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 学术剪刀手
整理 | 徐阳
编辑 | 杨舒晗
一、人际传播的符号回归——网络表情符号emoji在社交媒体爆红的因素分析
网络时代，智能手机与社交软件的普及使网络表情成为网络人际交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这篇文章根据网络表情符号emoji在社交软件中的爆红现象，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网络传播技术的进步、使用者的模仿及社会认同心理、传播效果的矛盾性与模糊性。在一般人来看，网络表情符号是高科技的新产物，有人甚至认为其引起的效应可能在网络上发展为一场代替文字的革命；但在研究人员看来，它更像是一种对原始的回归。
张美静. (2015). 人际传播的符号回归——网络表情符号emoji在社交媒体爆红的因素分析. 新闻爱好者(12).
二、网络“标题党”：成因与对策
近年来，网络“标题党”针对新闻事件，片面追求点击率，拟出不恰当标题吸引用户点击，使用与文章、视频等内容不相关的图片提高浏览量的现象十分突出。“标题党”现象伴随媒体长期存在，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该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篇文章通过分析“标题党”的编辑手法及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消除“标题党”的对策。
黄楚新, & 任芳言. (2015). 网络“标题党”:成因与对策. 新闻与写作(12).
三、权力的同化：商业网站与中央台《新闻联播》的公信力关系
政府控制的传统媒体和以非政府资本掌控的商业网站之间的竞争是1995年以来中国内地新闻业竞争的主线之一。商业网站是否会对政治主导的传统媒体公信力产生影响？研究者采用CATI系统调查了北京、杭州和西安三地，获得有效样本1819人份。研究发现，一是中国内地官方媒体公信力呈现两个维度，民众信任媒体除了公平、无偏见等专业维度外，还有代表政府观点的权力维度。权力维度是中国媒体不同于西方国家媒体的一个独特维度。二是新浪网的使用、新浪网公信力与《新闻联播》公信力的两个维度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呈现一种"同化"关系。三是学历将是突破权力框架认知的一个人口变量：学历越高对中央台《新闻联播》公信力的专业维度评价越低。
张洪忠, & 张诗雨. (2015). 权力的同化:商业网站与中央台《新闻联播》的公信力关系. 新闻与传播研究(11).
四、大数据时代电视剧审美形态的变迁
中国电视剧已然建立起一整套与电视传媒相适应的审美形态，即“与日常生活同质同构”的话语秩序和“分集叙事、长篇连续”的电视文类、“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三贴近”创作原则、“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和谐”的“三性统一”精神向度和“国家调控”“艺术自律”与“市场调节”三个系统“冲突与共谋”的艺术生产范式。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后,电视剧的审美形态势必进入新一轮的变迁，及时就其文本形态、审美范式等方面的变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熊文泉. (2015). 大数据时代电视剧审美形态的变迁.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2).
五、网络政治谣言消解策略
从传播学看，网络舆论形成的线性框架的基本模式是“舆论议题出现——舆论扩散——意见形成——效果”。 网络政治谣言的形成与传播同样符合该模式，但由于其 鲜明的政治属性，在传播机制中会存在一些变异。因此，消解网络政治谣言需统筹考虑其传播特征、危害性及其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准确制定消解策略。
谢新洲，&陈春彦. (2015). 网络政治谣言消解策略. 人民论坛(12).
六、埃及革命期间网络把关以及网络框架分析
基于前人对新闻框架研究，本文对2011年埃及革命进行分析，描述并解释了推特传播的演进模式。本研究从1个月约1百万条的推特信息中随机抽取出样本，进行了网络、内容、和话语分析。本研究旨在了解推特平台上信息播发及收听习惯。研究发现,如果活跃用户及框架得以通过众包而凸显，那么网络框架以及网络把关过程便得以激活。定量研究发现强调了普通用户的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网络把关行为，不但让自己出名，同时让他人一跃拥有精英地位。由于大众以及精英不断修改、强调传播框架，本研究对重要用户以及框架的话语分析强调了网络框架效应内在的流动性、重复性。推特平台提供的情感和氛围，进一步支持了会话行为，这些行为有助于网络框架形成以及把关的联合过程。研究发现指明几个变化：混合型、流动型新闻的新趋势，这种类型的新闻取决于主体多元化、协同生产以及共同把关。
莎伦·梅拉兹, 齐齐·帕帕卡利斯, & 陈瑜. (2015). 埃及革命期间网络把关以及网络框架分析. 国际新闻界(9), 80-108.
七、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
这篇文章以欧美学术界最近十年对新闻生产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为参照，从文献所体现的研究语境、所遵循的研究范式，以及所关注的研究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下，媒介学者对传统新闻业的研究基本都是在“双重语境”下展开的，即作为一种替代性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语境”与作为一种专业主义的“职业语境”，二者既相互对峙又相互交织，后者因前者的存在而变得尤为凸显。研究范式方面，学者们开始远离技术决定论的视角，遵循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重新深入转型中的新闻编辑部，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新闻社会学兴起以来的范式回归。此外，媒介学者主要从数字化转型与职业意识形态冲突、非机构性新闻业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模式的挑战等两类问题展开研究。
张志安, & 束开荣. (2015). 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 新闻记者(12).
八、社交媒体全文本分析法刍议
这篇文章从抽样方法难以应对社交媒体海量数据的现实问题切入，比较了社交媒体全文本分析法与传统抽样方法之间的特点，探讨了二者在流程上的差异以及社交媒体全文本分析法的优势，并初步提出了社交媒体全文本分析法的概念与操作流程。也指出了这种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与使用限制，为今后类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框架。
禹卫华. (2015). 社交媒体全文本分析法刍议. 新闻记者(12).
一、Predictors of job seekers’ self-disclosure on social media（社交媒体上求职者自我表露行为的预测研究）
运用社交媒体上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筛选是求职者和招聘企业长期的做法，但很少有研究具体分析求职者是如何以就业为目的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即进行“自我表露”行为的。这项研究试图考察社交媒体上自我效能感、对社交媒体有效性的看法等因素能否预测求职者对网上形象的关注。这项研究以3374名意大利受访者为例，展现了与求职有关的自我表露行为可以被三种因素所预测，而不适当的自我表露行为只能通过自我效能这一因素预测。此外，专业性的网络展示和不适当的自我表露行为只与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有关，而与性别无关；同时作者还对这一研究结果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延伸展示。
Ouirdi, M. E., Segers, J., Ouirdi, A. E., & Pais, I. (2015). Predictors of job seekers’ self-disclosure on social medi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53, 1-12.
二、 Terms of engagement: Analyzing public engagement with organizations through social media（组织与社交媒体的公众参与分析）
尽管过去几年中关于社交媒体参与（engagement）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学界对于“engagement”的具体内涵和界定仍没有统一标准。很多文章将“engagement”等同于，但这项研究将“engagement”进行重新界定，认为其涉及认知和情感上的投入，并不能简单地包含所有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作者以新千年一代的网络用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等研究方法，确定了影响用户参与的几个因素（信息获取、兴趣投入、网络存在感等），同时分析了在线参与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的关系，并对“engagement”这一概念做了全新的分析。
Smith, B. G., & Gallicano, T. D. (2015). Terms of engagement: analyzing public engagement with organizations through social medi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3, 82-90.
三、The double-edged crisis: Invisible Children’s social media response to the Kony 2012 campaign（双刃危机：“被遗忘的儿童”对《科尼2012》的社交媒体回应研究）
《科尼2012》是由美国非政府组织Invisible Children摄制的纪录片，控诉了反政府武装头目使用童子军及屠杀等罪行，该影片自2012年3月上旬起在国际互联网上受到广泛关注，仅在视频网站上不到一周的时间观看次数便超过5千万次。
这篇文章探讨了Invisible Children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回应和揭露中部和东部非洲存在的人道主义危机，和面对不同种类的危机采用的不同回应策略。作者对该组织在Twitter、Facebook、博客等不同社交媒体上的数据进行抓取和分析，结果表明，Invisible Children将对在社交媒体上揭露人道危机作为一项“社会实验”进行，在危机之后，公司知名度大幅上升，公众更认可其透明度。因此，社交媒体在人道主义的问题上，也能够帮助公司和组织增加知名度，但同时可能会对公司的声誉和合法性产生威胁。
Madden, S., Janoske, M., & Briones, R. L. (2015). The double-edged crisis: invisible children’s social media response to the kony 2012 campaig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四、Score a tweet and post a goal: Social media recipes for sports stars（体育明星的社交媒体运营秘诀分析）
运动赛场上的表现并不是衡量一个体育明星市场价值的唯一标准。一些表现优异的运动员可能会因为较低的媒体曝光度而缺少粉丝；相反，一些表现平平的运动员也可能会积极参与社交媒体活动二吸引更多粉丝，提高市场价值。这项研究通过对95名欧洲顶级足球运动员进行定性研究，分析了社交媒体在体育商业化运作中的影响，并且展示了通过社交媒体提高运动明星市场价值的秘诀，最终证明，运动表现和社交媒体活动对于运动员提高市场价值来说来说同样重要。
Korzynski, P., & Panigua, J. (2016). Score a tweet and post a goal: social media recipes for sports stars. Business Horizons.
五、Helping workers understand and follow social media policies（帮助员工理解和支持社交媒体政策的策略研究）
公司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可能会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会因为不适当的社交媒体行为被解雇。为避免这样的情况，企业应该建立相应的社交媒体使用政策来引导员工所发布的内容，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使员工了解和支持这一政策。这篇文章中，作者以公司中较年轻、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员工为样本，指出了使员工能够理解和适应社交媒体政策的策略。
Kimberly W. O’Connor, Gordon B. Schmidt, & Michelle Drouin. (2015). Helping workers understand and follow social media policies. Business Horizons.
封面图片来源：topit.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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