事件的传播路径可以判定该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网络原生事件，即在网络平台充分传播并形成舆论后，才进入主流媒体的报道视野。研究认为，魏则西事件反映出社交媒体在网络舆论的发酵、形成、扩散等各个阶段扮演着多种角色：首先，社交媒体强大的民意聚合能力是舆论得以在社交媒体发酵的前提；同时，社交媒体为舆论搭建关系型空间，形成的“舆论场效应”加速了舆论的传播速度，加强了舆论的关注力度和时间效度；第三，社交媒体在舆论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显著提高，甚至左右了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研究认为，主流媒体要想实现有效的舆论引导，应意识到社交媒体的重要性，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学会从网络平台发掘线索，并把握舆情走向。
※ 李秀莉，孙祥飞. （2016）. 社会化媒体中网络舆论的生成及演变机制探析——以魏则西事件为例. 新闻论坛（03）
三、媒介“围”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婚恋观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也影响了该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本研究关注媒介，包括大众媒介、人际媒介和新媒体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该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在2012年12月至2015年2月间共访谈了30名新生代90后农民工。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是由媒介建造起来的，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媒介包围之中，另一方面媒介塑造了他们的婚恋观。媒介对其婚恋观会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来源于当代复杂媒介环境下信息爆炸的强烈刺激与该群体相对缺乏媒介素养的双重作用，该群体进城打工并不是对“乡村围城”的突围，反而进入了另一个围城。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双重割裂使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双重意义上的真空，并在婚恋问题上表现出悬浮状态，而如何从“悬浮”迈向“落地”是摆在新生代农民工面前最为深刻的问题。
※ 袁霁虹. （2016）. 媒介“围”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08）
四、浅析受众卷入度对娱乐教育节目励志思想的传播价值——以央视《了不起的挑战》为例
美国学者艾米丽·费舍古色提出“娱乐教育（Entertainment Education）”的概念，意为“植入亲社会行为信息的大众娱乐内容，以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目的”。该研究在麦克卢汉提出的“受众卷入层次”和艾米丽·费舍古色提出的“娱乐教育”的理论基础上，以中央电视台《了不起的挑战》为例，从“叙事卷入”和“角色卷入”两个层次进行分析，通过具体分析节目的主要人物、叙事要素、叙事主题和身份认同、期望认同、感知相似性、准社会交往与喜爱等要素，论述了节目通过精心策划，高度实现了观众的叙事卷入和角色卷入，在收获观众喜爱的同时有效地传播了亲社会理念，完成了娱乐教育策略的一次成功实践。该研究认为《了不起的挑战》为电视节目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借鉴意义。
※ 孙振虎，谢梓笛. （2016）. 浅析受众卷入度对娱乐教育节目励志思想的传播价值——以央视《了不起的挑战》为例. 中国电视（07）
△ 正能量综艺节目《了不起的挑战》引全民点赞（图片来源：news.cntv.cn）
五、社会化媒体的“中国式反腐”——对落马官员案微博讨论的社会网络分析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议题。该研究讨论了社会化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及构建反腐公共领域的积极影响。该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并辅以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通过对六位落马官员案微博讨论质量的分析，研究认为官方媒体是最具影响力的微博意见领袖；微博空间存在明显的“反腐信息沟”；信息流向受官员级别影响；讨论停留于官员个人难以抵达制度建设，愉悦是主要的情绪表达。研究认为社会化媒体难以形成统合的反腐意见市场，而是离散化的空间，在中国现有的制度背景和转型社会实践中，呈现出“中国式反腐”投射于网络的特有景观。
※ 吴瑛，宋韵雅，& 刘勇. （2016）. 社会化媒体的“中国式反腐”——对落马官员案微博讨论的社会网络分析. 新闻大学（04）
六、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理论视角下的腾讯国际化战略研究
该篇研究基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理论视角，梳理了腾讯的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历程。研究认为国际资本等历史偶发事件的介入对腾讯的国际并购产生“锁定”效应，而“3Q大战”关键性变革事件使得腾讯由封闭走向开放，海外投资并购加快。结合资源基础观的概念，研究认为腾讯的海外并购体现出以资源为基础的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的典型特征，并表现出并购业务相关性和地域跨度性的并购惯性。2013年，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微信升级为腾讯的战略级产品，开始承载腾讯国际化战略转型的主要任务。研究认为腾讯如何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建立起以微信为基础的开放平台生态圈和采取整体性扩张策略，是腾讯国际化战略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这需要腾讯不断突破现有组织边界和制度技术边界，并着重完善腾讯国际战略扩张中路径创造和路径依赖的共生演化关系，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 张梅芳. （2016）. 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理论视角下的腾讯国际化战略研究. 新闻大学（04）
七、网络虚假信息传播特点及治理——基于2016年上半年的大数据分析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以几何级数扩散，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研究采用分布式爬虫技术，监测1000万个微博账号、40万个微信公众号以及主要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客户端的内容，汇总2016年上半年影响较大的虚假信息，从媒体关注度、受众关注度、内容影响力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梳理了虚假信息的内容和传播特征。研究认为，用户自制内容成为主要虚假信息源；虚假信息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具有专业化，更具迷惑性；民生、安全领域的虚假信息更受网民关注。虚假信息的主要传播路径为“社交平台普通用户——意见领袖——商业网站——传统媒体”，引爆期大多为3天，证伪周期大多为1天。虚假信息的整体情感值为负，削弱媒体公信力的同时，也使政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研究认为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更好地预测虚假信息的传播导向、传播节点，实现虚假信息预警与跟踪，有效预警虚假信息的传播，降低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
※ 杨丹. （2016）. 网络虚假信息传播特点及治理——基于2016年上半年的大数据分析. 新闻记者（08）
八、新媒体的“信息茧房”现象研究
“信息茧房”概念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他认为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讯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该研究选用了新媒体中典型的信息交互平台新浪微博和移动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来讨论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带来的“信息茧房”现象。研究认为在新浪微博中，个人差异决定用户只关注自己喜欢的内容，并产生群体压力下的意见趋同现象，极易造成观点极化；在今日头条中，机器推送信息造成用户视野狭隘，容易造成个人判断力与认知能力的丧失。研究认为强化公共平台信息监管、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是避免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中“作茧自缚”的关键。
※ 邓倩. （2016）. 新媒体的“信息茧房”现象研究. 视听（08）
国外一、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Well-Being Depends on Communication Type and Tie Strength 从交流模式与关系强度出发的关于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社会关系对人心理健康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该项研究将目光投向互联网社交平台对用户心理健康的影响。项目组选取了1910名近三个月内在脸书上有频繁活动的用户，记录其一个月的脸书活动情况，分析其与八位密友及弱关系用户的不同互动情况，同时建立心理量表进行测量。研究将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模式分为三类：生成式交流（Composed communication received）、一键式交流(One-clicked communication received)与常规交流(Broadcast communication viewed)。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互动对人的心理健康存在影响，其中浏览信息、和弱关系用户交流以及进行“一键式”互动对用户心理的影响小，而与其在现实生活中有强关系连接的用户进行线上互动，对用户心理健康的影响大，良性健康的网络互动有利于人的心理健康发展。
△ 线上社交影响人心理健康的五个维度
△ 该研究提出的社交媒体的三种互动方式
※ Moira Burke, Robert E. Kraut；Volume 21, Issue 4 July 2016 Pages 265–281；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二、How social media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s’smoking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社交媒体是如何间接影响大学生关于吸烟的态度与认知的？
美国学者Albert C. Gunther于2003年在“第三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假定影响模式”（或“间接影响模式”），认为受众首先判断其他人是否受到传媒信息的影响，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相应的行动。此项研究以Gunther提出的“间接影响模式”为理论基础，探究了社交媒体上与吸烟相关的内容对大学生群体关于吸烟态度与认知的影响。研究在美国中西部大学随机抽取366名大学生对其进行调查，并对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和接收与吸烟行为有关信息的数据进行路径分析。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上关于用户发出或接收吸烟信息不仅对直接影响吸烟行为的产生，同时对吸烟行为的产生有间接影响。用户接收反吸烟信息的过程对吸烟行为的促进同样有间接影响。
※ Woohyun Yoo , JungHwan Yang & Eunji Cho；Volume 64, November 2016, Pages 173–182；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三、Social media and mental health in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香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对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
本研究试图探讨政治运动中社交媒体的运用对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作出假设认为，在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用户社会资源的流失会加深人群焦虑及抑郁的程度。研究在香港占中运动后建立社会资源流失测量表、焦虑程度测量表、抑郁程度测量表，通过随机抽样对1208名香港市民进行电话调查，并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该项研究是第一次基于大规模人群的关于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使用对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研究认为社交网络中用户社会资源的流失对人焦虑和抑郁程度的加深有正相关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中老年群体（39-55岁及55岁以上群体）中表现明显，而对青年群体（18-38岁）的影响不显著。该项研究将继续探讨在社会运动中，不同年龄群体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所受到的不同程度心理影响。
△ 社交媒体中不同年龄层用户的社会资源流失程度与抑郁倾向程度的相关性对比（Plo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ge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resource loss on social media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 Kam Man Lau， Wai Kai Hou, Brian J. Hall, Daphna Canetti, Sin Man Ng, Agnes Io Fong Lam & Stevan E. Hobfoll； , November 2016, Pages 656–662；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四、Social media policies as responses for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The case of China 基于承担性理论的对由官方出台的政府社交媒体运营规范文件的分析——以中国政府为例
承担性理论最初由实验心理学家Gibson于1960年提出，关注生物与环境互动的视知觉研究，（如婴儿不敢爬行在强硬的玻璃上，对透明表面的支撑的承担性有错觉）。近年来有学者将承担性理论引入社会化媒体研究领域，意在讨论用户与社交媒体的互动和关系辨识。但目前仍未得出统一的概念界定与测量指标，此理论属于社媒领域的新兴概念。该研究在综合前人关于社媒领域承担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政府有关社交媒体运营规范所出台的官方文件进行分析，尝试通过这些文件分析政府在社交媒体运用上存在的优劣势与目标。该研究提出了四个在社媒领域关于媒体承担性理论测量的一级指标：权威透明性（Visibility）、可行性（Persistence）、操作规范性（Editability）与亲民互动性（Interactivity），同时又列出了15项二级指标（见下图）。在谷歌与百度搜索引擎中通过关键词搜索，对中国各级政府公开的76份关于官方社交媒体运营规范的官方文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对于社交账号的操作规范性十分重视，但对账号的整体发展规划与定位不足，缺乏统一连贯性；同时对于账号的权威透明性和亲民性，官方文件虽多次提到，但仍缺乏具体的指导要求。
△ 该研究基于媒体承担性理论提出的一级、二级测量指标
※ Qiang Chen, Xiaolin Xu, Bolin Cao & Wei Zhang；2016, 33(2):313-324；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五、Selective Use of News Cues: A Multiple-Motive Perspective on Information Selection i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s 多重动机视角下的社交媒体环境中用户信息选择的分析
心理学领域中的说服效应理论提出系统式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简称HSM），认为个体面对潜在相关信息会进行审慎加工，从而形成态度判断，个人对信息的加工取决于个体的动机与认知能力。该研究在此模型的基础上，结合选择性接触假说（Hypothesis of selective exposure）对人在社交媒体上对政治新闻的信息选择行为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用户在社媒上对于政治新闻的态度与其政治立场有密切联系，对于立场不一致的信息，用户会进行选择性平衡，同时倾向于立场相同的有高认同度的信息；对于有着心理预期的用户，不论该信息是否权威，都存在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用户对信息的选择是多重动机（如防御动机、自我判断动机、潜在印象动机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 Stephan Winter, Miriam J. Metzger, & Andrew J. Flanagin；2016, 66(4):669-693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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