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民族复兴•统战英烈——​​曾伟

曾伟（1912-1949），又名曾天斛，广东省惠阳县人。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坚持抗战，追求民主和进步。1949年5月21日牺牲于上海。

他自幼受革命影响，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青年时参加国民党军队，坚持进步，坚持抗日，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同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密令逮捕曾伟，他被迫流亡桂林，一面卖文为生，一面学习马列主义。此时，他参加了民盟桂林小组的活动。

1944年，日寇进犯湘桂，曾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战功显赫的前十九路军名将张炎将军决意回到家乡广东南路组织旧部，发动民众抗战。曾伟闻此消息，在民盟组织的支持下，毅然告别临产的妻子，前往吴川协助张炎策划武装起义，发动民众组织“南路人民抗日军”。1945年1月14日，“南路人民抗日军”在吴川起义，张炎任军长，曾伟任军政治部主任，张炎将军不幸遇害后，曾伟率队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汇合，直接接受中共领导，共同抗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粤南人民武装扫荡。曾伟被迫转移至香港，从事文化新闻事业，担任《人民报》及《中华论坛丛刊》编辑。他参加筹建港九民盟组织。并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兼港九支部委员会副主任。

曾伟有着非凡的组织才能。民盟在香港和九龙举行的多次大型纪念会或庆祝会，都是由曾伟主持或作为主要报告人。他那光彩照人的仪表，炯炯的目光，热情洋溢而又平易近人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伟娴于辞令，每次演讲，他那富有表现力的表情，抑扬顿挫的声音，准确有力的言词，像磁石般吸引着群众。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投身到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曾伟主编的刊物

1946年冬，曾伟离港赴沪。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他代表港九支部列席会议，并在会上汇报工作。2月，曾伟当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1947年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上海的民盟及农工民主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1948年上半年，因反动派当局追捕，上海已无法安身，曾伟又重返香港。

在沪期间，他担任配合中共策反蒋方军政人员的具体工作，经常深入基层，投入全部心血。1947年8月，曾与曾伟一起在国民党六十五军做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伍旭，由中共华东局联络部派遣到驻扎在沂蒙地区的六十五军去策动起义，他接受任务后，立刻想到老战友曾伟，于是请他帮助做工作。曾伟多次与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副军长李明谈话，劝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投向人民。后来，六十五军在李振军长的率领下，在四川全军武装起义。曾伟还指示六十五军炮兵营长吴应朝利用参加在重庆办的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学员大部分是将官）的机会广泛结交高级军官，为解放西南做准备。吴应朝在重庆、成都军界同学中进行联系和宣传，并与欧震等将领一起在陆军大学形成了一股向往进步的力量，在解放军进军西南时，争取了罗广文兵团、辎汽三团以及川军的一些部队参加起义。

1949年3月底，曾伟赴上海前夕与家人在香港的最后一张合影

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上海中国农工党组织因遭破坏，函电邀请曾伟返沪指导工作。29日，曾伟不顾个人安危，舍弃了自己的美满家庭，由香港转广州赴上海，为上海解放添一份力量。刚下飞机，甚至顾不上找落脚的住处，曾伟立即投入到积极配合中共上海局开展策反、宣传、护厂护校、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等工作。他特别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说，民盟和共产党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能够多争取一个敌人放下武器，就能为解放军多扫除一个前进中的障碍，这就是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有力支援。

4月5日，刘启纶来沪与曾伟、虞键、申葆文等人在山阴路恒盛里47号研究策动芜湖、太湖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一事。会后曾伟和虞键在路上边走边谈，商量工作，不幸被国民党鹰犬侦悉，片刻之间被蜂拥而上的军警抓获。在这危难时刻，他们立即向走在前面的同志发出信号，使他们得以脱身，而刘启纶则在恒盛里47号同时被捕。此时距曾伟回沪未及一周。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曾伟始终坚强不屈、大义凛然，在狱中还带领狱友读书、唱歌，互相勉励，增强革命信心。同时被关押在隔壁牢房的王葆真先生听到歌声后，与他取得联系，他通过墙隙安慰这位老同志说：“我们牺牲了，后面还有许多人会接着来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他写了两封信，设法托人寄回香港，其中一封是写在半片书面上的，信中安慰家人和同志们，嘱咐不要挂念他。

5月21日，距上海解放仅6天，曾伟和虞键、刘启纶等人一起被押往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刑场，壮烈牺牲。上海解放后，大家找到他的遗骸，只见双手被反绑，身上铁丝缠绕，令人惨不忍睹。他以其37岁的宝贵生命，实现了自己在1945年写下的誓言：“为中国人民利益与社会主义前途，我愿不怕困难与牺牲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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