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文章憎命达，学术靠钱养：海外华人史家的两种典型何炳棣与黄仁宇
何炳棣（1917-2012）和黄仁宇（1918-2000）都是享誉国际的海外华人历史学家，都在本世纪初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和《黄河青山》。对他们教育经历、学术成就、职业生涯等方面的比较，可以为我们对海外华人学者的治学道路提供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
从教育背景来看，两人差异很大。何炳棣属于标准的科班出身，黄仁宇则是半路出家。具体说来，何炳棣1928年进南开中学，1932年底因学潮被开除。在北京补习几个月后，第一次报考清华大学失败，进入山东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又于一学期后转入历史系。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燕京大学历史系继续就读。1939年9月进入西南联合大学担任历史系助教，授西洋通史。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于次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读博期间清华公费两年半结束后，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来完成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一路过来，何炳棣是标准的优等生，而且都是名牌学校。相对来说，黄仁宇就坎坷复杂得多。在南开大学上了一年后，抗战爆发，于是投笔从戎，加入国军，担任下级军官十年，其中曾去中央军官学校和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学习，1950年以少校衔退伍。之后，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学位（1954年）、硕士学位（1957年）和博士学位（1964年），博士期间的生活全靠到餐馆、超市等地方打工（甚至卖苦力）维持来完成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按照直接的时间比较，在黄仁宇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时的两年前，何炳棣已经在两年前（1952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且已经在国际顶级汉学期刊上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因此，在治史的学术道路上，黄仁宇比何炳棣整整晚了大约20多年。
从学术成就来看，两人相差亦很大。在国际史学界，何炳棣达到了世界级水平，黄仁宇则只能屈居二流。何炳棣以“扎硬寨、打死仗”的刚猛作风写出了高质量的数篇英文论文，迅速获得美国历史学界的认可，站稳西方史坛。比如1954年发表在国际汉学界顶级刊物《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1955年发表于《美国人类学家》的《美洲作物传华考》、1956年发表于《经济史学报》《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1969年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而《明清人口史论》（1959）及《明清社会史论》（1962）两书，已经被国际学术界奉为经典著作。相对来说，黄仁宇的学术成果就难产得多，数量也不够。搜遍JSTOR、EBSCO等国际学术数据库，也没有发现黄仁宇的任何期刊论文。甚为吊诡的是，黄仁宇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万历十五年》由于一直不认为是历史学术著作而屡屡碰壁。即使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也是由于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上的书评推荐，才1982和1983年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历史类好书的两次提名。隔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后，才刮起了至今未息的“黄仁宇旋风”。
在职业生涯上，二人简直无法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何炳棣博士毕业先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近八年，1962年被引进到芝加哥大学，并为他特设了Thomson讲座教授，1987年正式退休后又到尔湾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做三年访问教授才第二次退休。在此期间，何炳棣1966年入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1976年担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此为首位亚裔会长，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1977年，何炳棣与杨振宁一起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杨振宁任会长，何炳棣任副会长。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全美华人协会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欢宴邓小平，何炳棣主持，杨振宁致欢迎词，可谓风光倍至。相对来说，黄仁宇则是个历史学界的异数，是一位落拓书生。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1980年黄仁宇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职上解聘，“这是侮辱，也是羞耻”，甚至走到了去社会福利局申请福利津贴的地步：“我被解聘后，就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会福利津贴。”
在学术交游上，二人也有很大悬殊。何炳棣的交往人群可以说是“冠盖满京华”，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名家均为其授课老师：钱端升、张奚若、潘光旦、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其在美国学界的交游也为一时之选：费正清、杨振宁、李政道、杨联陞、邹谠、余英时、胡适……在1971年中美建交期间，何炳棣更是成为中美两国政要的座上宾。而黄仁宇的交游情况则只能是“斯人独憔悴”了。回忆录中，黄仁宇提到过的学界名人有三位：李约瑟、费正清和余英时。跟李约瑟，黄仁宇是参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跟费正清则是参与编写《剑桥中国史》，无论是在费正清的面前，还是背后，黄仁宇都以费正清的门生自居，然而多年下来，形成的也只是一种恩怨各半的复杂关系。比黄仁宇小12岁的余英时则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时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曾将他介绍到纽约州一所师范类大学教书，还曾帮助打听文稿的出版情况。对比两本回忆录，何炳棣和黄仁宇的交游交集有两人：费正清和余英时。具体来说，何炳棣与费正清是平等交往，跟余英时则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因为何炳棣跟余英时在哈佛的博士导师杨联陞之间以兄弟相称；而余英时却是黄仁宇的博士导师。因此，何炳棣和黄仁宇年龄上只差一岁，在学术辈份上却差了两代，在回忆录里都未提过对方的名字。
就回忆录本身来看，阅读的感觉却正好相反。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平装本）2005年面市时，就在书店翻过一遍，觉得不是太满意而未买，今年夏天才读了中华书局的精装本。何炳棣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一生中令人骄傲的个人经历和成就，跟大多数成功人物的自传一样，一路高歌，高歌得让人仰望，甚至心里抵触。究其根本，何炳棣回忆录的最大问题是不接地气，因为他是标准的书斋学者，写就的也只能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学术自传。比较糟糕的是，最后一章《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多少有些画蛇添足，让人不忍卒读。相对来说，黄仁宇的《黄河青山》2001年刚出版，就买来读过，感觉比《万历十五年》更好。被人借走未还后倍感惋惜，所以手头上就有第二本了，第二次阅读时还做了不少批注。打开《黄河青山》，看到的是黄仁宇一生里一件接着一件的失败：恋爱失败、人生选择（投笔从戎）失败、求职失败（求职还是靠比自己还小了12岁的导师余英时推荐）、出版失败（《万历十五年》屡被拒稿）、退休养老失败（62岁时被学校解聘后靠社会福利津贴生活）。然而，黄仁宇在解雇后花三年潜心完成的《黄河青山》却是一部沉痛泣血之作，写尽了他一生的诸多失败和思考，难怪言明只能在他死后才能翻译出版。这本回忆录不仅思想深邃，而且有血有肉、文采飞扬，让人读得感慨万千、荡气回肠。
读罢两位海外华人史家的回忆录，不由心生感慨：文章憎命达，学术靠钱养。黄仁宇是前者的代表，何炳棣则是后者的典型。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黄仁宇，《黄河青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