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台独史观”笔谈之二】程朝云：驳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有功论”

    媚日的“皇民史观”是“台独史观”的一种变态，在台湾岛内始终阴魂不散，并不时沉渣泛起。2017年4月17日，为抗议台湾部分官员与“台独”人士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台北市前民意代表李承龙将位于台湾乌山头水库的日本技师八田与一铜像“断头”。这一事件在台湾一度引起极大关注，亲日者替八田与一大唱“赞歌”，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赖清德甚至为此向日本方面“道歉”，其媚日态度以及在处理八田与一铜像“断头”事件与孙中山塑像被破坏事件上表现出的双重标准，引起蓝营人士的激烈批判。八田与一铜像“断头”事件舆论纷争背后透射出台湾社会的断裂，亲日媚日者为八田与一唱“赞歌”，反映出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即在日据时期殖民政府就有意识鼓吹、后来构成“台独史观”一部分的“殖民统治有功论”，强调日本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现代化”，无视殖民统治的本质是对台湾人民的奴役与剥削。

    八田与一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日据时期受雇于台湾总督府，担任总督府技师，参与设计嘉南大圳，并负责嘉南大圳主体工程乌山头水库的建设。乌山头水库于1920年动工，历经10年建成，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水库，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嘉南平原的农业灌溉问题，对台湾南部农业发展有积极作用，八田与一因此被冠以“嘉南大圳之父”“乌山头水库之父”的名头，总督府还在乌山头水库树立八田与一的铜像，向台湾人民宣扬八田与一的贡献。1942年，八田与一受聘于日本陆军省，前往新被日本占领的菲律宾调查棉田灌溉问题，在赴菲律宾途中，八田与一乘坐的船只被美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其遗体被寻获后，台湾总督府派人将其骨灰迎回台湾，并埋葬在乌山头水库旁。

    毋庸讳言，八田与一对台湾的水利建设与农业发展客观上是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作为殖民统治体系的一颗“螺丝钉”，他的被“神化”，显然是殖民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以此展示殖民统治“进步”的一面。正如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非常热衷于举办博览会等活动一样。相关研究表明，台湾总督府借助各种宣传手段来展现殖民统治“现代化”“进步”的一面，美化其殖民统治，至于“进步”表象背后殖民政府推行各项经济建设的目的，则被掩盖起来。以八田与一与嘉南大圳为例，1917年，八田与一就向台湾总督府提出了“官佃溪埤圳计划”，但该计划在提交日本内阁会议讨论时，因为规模太大，建造费用太高，日本政府未予批准，直到1918年日本国内因为大米供应不足，米价飞涨，引发“米骚动”事件，日本政府才改变态度，并在台湾自筹部分经费的情况下，通过了嘉南大圳修建计划。可见殖民政府修建这一水利工程，并非从有利于台湾人民的角度出发，而是为了解决国内对于粮食消费日益增长的需求。

    关于殖民政府在台湾推行各项经济建设背后的殖民地实质，以往研究已多有揭示，如美国学者何保山曾指出，殖民政府在台湾推行的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经济政策，使台湾成为日本的农产附庸，帮助工业化、都市化进程中的日本解决食粮需求，也就是使台湾成为日本的补给站。在此政策指导下，殖民政府在台湾建立起以米糖为主的二元经济体系。在糖业领域，由于日本国内砂糖消费严重依赖进口，在占领台湾之初，日本政府就注意到台湾的砂糖。殖民政府通过各种政策与资金支持，在台湾建立起新式的机械化生产的制糖工厂，取代了台湾本地资本经营的旧式糖廍。这些新式制糖工厂几乎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而糖的流通与销售也同样由日本资本掌控，以至于不仅台湾生产的糖主要用于满足日本的消费需求，糖业的利润也几乎由日本资本家独占。     与糖业相比，殖民政府进入稻米生产领域较晚，基本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日本国内工业化、都市化速度的加快，本国稻米生产已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工业人口的需求，殖民地于是成为质美价廉的粮食的重要来源。为迎合日本人的口感，殖民政府在台湾推出了改良品种蓬莱米，并大力推广，加上水利工程建设与化肥的施用，台湾从1920年代以来稻米产量逐年增加，而这些增产的粮食，主要出口日本，供应日本国内市场。1918年，台湾出口日本的大米数量为100万余石，到1938年则增加到500万石，1930年代中期，日本东京、大阪等9个主要县市的大米消费量中，来自台湾的米超过了一成。因为台湾生产的大米大量出口日本，日本人均年消费大米的数量得以保持在160公斤的水平，而且米价一直相对低廉。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稻米出口日本，台湾人民自己反而吃不起大米，人均大米消费量与粮食增产的趋势相反，出现了下降的势头，1910到1914年之间，每人年均消费大米133.7公斤，到1935至1937年间，这一数字下降到91.7公斤，为弥补大米消费的不足，台湾人民大量食用廉价的番薯作为主食。

    大量大米出口日本，使台湾稻米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此过程中，台湾米追随日本本地米的价格，呈现价格上涨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从事稻米生产的地主和农民有所获利。但稻米生产的发展对殖民政府重视的糖业资本造成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蔗农看到稻米生产收益较高，转而种植稻米，糖业所需的原料供给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米价的上扬，对向米价看齐的甘蔗价格形成上涨压力，糖业资本的剩余价值剥削机制受到影响，这就形成日据时期所谓的“米糖相克”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日本国内不断增长的对台湾廉价米、糖资源的双重需求。米糖相克问题发生后，为了保护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利益，殖民政府不惜采取压制稻米生产的方式，确保甘蔗种植面积。如嘉南大圳建成后，由于水量不足，八田与一曾设计出三年轮灌制度，将当地的15万公顷土地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实行三年轮作水稻、甘蔗和杂谷，即“三年轮作给水法”。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抬头，不仅将魔爪伸向了中国东北，还觊觎华南、南洋等地。在新形势下，台湾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1936年，在几位文官总督之后继任的武官总督小林跻造，提出了“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项原则，将台湾作为日本南进的跳板和战略物资的补给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构想中，华南、南洋取代台湾成为金字塔的最底层，负责提供农林资源，日本本国依然高居金字塔的顶端，而台湾作为跳板或者“基地”，则以军需工业为主，推行工业化建设。从1938年起，台湾总督府实施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配合军需工业，建立起附庸于日本工业的肥料、水泥、铝业、造纸、造船等新兴工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一步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强调经济上的自给自足，1942年，台湾实施了第二次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确定军需工业发展的政策，使工业建设更加对应军事需要。在设备投资方面，在利用日本的闲置设备基础上，新添了若干新机具，使其能够生产部分精制品及完成品。此后，台湾陆续增建了炼铜、石化、天然气利用、海水利用、电石以及相关工业等。

    日据后期台湾总督府推行的工业化建设，也往往被持“台独史观”者作为“殖民统治有功论”的一个例证，认为这为台湾带来了“现代化”。但殖民政府的工业化建设，不仅与米糖生产领域的发展一样，是为了满足日本的需要，而且还存在畸形发展的一面。由于台湾工业化不是岛内工业化条件成熟的自然结果，因此在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等方面，都严重依赖日本，直到光复前夕，台湾的工业化程度仍停留在原料资材的供给，缺乏真正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并存在偏重重工业、轻工业发展凋敝等结构性问题。

    综合日据时期台湾的农业发展状况与所谓的“工业化”建设来看，日本殖民政府虽然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经济建设，表面上看起来促进了台湾的农业增产，使台湾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必须注意的是，殖民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台湾自身的需要，更非为了台湾人民的福祉，也不是台湾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一切以日本本国的利益为依归，到日据后期，台湾经济还被绑上日本对外侵略的战车，进一步沦为日本的附庸。这种强行将台湾纳入日本经济体系的做法，打断了台湾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形成了高度依附的扭曲的殖民地经济。日本战败投降后，水利工程、工厂等殖民者带不走的设施在台湾保留下来，对这些应当客观辩证看待，而不应无视历史事实，跟着殖民者为日本殖民统治唱赞歌。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7年9月1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