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名家】访梅墨生先生——书法是最内美的艺术，是动人心魄的艺术。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一键关注
“当代风雅——梅墨生咏四十现代书家诗书法展”4月2日在镇江博物馆开幕了，当代书法网【对话名家】栏目一行来到梅墨生先生工作室，梅先生在百忙之余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此次专访进行了两个小时，梅先生就此次展览的情况谈到了对当代书法发展现状的看法，使我们受益良多。
徐玲：梅老师您好！我是当代书法网的记者徐玲。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当代风雅——梅墨生咏四十现代书家诗书法展”4月2日在镇江博物馆开幕了，众多未能到现场的网友和您的粉丝都非常关注此次展览的情况，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梅墨生：这次展览是由中国国家画院、中国书法院、镇江文广新局主办, 由厦门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管理教研室主任钱陈翔先生策展的。展览地点之所以选在镇江，也是各种机缘促成。我以前在国内外大大小小办过不少展览，但都是画展、或者是书画合展。本次展览与我之前多次展览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是我个人的第一个纯粹的书法展；第二，是我第一次用我的自作诗词来咏颂已故的40位近现代具有代表性书法家的展览；第三，书法展品的尺幅不大、尺寸全部统一26×38，比一般诗稿大一些，比正常作品小一些。由于时间定下来的比较仓促，创作时间不到一个月，大概用了二十五天完成这四十首诗词书法作品。第四，这四十幅作品涉及了真、草、隶、篆、行五种书体，其中以行楷为多。楷体中有唐楷味道的、魏碑味道的，唐楷里有颜体味道的，也有欧体味道的。所以说这个展览对我个人而言有些特殊性，在书法圈可能也有一定的特殊性。据我所知，此前还没有这样一个以咏现代书家自作诗词这样内容、用不同书体书写的一个书法展。当然，论现代书法家的诗肯定很多人都写过，但是用书法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就比较少。
徐玲：我们知道，您近些年在国内外举办了多次展览，都是以画为主，或是书画合展。比如2013年启动的分别在广东、浙江、意大利、台湾、法国举办的从容中道巡展。这次纯粹书法作品的展览，还是首次。有什么特别要表达的吗？您对此次展览有着怎样的期待？
梅墨生：我是个很随性的人，没有期待那么多。一是随缘，二是也想借此机会与江苏特别是镇江书画界的同行有个交流，听听他们的意见。三是现在媒体传播比较迅速，借此机会和书法界的老友新交有个互动、交流。这个展览虽小，却是一个比较有特色、专题性的展览，借此听听书法界的同道、文化界的朋友们对于我的书法作品本身以及我的诗词文学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批评，为我下一步的书法和诗词创作做一个尝试，增加一些必要的营养。
诗词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我对诗词的爱好并不比书法晚。我读书的时候逢文革时期，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书让你读。我的启蒙老师送了我一本唐诗宋词一百首，还有我每天去书店借阅，自己也在民间、在废品收购站换了一些被当做废品卖掉的书，很多到现在还保存着。现在来看，都是很难得的，可以说是小文物了。那个时候找到一本字帖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读到的关于书法的最早的一本书，就是尉天池先生写的《书法知识浅谈》，第二本就是郑诵先先生编撰的《历代书法源流浅说》，第三本是启蒙老师送我的一本清朝蒋和写的线装的《书法正传》，这三本书是我对书法最早的认识。我临帖的第一本书，是我从被文革时期火烧的书里面抢出来的一本唐代怀仁的集王羲之圣教序的拓本。这是我珍藏的最早的书法字帖。
徐玲：我们知道，您对于书法的学习、研究、实践已有四十多年，但您却很少参与书法界的活动，这是为什么？
梅墨生：我从10岁左右开始学习书法，我的书法启蒙老师是我们的国文老师，在解放前语文老师叫国文老师。当时老师是我祖父家的房客，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我受老师的影响开始临帖。那个时候我们城里有刻字店、有书帖之类的，我经常在下学后去借一些帖或者刻印章的书学习，那是学习书法的开始。
1981年在美校毕业后，分配到秦皇岛工作。83年开始在报社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文字编辑、发稿、校对等工作，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由于工作环境、时间都比较受限，没有时间出去参加活动，更没有时间出去写生，哪怕市里的美术馆都是没有时间去的。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再加上从小就爱好书法，几乎每天都没有间断练习。我美校的老师宣道平先生曾对我说过：“你这么喜欢中国画，要想画好中国画，首先要写好字，字写不好画是画不好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既然不能出去写生画画，那么就以写字为主吧。所以，1983年开始大概到1993年期间的10年时间里，基本都是以写字为主。1990年来到北京，先后在中国书法杂志社、荣宝斋、中国艺术报工作过。在此期间时间特别紧张，所以还是写字多一些。从93年开始，时间相对来说自由了一些，我就想回到绘画。特别是95年之后，我受聘到中央美院教书，每周有两次课，上课之余的时间能够自主一些，就下决心要回到绘画。想把书法告一段落，不管是理论、实践还是评论，也想把这一段时间关于绘画的思考、理论、创作、学习、研究全部转移到实践上去，这是主观的想法。
还有一点想法，说出来也许不大好，那就是因为我觉得书法界比较乱，我主观上想回避一下书法圈子，敬而远之了。当时我策划了许多活动，邀请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座谈，那个时间我算是比较活跃的。1991-1992年我发表的系列现代书法家批评，在当时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那段时间比较受关注，算是浪得浮名吧。当时我在中国书法全集主编何绍基卷，越是接触越是了解越是观察的多，就越想退避到相对属于自己的领域。我是从河北来的，到了京都，很多东西搞不懂，也追不上。各种潮流啊山头啊主义啊流派啊，都不太感兴趣。直到今天，对书法界风起云涌的潮流，我依然觉得像走马灯一样。当时大概有十多种书法潮流的各种派系主义，现在还有人提吗？不提了，都烟消云散了吧。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反对的官员书法，其实不单单只是官员书法，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走江湖的也好、老板也好、附庸风雅也好，有权的、有钱的等等吧，不做学问，通过各种手段混进书法队伍，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名逐利。
当时我有一句话，这句话比较伤人，但却是真话：书法界不如国画界，国画界不如西画界，我主要指的是人的素质。现在我依然觉得大体如此。所以1995年以后我极少参加书法界的活动，2000年以后就更少了。直至现在，我在书法界不担任任何职衔。这有主观上我敬而远之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比如我写评论文章可能会开罪一些人，或者是开会我讲话太直了也会得罪一些人。我说话对事不对人，谈学理不谈人的是非，尽管没有得罪人的心，无心中也得罪了一些人。我忽然想起了齐白石的一方闲章，特别有感触：一切画为无能加入，一切画会无能加入。我可以改一下：一切圈子都不加入，一切山头都未朝拜。在1983年，我就写信向沈鹏先生、欧阳中石先生请教，我视他们为师辈，他们视我为忘年交。他们后来都已是书法界的领军人物，我也并没有刻意靠近过任何圈子。我跟着当时中青年的领军人物刘正成也工作过三年，期间我甚至没有主动投过展览。我追求的是我内心的那份坦然、那份清净，我不想在世俗中争名逐利。当然，我也没有超脱到出世之人的境界，我只是想在入世之中保持自己的坦然和清净。
徐玲：您是当今为数不多的集诗、书、画和理论研究于一身的艺术家，并且都卓有建树、成就斐然。齐白石曾说过：“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那么，对于您个人而言，于诗、书、画和理论研究这几个方面，如果一定要排个顺序的话，您觉得哪个应该排在第一？
梅墨生：记得当时徐渭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排序，齐白石确实也有过这方面的排序，我自己还真的没有过多的想过这几方面顺序的问题。因为都是自己的爱好，都是自己的兴趣，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要说也只能说是阶段性的排序，比如我在八十年代把精力主要放在书法上面，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就把精力主要放在绘画和读书上面，2000年以后，我又侧重把养生摆在前面。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但是这几个方面之间互相都有渗透。只是投放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有差别，比如说书法的投入和绘画的投入都比较大，对于艺术理论、艺术评论这方面可能有过一个阶段。投入的精力不同，收获也不同。比如对于书画理论，主要是在学习一些艺术美学艺术理论的时候，自己有所感触，然后就写成了一些文章，实际上也就是自己读后的一些理解和认识，没有想着成什么评论家理论家，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和思考。然后参与一些学术会议和活动，也是想在交流、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所学习和探讨。诗、书、画、文，人们的评论不一样，有人认为我的文章最好，有人认为我的字比画好，有人认为我的画比字好，有人认为我的画山水还是最好，有人认为我的花卉比山水好，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至于诗呢，我有好多年不怎么发表诗了，虽然我爱好它很早，也很早就是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了，但是多年不参加这方面的活动了，95年到05年的十多年间不怎么写诗，大概是在05年以后才开始恢复写诗词的。
徐玲：圣人无常师，在您的艺术追求过程中有过不少忘年交的老师，在您看来对您影响最大的老师有哪些？
梅墨生：从83年左右到95年这十多年以书法为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特别感触当时中国现代当代书画艺术风潮的时期。利用这个时期我读了不少书，来京后看了不少展览，博览了一些收藏，认识了一些名流名人，参与了一些艺术讨论的会议，开阔了眼界。
其中有多位让我很受益的人，比如说社科院的叶秀山先生，他是位非常低调的学者、大学者，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权威。叶先生没有任何架子，我们因为组织活动认识了他，后来经常拜访叶先生，叶先生是做西方哲学的，也写一些书法方面的小书，但对书法有很精彩的见解；再比如大作家汪曾祺先生，也是在组织活动中认识的，对我非常礼遇，还主动送了画给我。还有启功先生，作为泰斗级的人物，我还在系列文章里对启先生有过批评，但是启先生很有胸怀，对我非常看重、鼓励、称赞，让我觉得非常难得。就从书法的角度来说，沈鹏、欧阳中石、叶秀山、汪曾祺先生当然还有很多，都是对我非常不错的先生。还有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家刘九庵先生，还有做中法两国文化传播的熊秉明先生，我敬重先生做老师看待，但是先生们都是把我当做忘年交。我们有探讨、有请教、有交流。现在想想，长知识、开眼界、寻师访友，还是收益良多的。这是在京城的便利，在其他地方都是学习不到的。当时因为参加书法界的一些活动，认识一批中青年的书法理论家、篆刻家，也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影响。也许是正面的也许是反面的，也许是受到了一些启示，也有在和他们的交流或者碰撞中得到一些启发，深化了自己的思考。譬如当年的刘正成、王镛、邱振中、丛文俊、曹宝麟、张荣庆、刘涛、王澄、张海、何应辉、熊伯齐、石开、聂成文等等，当时这都是中流砥柱，和他们的交往、或多或少都有所收益。也许观点不一致，也许理念不相同，但是总会在有些其他方面得到收益和启示。这个过程，是我83年至95年之间和书法界密集交往的时期，开阔了很多眼界。
我曾经在我的一本书里面写过：我是一个学无师承的人，尽管有那么多位师辈或者说是忘年交。我的书画、诗词、包括学术理论，都是以自学为主。我书法方面的老师有几位，绘画方面的老师也有几位，但不是那种手把手的老师。比如我书法老师上海的李天马老先生，李老师主动收我做徒弟，但实际上我们只见过一面。1983年我刚到秦皇岛报社工作，报社安排我去上海给李天马先生送个小礼物，答谢李先生对复刊的支持，也让我随身带上了自己的几幅习作。我当时对李先生还不是非常了解，也没有拜师的意图，没想到李先生在家里看到我的习作之后，主动对我说：“如果你相信我，我愿意收你做弟子”。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说实话，因为李先生不是我心仪的老师，我当时敬仰的老师是李可染李苦禅。同行的朋友在一旁说：“李老要收您做徒弟，你还不赶快答应”。我问李老：那有什么讲究吗？需要什么仪式吗？李老说：没有，什么都不需要，也不需分文。好多人要拜我为师，我都不收的，我是看到你的习作，我愿意教你。然后李老师给我开了一个笔单，让我到上海的笔庄去买大中小号的毛笔。让我去上海的一个墨庄去买几种研的墨，然后又让我去上海书画出版处的朵云轩买几本字帖，这是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李先生是一个特别有人品、特别清高、特别认真、对学生特别好的老师。这些都是后来慢慢的通过书信来往了解的。临别前我还问李老：“离的这么远，先生您怎么教我呢？”李老说：“你把你的习作寄给我，我一定认真批改后给你寄回去”。老先生是这么说的，也真的是这么做的，从83年到90年大概七年的时间。先生经常买了上海出版社的字帖，题上我的名字盖上章寄给我。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先生八十寿辰的时候我本来是要去看望先生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在总编室工作，单位没有准假。所以非常遗憾，我和先生就只见过那一面。一面之缘，成就了一段师生缘。90年李老去世，大概2010年的时候师母去世。当时联系没有这么方便，所以一直到后来的很多年我和老师的家人和其他弟子失去了联系。前年我到杭州去给中国美院的研究生上课，遇到了一位李老师的弟子，也是唯一联系上的一位师兄。师兄对我说：师母去世前对他说，你一定想办法找到梅墨生。让我好感动！
还有天津的玄光乃老师，我和玄老从未谋面，是我的启蒙老师把我推荐给他。每次都是我寄习作给老师，玄老批改之后再给我寄回。还有美院的宣道平先生，我入美院时宣老已经偏瘫在床，是我的班主任引荐我去见先生的，当时老师偏瘫卧床在家，但是见到我时还是特别热情，我每周末都带上我的习作去看先生。老人和我谈艺术的时候特别开心、豪放、天真烂漫。老先生和我谈艺术、指导我如何读画论、如何读书论、指导我如何欣赏国画、如何学习笔墨，这都是非常难忘的。我之所以对理论有兴趣，除了我自己天性好学之外，宣老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点拨作用，宣老师说：“你要想写好字、画好画，一定要有书论画论的知识，要知道古人的标准。”
还有李可染先生，我和李可染先生一年也只是能见上几面，我跟随了老师四年左右。我在可染先生那里学习到的是先生对艺术的执着、真挚和使命感，那种认真、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可染先生对我的期待、鼓励、鞭策是很高的，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我最后见可染先生一面时，好像冥冥中有注定，我当时也是坚持请假要来看先生一面，二十多天后先生就去世了，算是和先生见的最后一面。 还有很多未正式拜师但我视之为老师的先生。尽管和老师们未曾谋面或者见面极少，但是老先生们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老师们的学术不一样，专长不一样，行业不一样，但他们教给我共同的一点就是：人品，老师们的人品都是第一的，特别的高尚、淡泊、特别的挚爱艺术和传统文化，对待晚辈的态度、对待艺术的责任心、教导学生的那种诲人不倦、殷殷指导，对晚辈的关心爱护、鞭策指教，这些是非常影响我的。直到今天我在带学生时，尽管我做不到像老先生们那样，但是我尽量能做到的是讲课时十分尽心，示范时不遗余力。我在教学生的时候经常说：千万不要学我，要多向古人学习，多像传统学习。虚心求教、转益多师、善于学习、广采博取，同时还要有自己的主见，一味的模仿是不可取的。
徐玲：作为当代书法网的记者，我们一直很关注书法艺术在当代的发展。可否请您谈谈对于当代书法发展现状的看法？
梅墨生：这个话题有些沉重，我有十多年比较疏离书法界了，尽管没有完全脱离，但没能深入其中。但是书法艺术对我的吸引一直都在，也一直都在写字、学习、实践，只是没有参加一些比较核心的活动。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从文革结束的书法热之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早期我是一个密切的见证者。宗白华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熊秉明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林语堂认为中国的书法可以和西方的人体艺术媲美等等。书法热是一种难得的文化现象，但是我想说书法热以来，作为文化现象的研究，或者说它的价值，超过了对书法本身或者说学术上的成就。实际上真正的贡献和创造，精神高度的塑造，还需另当别论。林散之被称为当代草圣，但林散之先生的草书是不是就超过了黄山谷，是不是真的达到了怀素，这还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是不是真的成熟了，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书法是一门人书俱老的艺术，有待于生命的阅历和文化的积累到了相当厚度的时候，才能达到他艺术的成熟。目前只能说我们具备了这种可能性，具备了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大环境，但个人能否成为大才，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和生命的历练。
但是作为一个阶层、作为一个集体，自从书法热以来的这个时代层出的书法人物不少。如果说到问题，我想说的是：第一，我们有没有真正超越前贤的大师？谁能代表这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度或者人文精神思想的审美高度？民国时候行楷的代表人物于右任，还有齐白石的篆书，黄宾虹的金文，谢无量的行楷，沈尹默的行楷，弘一法师的行楷等等，都是了不得的，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当代书家超过了民国这些前辈了吗？在格调上达到了吗？在气象上达到了吗？这些还不好说，还需历史的考量。我们只能说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气，在花样上多了，在形式上丰富了，但更多的只是外功，不等于说深度就那么深，也难说高度上就达到了。书法离不开形式，要注重视觉，但是书法的本质、核心的东西不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当代书法过于重视外功，离它的内涵内在日远。黄宾虹谈到中国画时曾说：内美静中餐，重视挖掘中国画中国文化的内美。我觉得书法是最内美的艺术，是动人心魄的艺术。不是不要外在的东西，而是外在的东西要从属内在。要多做内功，内功有个层次：一是书法本身的技术，书法本身的书写能力，书法本身的书写功力，书法本身对于点划、用笔、结构、章法、行气的讲究和推敲；更重要的是人的格调、文的品味、美学的境界，这些更是内功中的内功。而当代书法过于重视形式、过于注重表现、为表现而表现，那只能是引人眼球，而非动人心魄。如果不能真正的平心静气潜下心来学习，真正的对艺术有恭敬虔敬的心，真正对别人有平等谦虚的态度，真正的有学术的思考和反省，你的艺术感染力就不会真正的打动别人。站在这个角度出发，对当代书法纷纭的现象、辈出的人物，我认为要正视、客观的看待，但不要过于的拔高，不要过于对这个时代的书法给予太高的评价。中国文化的道绝对不是外强中干，而是应该像苏东坡说的：外枯而中膏。现在很多学生学晋唐，学清雅一路，比如白蕉他的清雅率真洒脱，是骨子里流露出来的。现在很多却是模仿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秀，而不是骨子里流出来的雅。这个时代缺少奇崛，缺少像徐生翁那样的奇崛、王遽常那样的古奥、启功那样的平正、谢无量那样的稚拙、白蕉那样的秀雅、沈尹默那样的严谨、于右任那样的豪荡、弘一法师那样的空灵，我们缺少这些东西，我对现代书法就是这样一个感受。书法由其人，我们今天有没有反省的意识？有没有几分自我估量的意识？既要自信，但不要自负；既要自我肯定，但不要盲目自大。要回到中国书法的正轨和正脉上来。书法本质的东西一个是文字、汉字，一个是书写、文学，用特有的中国式的毛笔的书写，来书写中国的汉字所承载的文学。这个过程中实现你的审美理想、表现你的视觉感染。
徐玲：谢谢梅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使我们获益匪浅。祝您艺术之路长青！
梅墨生书法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