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委会”到参政党，它都经历了什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在人民政协的众多参加单位中，中国农工民主党这个名字并不那么引人注目，殊不知，它已经走过了89年的光辉历程。自1930年成立以来，在国家事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农工党一直作为一支积极的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2017年，中共中央在致农工党十六大的贺词中，用“三个重要贡献”和“三个一支重要力量”予以了高度评价。
我们都是驴，吃的是草，走的是荒沙漠漠的长途，而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邓演达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1927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一年。那一年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最复杂的分岔路口，内忧外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无数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光明，大家都在迷茫中思考中国该往何处去？怎样救中国？谁能救中国？那一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那一年，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失败中，一部分共产党人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同样是那一年，蒋介石以“煽动暴乱”罪名通缉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机枪已经布置好对准了邓演达的住处，邓演达被迫逃亡海外继续努力寻求实现国民革命的未竞目标。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曾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警卫、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武昌攻城司令等，带兵作战，身先士卒，指挥过许多硬仗、大仗，攻城略地，与黄埔系学生和国民党军人有密切接触，在军中威望很高。在苏联莫斯科，流亡的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人，遥望风雨如晦的祖国，不禁潸然泪下。他们联合发表声明，愤怒谴责蒋汪的倒行逆施，表示要继承孙中山总理的遗志，坚决同新旧军阀作斗争。在海外历经2年多的探索，邓演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他强调，一切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属于中国的革命道路。 1930年5月，邓演达毅然决然地从欧洲归来，在上海秘密领导革命活动。
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而又残酷的，但不能阻挠我追随孙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邓演达
在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中，诞生了包括农工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1930年8月9日晚上，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也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淡水路332弄1号，是著名音乐家黎锦晖的住处，伴随着悦耳的钢琴声，有三十多个打扮成参加宴会宾客的人，陆陆续续走进了这处院落的客厅中。由于黎锦晖经常举办宴会的缘故，所以这次聚会也并没有引起外人太多的关注，但是这群人的到来，却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聚会，而是一次严肃的会议，这次会议上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党纲《我们的政治主张》，并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也就是说，彼时彼刻，一个新的政党，在这间不足30平米的客厅里，正式成立了。
一干会议油画
临委会成立后，发展迅猛，仅用了半年时间，先后在南京、北京、广东等十四个省市建立了基层组织。临委会重视宣传工作，努力通过党报党刊宣传政治主张，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这些刊物旗帜鲜明，内容新颖，文字犀利，切中时弊，扣人心弦，颇受欢迎。党报由创刊时发行500份猛增至上万份。连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和监察院里也有不少人看，有的人甚至不惜出高价也要弄到一份。除了宣传之外，临委会总干事邓演达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强调“军事第一”，把武装斗争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他主张一方面建立平民群众的军队，一方面瓦解和争取蒋介石的军队。邓演达利用他在黄埔学生中的影响，建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达数千人，遍布全国。还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和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争取了不少人，严重地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军事基础。1931年上半年，临委会已有相当的力量和影响，反蒋各派势力都跃跃欲试，冯玉祥、杨虎城等均派人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为此，临委会进行了专门讨论，制定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省所有建立联系的军队一齐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恼羞成怒。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叛徒陈敬斋告密，淞沪警备司令部伙同租界巡捕房逮捕邓演达，同时被捕的有12人。1931年11月29日夜，蒋介石派其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半路诡称汽车抛锚，要他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这位曾被毛泽东同志三次点赞的一代英豪，惨遭杀害。
邓演达的牺牲，给农工党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为实现邓演达遗志，另一位爱国名将黄琪翔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责任。1933年，临委会参与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并提出“联共”建议。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福建事变惨遭失败。
农工党这个由一批有理想的爱国革命者创立的革命政党，在建党时创造性地提出了“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充满伟大理想的政治纲领，并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但是不论是武装倒蒋，还是“福建事变”，最终都遭到了失败。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促使农工党的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朝着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航向前进，最终作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抉择，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辉的历史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农工党在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不仅是是在大陆成立最早的政党，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前是8个民主党派中唯一曾拥有武装的政党。在抗日战争时，农工党在安徽潜山县成立了“游击第一支队”，在安徽桐城县建立了“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在广州建立了“民众抗日游击支队”等等，为抗日战争作了很大贡献。在解放战争中，农工党的武装力量又有进一步扩大，在江西建立了有4500人的武装，在湖南建立了有3000余人的“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在广东，有5支共2600余人的游击队武装等等，为配合解放战争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又单独发表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时局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主张。
农工党响应“五一口号”，自觉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农工党长期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史基础，是农工党的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找到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的道路，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关心、支持、帮助分不开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是正确的抉择，是农工党的新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和平建国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农工党成为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从此踏上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建设新国家的崭新历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