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威震太行的铁军将才——朱程烈士小传（一）
威震太行的铁军将才
——朱程烈士小传
黄敬旺
称誉世界矾都的我国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出了一位威震太行、声播冀鲁豫边区的抗敌英雄、铁军将才——朱程。
朱程（1910－1943），字公行，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人。出生矿工家庭，世代贫穷。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1927年春，进入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校就读，积极领导学生声援北伐战争。1929年3月，黄埔军校毕业，之后，积极参与反蒋活动，于1929年夏被捕入狱，直到1930年冬被保释出狱。
1931年初，朱程回到家乡，在矾山鳌峰小学任教。鳌峰小学是中共党的秘密联络点，共产党员叶廷鹏、陈阜、池化龙等人以学校作掩护，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平阳县反动政府勾结地主豪绅，唆使流氓地痞，借故捣毁学校。学校被迫解散，朱程无奈离开了家乡，南下广州。1932年春，朱程任职南京政府铁道部所属的津浦路警察行政督查总署，不久，调任津浦路警察护路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
在津浦护路队期间，朱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颇优的经济收入，冒险为浙南游击队筹集枪支，在南京下关租下房子，用于掩护地下党的革命活动。1932年秋，中共浙南书记叶廷鹏，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未成，改道南京，找到朱程，向朱程提出借枪的想法。朱程考虑到护路队的枪支都烙有铁道部的号码和印记，且登记在册，借出去有极大风险，答应一定另找门路。
是年冬，朱程写信给叶廷鹏和黄先河，说枪已经买妥，约黄先河到南京取货。不多日，黄先河到了南京浦口与朱程会面。朱程告诉黄先河，买到手枪一支，子弹50发。考虑南京到上海，火车上宪兵检查很严，要黄先河先回上海，并约定在上海至平阳鳌江开船之日，以礼品盒在码头交接。开船之日，朱程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交了礼品盒，为“表弟”送行，自回南京。黄先河在鳌江上岸，急忙找到了叶廷鹏，打开礼品盒，内有锃亮的手枪一支，子弹50发，并写有“赠给红军游击队”的纸条一张，但未署名。朱程支持革命，办事精细，叶廷鹏等人万分高兴。
当年，朱程回老家过年。在家20多天，与叶廷鹏、陈阜、吴毓等经常晤面，商讨浙南革命，提议在南京建立联络点，以利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朱程回到南京后，特地在下关租了几间房子，明里是朱程的寓所，实际上却是中共浙南同志与进步青年的居住点。浙南党组织的同志去南京，有的长期住在下关寓所。为了帮助解决同志们的日常生活费用，朱程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柴、米、油、盐。有时饭菜不够，宁愿自己吃烧饼充饥，把饭菜省给同志吃。有一回，为解决活动费，甚至典当了皮袍。
1933年冬，津浦铁路局决定派朱程留学日本，学习铁道管理。出国留学是朱程梦寐以求的愿望，可他考虑到自己一走，将涉及到南京联络点的存在问题。于是立即写信给叶廷鹏，要求从速派人来南京面谈。叶廷鹏接信后，于1934年初春派黄先河前往南京。不料朱程的护路队已调驻山东枣庄。黄先河赶到枣庄会见了朱程，并提出要在上海建立联络点。朱程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一个方案，并征得黄的同意，将黄先河改名为黄东篱，介绍他到黄埔老上级、师长罗子实在上海开办的航空服务社工作，借此作为上海的联络点。
1934年春夏，朱程东渡日本留学，进了日本东京铁道学院铁道管理专业学习。留学期间，朱程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集会、座谈、讲演等各种爱国活动。1935年，经李士豪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后又经共产党员刘披云介绍，参加爱国留学生组织——新中华学会，并成为新中华学会的骨干。
新中华学会在东京神田区汉阳楼，每两周举行一次政治座谈会，座谈研讨中国问题及中国的出路、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国际形势及中国革命等问题。经常参加座谈的有：刘披云、黄公略、盛大玄、李化方、王醒吾、朱程等12个人。刘披云回国前，将新中华学会交朱程和王醒吾两人负责。朱程等人积极工作，新中华学会发展很快，影响也日趋扩大，会员遍布东京各大专院校。学会除了定期召开座谈会外，还在早稻田等大学召开会员大会，进行爱国宣传，动员会员投入爱国抗日运动。
朱程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相当关注，经常利用寒暑假和业余时间，到工厂、郊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工人、农民的呼声；在图书馆阅读日本的历史书籍，了解日本的发展史；他还十分关注日本报刊的新闻报道，重视日本的时事政治，研究日本的政治和现行政策。他决心将《日本政治机构与军部制霸之基础》一书翻译成中文，提醒国人警惕。
1936年秋，朱程在张培农、叶廷鹏的来信中得知陈阜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朱程与王醒吾商量设法筹款营救陈阜，决定抓紧翻译出版《日本政治机构和军部制霸之基础》一书。朱程、王醒吾通宵达旦译稿，由王醒吾的中学老师金嵘轩落实了出版单位。朱程将设法凑来的50元，连同稿费和版权所得50元，共100元寄给了张培农，作为营救陈阜的活动经费。
朱程对王醒吾的扶助又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王醒吾1935年到日本留学只带了60元钱。黄先河、吴毓送行时，对王醒吾说：“你放心走好了，我们会给朱程发电报，让他照顾、帮助你。”王醒吾到达东京，找到了朱程，受到朱程的热情接待。朱程将自己住的大房间让给王醒吾住，对王醒吾亲如手足，关怀备至，有时还特地到东京街上买来猪肠、猪肚、猪肝等有营养的食品，背着房东，偷偷拿到楼上煮熟，给王醒吾当菜肴，补养身体。1936年秋天，王醒吾曾一病不起。朱程从北海道回到东京，看到王醒吾卧病在床，濒临死亡危险，十分焦急。当时，他身边缺钱，无法送王醒吾就医，就急忙电邀在明治大学读书的李士豪、项朗平商量，临时凑了50元钱，把王醒吾送到东京丰岛医院治疗，从死亡线上将王醒吾抢救过来。后来王醒吾常对人说：如果没有朱程的照顾，我会病死在异国他乡。……每当我回忆起我们在东京的岁月，看到我们在东京的留影，常常是终夜难眠。
正当朱程满怀豪情，如饥似渴地汲取日本政治、经济、管理等知识时，日本侵华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华北局势告急，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朱程毅然中断学业回国，投入抗日救国洪流。
1937年5月，朱程从日本回到祖国，经人介绍，在晋绥军官教导团任地形和土木工程教官。保定沦陷后，教导团教育长张萌梧南逃磁县，建立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朱程也转到河北民军担负训练工作。磁县沦陷。河北民军总指挥部转移到山西陵川县平城镇。朱程又随军到了平城。此时，中共北方局派张培农到河北民军工作。
1938年1月，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率部到达林县合涧，组成了河北民军太行区司令部，并以军官教导团和干部养成所的部分学员为骨干，组建了河北民军第十大队，朱程任大队长。不久，第十一大队与第十大队合并，称河北民军第十一大队，朱程改任第十一大队大队长。为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朱程亲自制定军事、政治教育计划，带领第十一大队全体学员到太行南区博爱县敌占区进行战斗实习。在博爱铁路线上，朱程带着学员打炮楼，破铁路，袭击敌人。接着又带领学员破坏敌人的通讯、交通设施，破坏平汉铁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有力提高了学员的作战能力。
实习结束，朱程与张陪农商议，决定用河北民军的名义，建立抗日武装，并决定派张陪农回西安，向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听了张陪农的汇报后，同意以河北民军为基础，建立抗日武装队伍。
1938秋，张荫梧在陵川平城建立河北民军晋察冀豫边区办事处，并将民军第十一大队扩编为民军第十一团，任命朱程为办事处处长兼第十一团团长。闻允志（中共党员）创建的民军第九支队同时编入民军第十一团，闻允志任团政治部主任。
闻允志在部队里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党支部，发展共产党员。还建立了民族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吸收进步青年入队。朱程加入“民先”。民军十一团名义上属于河北民军，实际上是共产党所掌握的抗日武装。朱程率部队在辉县活动，配合八路军独立游击队，袭击辉县敌军。日军出动骑兵300余人，重炮7门，向民军轰击。朱程指挥两个中队在城西北袭敌背后，将敌围困。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４时，敌人发射炮弹200多枚，结果还是溃逃回城。这次战斗大大鼓舞了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1939年2月3日，《新华日报》报道了这次战斗消息。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朱程领导的平城边区办事处派出干部，与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组织联合民运工作团，开展民运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训练抗日自卫队。
正当民军十一团蓬勃发展的时候，张荫梧彻底撕破了抗日的伪装，变本加厉地搞反共摩擦，袭击抗日民军，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荫梧还派了一个反共老手高自登监视朱程的活动。高自登秘密向张荫梧报告民军办事处民运工作团和八路军游击支队工作团互相配合，开展群众工作。张荫梧听了恼羞成怒，于1939年2月下令调民军十一团北上冀西。
朱程率部到达冀西后，主动同地方党组织联系，表明自己坚持抗战、反对摩擦的立场，要求地方党组织给以帮助和支持。同时，他又主动和八路军冀西游击队取得联系，要求在行动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援。
民军十一团到宋家庄半个月，张荫梧命令十一团和驻在冀西的民军四团合并，番号为民军四团，任朱程为团长。混合改编，其目的就是要吃掉十一团。在严峻形势面前，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抗战，朱程同张荫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据理力争，结果以连为基础合编。合编后，朱程控制了民军四团的指挥权，保证民军四团走上坚持抗日的正确道路，保住了这支抗日的人民军队。
部队合编后，朱程率部活动在内丘、赞皇、元氏等县，与八路军游击支队频繁联系，开展抗日活动。这些情况很快被驻在冀南的张荫梧知道。张荫梧以“扩编为旅，任朱程为旅长”作诱饵，调四团到冀南，想伺机除掉朱程。朱程识破了张荫梧的阴谋，不听从调遣。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荫梧设计了“北店事件”，妄图除掉朱程。
1939年5月中旬，朱程为了加强民四团的骨干力量，同政治主任安道敦经过十几天的行程，来到陵川县平城镇边区办事处，从林县民运工作团抽调了一些学员，又把办事处和平汉路东民军一支队的一些干部、战士50余人集合起来，带回冀西民四团。朱程率队到了冀西内丘和临城交界的临城北店附近时，突然发现前面山头上有部队行动。从山上部队的服装和形迹中看出，这是民军五旅，情况异常。朱程当机立断，立即将队伍散开，利用隐蔽的地形进行喊话。这时民五旅的十几个人骑着马向朱程的队伍飞驰而来。朱程见势不妙，摘下眼镜，卸去皮包，把马匹交给警卫员，自己走到队伍前面。霎时，马队来到，一个领头的人问：“哪个是朱程？”身边的参谋急忙用手向后一指说，“他还未来，在后边。”那些人策马向后边跑去。朱程这时已经意识到这是张荫梧的反革命阴谋，很镇静地对身边的人说：“情况有变，我必须马上离开，赶回团部。他们再来找我，就说不知道。”说罢转入山后，利用有利地形，急步隐蔽行进，机智地脱离了险境。
50多名学员和干部、战士被缴械，第二天，安道敦被活埋。这就是张荫梧预谋制造的“北店事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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