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的传承：伯克富论基督教教育

三月 31, 2017

作者：李晋马丽

路易•伯克富（Louis Berkhof），荷兰裔改革宗神学家，曾先后就读于加尔文神学院（1893）和普林斯顿神学院（1902-1904），师从霍志恒（Geerhardus Vos）、华菲德（B. B. Warfield）。而他自己又是范泰尔的系统神学老师。从他们的师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改革宗正统神学的发展脉络，霍志恒、伯克富和范泰尔不仅仅继承了荷兰传统改革宗神学，也吸收了老普林斯顿神学的精髓，使得正统神学恢复了活力，来回应新派神学和社会福音的挑战。[1]1931年，伯克富曾担任加尔文神学院的院长，任期13年。他的《系统神学》在美国神学界影响很广，而且在三十多年前被任以撒牧师（Isaac Jen）编译为一本中文小册子，算是华语界较早的一个系统神学读本。

伯克富所任职的宗派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简称CRC）在基督教教育事业上贡献突出，在基督教学校之外，还建立了几所基督教文理学院，至今声誉仍旧很好，其中包括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多特学院（Dort College）、救赎主学院（Redeemer College）。在CRC被按牧后，伯克富于1905年发表了题为《基督教教育和我们教会的未来》的小册子。

本文重点介绍伯克富对基督教基础教育的阐述，取自他关于基督教教育的三次讲座的讲稿，这些讲稿和范泰尔的四次讲座一并被收录在《基督教教育基础：对基督徒教师的讲话》[2]中。

伯克富和他的时代

年轻的伯克富曾是大溪城第一个归正宗青年弟兄协会（Reformed Young Men’s Society）的秘书，这个协会的目的是探究如何把归正宗神学应用到个人生活领域。这段经历促使他开始将归正宗神学表达出来。十九岁的伯克富刚进入CRC的神学院（加尔文神学院的前身）学习，期间他研读了霍志恒当时还未发表的教义学书稿。1902年到1904年，伯克富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成为华菲德和霍志恒的学生，而这两个人都是归正神学正统和圣经权威方面的大师。

1931年，伯克富在任职演讲中谈到，神学教育在这个时代面临着历史性挑战。19世纪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宗教意识理论已经对神学教育造成了影响。社会福音运动也让人们更加倾向于神学的应用性。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很多神学院开始脱离教会和宗派的约束，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帜而允许自己渐渐脱离上帝话语的权威。一个可见的转向就是，人们的兴趣点从教义学转向了应用神学。伯克富任加尔文神学院院长13年间，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社会危机四伏的时候。人们对属灵信仰之事淡漠，各种肤浅和混乱也充斥在很多认信基督教信仰的人头脑中。伯克富在演讲中激情地说道：“我们接受这一套归正宗的真理体系，就是先前的世代传递给我们的；我们要展现出其全面的广博性、美好、逻辑一致性；我们也要为之辩护。”他也曾在《基督教教义手册》中写道：“如果有一个时代是基督教教会要起来护卫她宝贵传承的时候，那就是现在。”[3]

世俗教育的危险

伯克富在讲座中首先介绍说，他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基督教教育的体系，这是从他自己在荷兰所经历的祝福中学到的：“对荷兰的改革宗人士来说，基督教学校是一个不可估测的祝福，对他们的国家也同样是一个祝福。”他说，要让下一代确信基督教学校的绝对必要性。[4]

与范泰尔一样，伯克富回顾了世俗公立教育中的危险：这种世俗趋势是与基督徒的教育需求相悖的。教会若要按上帝的心意，将信仰传承下去，就必须在认清时代特征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教育哲学、神学根基和管理体系。

教育的宗教性

关于教育事业的复兴，我们必须重整思路，回到上帝所启示的旨意中。伯克富基于圣经指出三个原则：

首先，上帝创造家庭，让父母成为抚养并教育儿女的主要负责人。没有谁比父母更直接关切孩子的福祉。从孩子的本性来看也是如此，他（她）天然依赖、信任父母提供的衣食和知识，而父母的影响力对孩子也是最大的。上帝的圣约祝福也是借着这种代际关系传递下去的。所以，家庭应该是教育系统的中心场所。甚至一些世俗学校也提出“学校属于家长”的原则。

第二，教育具有一种宗教性。这一认识是基于人天然具有宗教性，用伯克富的话说，“人具有不可救药的宗教性”。[6]笔者想起最近一则关于国学读经班的新闻：一些家长虽然认识到公立学校的问题，想要在教育上自救，将子女送入“国学读经班”，本以为让孩子饱读圣贤书，就可以纠正很多现代教育的顽疾。但十年过去，这场读经运动荒废了一批人。不管是充满国家意识形态的公立学校，还是想重回老祖宗传统的国学读经班，事实上都展现出了一种宗教性的实验，却没有真理的根基，而注定失败。因为，人是不能自救的，即便用再好的教育方法也不能。基督教教育必须回到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中，才能识得正路。唯独耶稣基督真信仰才能建立这种必要的宗教性。

教育之所以具有宗教性，是因为唯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堕落之后的人，仍是有理性的、道德的个体，他能试图去分辨善恶，他欣赏美善的事物，他对认识事物有一种渴望。伯克富强调说，如果你的孩子是圣约的儿女，上帝的灵也正在他身上运行，很大程度是借着他受教育的环境。[7]

第三，教育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伯克富说，正如人的灵魂和身体是统一的，孩子受教育的过程也是统一的。[8]不能说孩子的头脑属于学校，他的情感属于家庭，他的灵性属于教会。这是一种将全人分裂开的错误模式。一些基督徒认为，把子女送去公立学校，只是让他们在知识上成长，如果加上教会和家庭在灵性和其他方面对孩子的建造，这一教育路线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伯克富认为，学校教育应在根基原则上符合信仰内容。一个学龄阶段的孩子，若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的更多，学校教育在内容上符合信仰，就更为重要了。基督徒父母要把学校看做一个帮手，却不能将对子女的教育全盘交给学校。无论是在东西方，家庭的影响力都在减弱，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现实。这要求基督徒父母更看重学校教育是怎样塑造孩子的。

教育与权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基督教学校的教师具有权威（authority）吗？其本质、界限是怎样的？现代教学法将学生想象为内在良善、很有潜质的自由个体，因此在课堂内教师和学生之间越是平等，就越有利于学生自由地发展个性、开发潜质。伯克富反驳这一认识，他认为基督教学校的教师被赋予了一种权威，包括在课堂内的司法权威（设立法则、要求服从的权力），也包括道德权威（源自品格、长期声誉）。[9]但这些权威是从家长之权威的代理。也就是说，家长若因工作的复杂性需要让职业教师来代替他们教育孩子，就是将家长的一部分权威代理给教师，包括孩子每天某段时间怎样使用。若教师所做的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家长完全有权干预。更要紧的是，教师要为一切管教事务向上帝负责。

在一所基督教学校的课堂上，教师该怎样行使他（她）的权威？伯克富说，首先，教师要让学生明白，他（她）是奉上帝的名来治理这个课堂的。“只有上帝授予的权柄，才是对人良心具有约束力的。”[10]他（她）要提醒学生们，一切恶行都是干犯上帝的，所以需要被纠正，可能还要被管教。第二，教师在使用他（她）权柄时，要严格服从于上帝的道。教师有责任从上帝之道中得出治理的原则。第三，学校的管教必须出自正确的动机——爱，并且这爱不能忽视公义。不同于国家对公义的施行，在学校里，爱要作为最高的管教原则。第四，教师要按平等和公义来治理，要强硬地维持秩序。最终，学生们要被教导顺服权柄，而且要爱高尚、爱公义。到了大学阶段，学生也许可以开始自治了，但基础教育阶段的自治只会是一种虚假的独立。他们要学的应该是顺服权柄的功课，这会使他们一生受益无穷，也是每个基督徒儿童的荣耀冠冕。“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彼前2:13-15a）靠着上帝的恩典，教师有希望训练一代人是尊重上帝律法的，也是社会的祝福。基督徒父母就会站起来称他们是有福的。

圣约群体的责任

作为归正教会的牧师，伯克富指出，圣约关系让基督教教育不仅成为必要的，而且也是更重的责任。[11]首先，基督教教育是父母延续他们在婴儿洗礼上的庄严宣誓。圣约儿女是被收养而进入上帝的家庭中，而这家中充满丰富的应许和祝福。伯克富说，正如一个富人比一个穷人更加有责任，继承财富的人若不接受训练成为更好的保管者，这财富就成了一个咒诅，归正家庭的父母和子女都有更重的责任。[12]其次，整个圣约群体也需要互相激励，正如基督教学校的教师们要教导学生怎样认识上帝，怎样一步一步在生活各个方面成圣一样。这也是极大的祝福和责任。因此，对于确认圣约神学的基督徒，基督教教育会是很自然的考虑。牧者会常常用婴儿洗作为父母承诺的起点，来激励鞭策他们继续履行所承诺的责任。伯克富这样说：

“基督教教育是上帝乐意使用的一种方式，让孩子心中生出信心来，也呼召最初的信心可以变成行动，引导一个人信心的最初步伐。基督教教育者的这一项任务是多么蒙福啊！也是多么沉重的责任啊！噢，这是为了让人心被上帝的爱点燃，让男人女人都被基督的灵充满，让能讲出天使言语的教师们，帮助圣约儿女有资格承担他们的圣约责任。”[13]

因此，在伯克富看来，耶稣基督教会不仅仅是一种建制性的制度，更是一个属灵的团契，上帝拣选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得救，预备他们进入永生，耶稣基督教会也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因此，在这群圣约群体中，教育本身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也是福音恩典的管道。

总结

今天，无论是属世的教育理念还是基督徒的教育理念，其背后都有信仰的起始点。当各样的权力都试图对于教育权进行染指时，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必须有所预备和谨慎思考，什么有权力去主导教育，这涉及到了我们如何去理解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如今，家长们因为经济、时间、价值观等原因，拱手将教育和权威让出来被代理时，我们也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想要从教育中获得什么？在伯克富的时代，那些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同样也是今日我们所需要面对和回应的，这个时代原子化的家庭很难应对这样的挑战。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在圣约中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责任，而是一个群体的责任——一个圣约中的孩子的成长，我们都有责任。正如基督徒诗人多恩的诗句，“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人能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在教育领域逆流而上，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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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F. Wells ed., Reformed The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ofits Modern Development, （Grand Rapids: BakerBooks, 1997）, pp.135-144.

[2]《基督教教育的基础：给基督教教师们的话》（Foundationsof Christian 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 Teachers）, 见 Louis Berkhof and Cornelius Van Til, Cornelius.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Teachers. ed. Dennis E. Johnson ,（Philipsburg,N.J.: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90）.

[3]路易•伯克富，《基督教教义手册》（Manual of Christian Doctrine），（Grand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1933; reprint 1981），第5页。

[4]“归正我们对基督教学校的态度”，Foundations of Christian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 Teachers,第 25页。

[5]同上，第26页。

[6]同上，第31页。

[7]同上，第31页。

[8]同上，第31页。

[9]“权威：基督教学校与权威”，Foundations of Christian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 Teachers, 第111页。

[10]同上，第113页。

[11]“恩典之约和基督教教育”，Foundations of Christian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 Teachers，第76页。

[12]同上，第79页。

[13]同上，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