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而优则仕：姚文元和他的时代

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或者说，是打响了前哨战。该文作者姚文元其时不会想到，自己无意中竟成了这出旷日持久的政治大戏的拉幕人，充当了毛泽东向党内政敌叫阵并探查对方反应的尖兵。此文的策划和发表，也使上海以“文革策源地”这种独特的地位载入史册。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沦为阶下囚，在随后的举国批判中，不仅被指斥为野心家和阴谋家，还给贴上了“文痞”“棍子”之类的标签。区区一介文人，靠写文章而身居高位并执掌大权，除了个人因素外，必有令其飞黄腾达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走向和变化不无关连。这个道理，在姚文元其人其文已有所验证后，还可稍作补充和评析。 
　　文随时而变 
　　姚文元的名声，在“文革”开始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海外亦有所闻。在那之前，他已有较响的名气。名以文起，他靠的是手中那支笔，一篇接一篇文章写出来的。 
　　说起来，193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的姚文元算是出身书香之家。父亲姚蓬子，祖籍浙江省诸暨县，家境殷实，曾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就读，后考上北京大学，课余从事诗歌、小说创作，读了几年回到上海，进光华书局当编辑，后以经营作家书屋出版图书为业。在作家兼书商的父亲影响下，加上家中各类文学书籍应有尽有，姚文元从小爱好读书，逐渐迷上文学。1948年10月，他在沪新中学念高中时，通过中共组织的培养和考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时年不满十七岁。当时的上海，笼罩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无日无之，他这个政治抉择是有很大风险的。好在第二年5月下旬，解放军攻占上海，他在校内公开了党员身份，在校外参与了配合新生的政权稳定金融市场的斗争，还担任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机关报《青年报》的通讯员，有时到基层了解情况写成报道。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一旦决定不考大学而进入团区委机关工作后，就将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学习文学理论和撰写文学评论。 
　　中共建政后，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力求从文化教育、思想理论和社会风俗诸方面破旧立新。对于姚文元来说，此乃风云际会，天从人愿。1952年，他悉心钻研父亲的好友、文艺理论家胡风的论著，动笔写作题为《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稿。可是还没写完，文化界开始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当毛泽东获得胡风与文学同道的往来书信后，当即指示《人民日报》公布于众，并写下措辞严厉的按语，将他们定为“反革命集团”，主导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批判。于是，姚文元赶紧调整立场，对胡风从正面肯定一变而为全盘否定，驾轻就熟地接连发表了十多篇批判文章。且不说这些文章的力度之重，单论数量之多，也堪称全国之冠。在这场对胡风的口诛笔伐中，姚文元崭露头角，成了上海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 

　　1957年中，毛泽东决定发起“反右”运动，姚文元又把笔锋对准文化界的“右派”分子，被他指名道姓批判的就有冯雪峰、丁玲、艾青、徐懋庸、秦兆阳、施蛰存、徐中玉、陈涌、王若望、刘绍棠、鲁莽等人。其中，对有的人如徐懋庸一批再批，仅副题为“批判徐懋庸杂文”的文章，在《文汇报》从“之一”连载至“之八”。他连早已含冤死去的人也不放过，在《萌芽》月刊发表了《辨毒篇——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历史上曾有舌战群儒的典故，姚文元则创造了近乎笔扫文坛的“壮举”。 
　　随着“兴无灭资”逐渐成为全社会的主流话语，姚文元对在他看来有错误的文学作品和文艺观点，如巴金作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巴人（王任叔）的人性论、周谷城的形式逻辑观、钱谷融的人道主义观和陈恭敏的美学观等，连续撰文批得不亦乐乎。尽管这些作家、学者不像“反右”运动中的那些人是明确的敌对目标，但他的批判也有泰山压顶之势，颇具杀伤力，不仅被批判者无法接受，连一般人读之也觉惊骇。当然，在几场政治运动的间隙，姚文元会写些评论称赞自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写些杂文提倡高尚道德或呼吁社会正气，并没有多少火药味。但是，一旦新的政治运动兴起，他就毫不迟疑地朝着领袖指引的方向，挥舞犹如刀枪的手中之笔冲锋陷阵。 
　　学识不足道 
　　基本上，写作就是姚文元的志向和工作。“文革”之前，他已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字数以百万计的文章，还出版了杂文、文学评论等十来种文集。与他的同代人相比，绝对可称高产，但这些文字暴露出来的先天不足也很明显。这不奇怪，他所受的正规教育仅止于高中。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顶多算是自学成才者，而那点文才又没有什么学术含量。 
　　既投胎于作家兼书 33 37252 33 12306 0 0 10352 0 0:00:03 0:00:01 0:00:02 10358之家，姚文元似乎命中注定是吃文字饭的。可是他上学开蒙之时，恰逢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3月，他跟着母亲周修文从诸暨乡下老家逃难到武汉，投奔先期抵达的姚蓬子，入读汉口一所小学。不久，武汉危在旦夕，他随父母转去重庆，进入城里的小学续读。第二年为躲避日机轰炸，全家迁居北碚乡下，他又转到镇中心小学，每天上学都要翻过山岗走好几里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他念完了初小和高小。其间，他陷于语文好、算术差的偏科状况。1943年秋，他到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念初中。这所私立名校实施住读制，教学质量较高，可他因基础差又不合群，学习跟不上，读了一年后居然留级。唯一令他欣慰的，是国文课成绩较好，获得任课教员的赞许。两年后抗日战争胜利，姚蓬子先搭乘飞机返沪，姚文元和母亲、妹妹随后坐船到了上海。由于在南开中学留级，他连初二都没读完，通过父亲的關系，进了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但他初中毕业时，高中只考上大同大学附属中学，没有满足父亲的期望，为此受尽讽刺而感苦闷。1948年1月底，在进步同学引导下，他参加声援同济大学学生发起的学运，表现勇敢，结果被校方开除学籍。经由同学相助，他又考入沪新中学读高一下学期。1950年中，他高中毕业在即，决定放弃报考大学，按照团区委的安排进入机关工作。 
　　姚文元的高中学历，与党政机关那些从革命老区尤其军队转业来的干部相比，算是有知识的文化人了。实际上，他因解放前后参加校外活动较多，加上病休一段时间，高中阶段缺课严重，作为毕业生有些勉强。即使以后通过大量阅读缺啥补啥，但毕竟从未进大学系统地学过社会人文科学，很多科目基本空白，知识结构残缺不全。这种知识的缺陷，在姚文元的写作中不时显现出来。

例如，1961年1月17日，姚文元在报上发表《论生活中的美与丑——美学笔记之一》，标新立异地认为发展性、新鲜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是美的特征，遭致对美学很有研究的一些学者批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撰文指出这种观点片面。但他并不虚心接受，反而再写文章强词夺理。又如，1963年5月20日，姚文元在报上发表《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对出版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的评论集《克罗士先生》之事提出质问，犯下不谙音乐的常识性错误，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读后不以为然，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并整理成文刊出。于是，他又化名写了两文进行狡辩。明明学识不够，又要东征西讨，他的文章捉襟见肘，时露破绽，往往只好从对方的文章断章取义，深文周纳，或者干脆上纲上线，政治定性。这就不免出现一种奇特的状况：你跟他摆史实，他对你论性质；你跟他说人性，他对你分阶级；你跟他辩学术，他对你谈政治；你跟他讲道理，他给你扣帽子。总之，无论如何他是一贯正确，不容置疑和辩驳。 
　　到1965年2月，姚文元领受江青交付的政治任务，准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时，因为不熟悉古代史，对海瑞一无所知，只好“临时抱佛脚”，请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组长朱永嘉襄助。朱本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正好研究明史，先送给他《海瑞集》和吴晗所写的《论海瑞》，再从图书馆找来《明史》、地方志及野史笔记等相关资料。他看过后，还要朱谈如何看待海瑞这个人，谈嘉靖、隆庆年间的历史背景。写作过程中，他不断就一些古籍史料向朱讨教。也在历史组待过的朱永嘉同事朱维铮后来一语中的：“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 
　　一个人的知识基础薄弱，以后再如何努力，成效终究有限，即使登上高位亦不例外。1971年9月中旬，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后，毛泽东陆续开列一些古文篇目，颇有深意地分别要求政治局成员阅读。姚文元被要求读的是《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这位已执掌主管舆论大权之人，竟然也有阅读障碍。他让远在上海的朱永嘉负责标点这篇古文，还关照要保密。据史书记载：“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毛泽东向他推荐这篇传记，似对其工作表示满意且有鞭策之意。事实上，姚文元却无李袭吉那么高的文才，倘若没有别人为之标点，他阅读时或许过不了句读这一关，出现理解上的错误也未可知。对于他身处的职位而言，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笔下出仕途 
　　以今日的眼光看，姚文元与之对阵的，均是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大师、权威，但他好像并不担忧招怨结仇，因为毛泽东一再提倡和鼓励“小人物”挑战“大人物”，且有成功的事例在前。通常情况下，各级组织尤其上海市委文艺、宣传部门领导都支持和袒护姚文元，尤其1957年毛泽东分别在三个不同场合点名表扬他之后，更是如此。从他一路升迁的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组织上是怎样器重他并逐步发挥和扩大其作用的。 
　　笔者查阅过姚文元在上海工作时期的干部档案，包括其党员介绍信、供给关系转移证明等，其中有如下一些记载：1956年5月30日，他从中共卢湾区委组织部开具党员介绍信，并在区委办公室办理供给关系转移证，调往上海市作家協会，成为该协会当年7月创办的《萌芽》半月刊诗歌编辑。这是他从卢湾区委宣传部职工教育科科长任上，改任文化单位的文学刊物编辑，虽然不很重要，但工作性质不同，便于一展所长。1958年8月，他又从上海市作家协会调入中共上海市委刚创办的理论刊物《解放》半月刊任编委。由于该刊属于市委办公厅主管，他获得的政治信任和地位明显高了不少。 
　　不过，姚文元此后的一次调动过程令人感到蹊跷。由于《解放》半月刊停刊，196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将他调入华东局暨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任编委，为此他于6月13日在市委办公厅行政处办理了供给关系转移证明。那以后，他便去报社工作。同年10月30日，解放日报社编委会向市委宣传部递交报告，为他和另一位调入的编委包慧补办报批手续，报告中说明二同志是“为充实和加强编委会领导力量”，由市委先后调来该报参加编委会的领导工作。可是直到1963年3月28日，市委宣传部才发文解放日报，通知市委以沪委（63）发字第073号文批覆，同意解放日报编委会的报告。5月10日，解放日报社发出通告，称经市委批准，姚文元担任报社编委会委员；并经编委会研究，兼任文学艺术部主任。这是他首度出任部门主管，但从就职到任命前后竟长达七八个月！这很难说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动，中间是否有过什么波折呢？海内外已有的姚文元传记（包括与张春桥或“四人帮”成员的合传）都没有对此关注和研究并给出答案。 
　　如果对姚文元这项任命的延宕确有内情的话，那原因很可能不在他本人，而在于其父姚蓬子那段叛变并脱离中共的经历。历史上，姚蓬子很早投身于进步文化活动，1927年初加入中共，于1930年2月参与发起秘密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当选执委兼总务部长；1930年5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1年9月参与创办“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杂志；1932年6月创办并主编“左联”另一份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不久，调入中共中央特科，担负更加重要而隐秘的工作。所以，他既同鲁迅有交往，又和冯雪峰属好友，还与潘汉年是上下级关系。然而，当他1933年12月奉派赴天津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办事处秘书长时，由于当地党组织已遭破坏而被捕，随即押解南京关入宪兵司令部监狱，过了不久禁不住威逼利诱而自首，于1934年5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经人保释出狱后又效力于中统特务机关，同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及其情妇费侠时相过从，参与编辑两份国民党背景的报刊，还先后出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尽管抗战期间他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抗日文化宣传做了些工作，但之前的政治变节成了他一生无法卸除的历史包袱（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第69-79页）。在任用和提拔干部先看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年代，姚蓬子的政治历史问题，很容易在上海市委主管书记或宣传部门领导中引出反对重用姚文元的意见。不过，他毕竟是上海文化界的红人，又受到毛泽东的青睐，总算有惊无险，年纪轻轻就进入华东第一党报的领导班子。这些年里，姚文元从地区机关到文化单位，再到党刊党报，职位逐次递升。当他在《萌芽》杂志社工作时，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上下级关系还隔着几层。张即使为姚的调动和提拔说过话，但彼时他手中的权力有限。与其将姚文元的升迁全部归于张春桥的赏识和器重，不如说是他本人紧跟形势而迎合上意的多年努力获得犒赏。从另一角度看，也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增加、使用增多的结果。 
　　到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重头文章时，江青在京遥控，张春桥就近督导，经过反复修改，第七稿上报给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又修改两稿后，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会议桌，虽然小有意见和疑问，但无人从根本上质疑和否定这篇有来头也有分量的文章，等于集体为之背书。1965年11月10日，这篇后来引爆政坛大震荡的长文在《文汇报》发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一早给姚文元家打电话，郑重告知“你的文章发表了”。翌年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另一篇政治批判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矛头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事先经上海市委领导审阅，再交毛泽东审阅并改定题目，才由因陈丕显病休而主持市委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布置两家报社同时见报。此时的姚文元肩负政治重任，开始介入舆论主导，影响及于全国，写作已然不是个人行为了。至于“文革”启动后的步步高升，更说明他的表现迎合了意识形态和高层政争的更大需求。 
　　淡利意谋权 
　　姚文元在与其共过事的人眼里，一向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甚至有些邋遢，与他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大相径庭。曾由上级指定拜姚文元为师的前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忆述，1960年初在上海作协一次联欢聚餐时，“只见一个穿着灰布军便装、戴一顶耷拉着帽舌的灰布军帽的人，在席间穿来走去”。这就是时任上海市作协党组成员的姚文元，正找寻同事故意藏起來的他那只黄绿色军用背包。她写道：“姚文元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文笔相当地泼辣。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而眼前的这个姚文元，如果在他背着的背包袋里，戳一杆秤杆子出来，这不就活脱脱一个上门收购旧书报杂志者的形象吗？”（《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7月第一版，第158-159页）如此形象的姚文元，正是因为对个人生活乃至名气、利益毫不在意，全副精力都用于写作，进而在政治上发迹走红。 
　　写文章而能在报刊上署名发表，自然易于出名，但姚文元对文章的署名之事并不计较。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他撰写了许多发表时署有“姚文元”三个字的文章，也有些文章并没有署上本名，而是用了各种不同的笔名。署本名还是笔名，他主要是从文章的内容和效果考虑，有时也顾及工作的环境。据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副组长的王知常回忆，60年代中期，姚文元写了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发表在《文汇报》时用的笔 名是“伍丁”，“他跟我们讲，伍丁就是五个人。因为当时历史组是朱永嘉、吴瑞武、朱维铮和我四个人，加上他就是五个人。其实伍丁只是姚文元个人的笔名，我们‘罗思鼎’小组从来没用过。实际是不敢用，这是领导对我们客气，我们不敢当福气。”（《我是“罗思鼎”的一员》，王知常口述，金光耀、金大陆、李逊采访，李信之、诸颖政 整理，北京，《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姚文元成名很早，虽在许多人眼里不是好名声，但他写作不为图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姚文元的生活很简单，不烟不酒，也不喜欢交际，更没什么业余喜好，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据他的干部档案记载，1952年8月24日，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时，行政级别为十八级；1956年5月30日从卢湾区调出时，级别未变，工资是82元2角8分；1962年6月13日，从《解放》半月刊调往《解放日报》社时，工资按出版十一级为92元；1963年12月6日，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复解放日报的二位编委工资级别调整报告，说明经市委组织部同意，王树人由国家机关行政十五级提为十四级，姚文元由十八级提为十六级。一次提两级是极为罕见的，就像战场上建立奇功后的破格提升，不能不说是他一心写作而成为著名笔杆子所获得的回报。 因为常有文章发表以及又出了好几本文集，姚文元除工资以外，还有可观的稿酬收入。他平时极少请客吃饭，即使请同事一起吃饭，也是吃碗普通的客饭或阳春面，难免被人看成节俭、小气或不近人情。实际上，他对金钱看得很淡，有时候是出乎意外的慷慨。1963年年底，他写信通知 上海文化出版社，把结存在该社的一千七百八十六元三角四分稿酬全数捐给上海群众艺术馆，以支持郊区农村群众文化活动。1966年5月10日，上海群众艺术馆专门就此向市有关部门报告，说明当初选定分属金山、松江、宝山、青浦和崇明县的五个公社文化站，总共转拨了1250元作为经费，因为这些文化站地处边远，单项活动卓有成效，在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中有代表性。报告还请示，剩余的款项如何处置。在此之前的50年代后期，姚文元曾向去体验生活的人民公社捐赠一千多元稿费，还把另外一千多元稿费作为党费上交。这些钱款，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1969年，姚蓬子在上海因病去世，因他早年经营作家书屋，50年代“公私合营”后还领取定息，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光银行存款就达一万元左右。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时为中共卢湾区委负责人，与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商议后给在北京的姚文元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置这笔遗产。姚表示存款全部归公上交，藏书留下自用。随后，金英将这一决定通知银行，并办理了上交手续，把婆婆周修文接到家里供养。当时正处于“文革”的高潮期，姚文元贵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受限于人人“斗私批修”的政治价值取向，这样处理父亲涉嫌“剥削”而得的遗产是唯一的选择，也反映了他对待金钱的固有观念。 
　　文人气未脱 
　　80年代中期，笔者曾听“文革”初期在校就读的一位学长回忆，姚文元的政治批判文章发表之际，全校师生都被集中在操场席地而坐， 收听姚文元文章的广播。其文本来就居高临下，锋芒毕露，加上播音员那高亢、激昂的声调，更显得铿锵有力，杀气腾腾，听得人心头发紧，毛骨悚然。这话语里，似有三分余悸犹存。大概这也是当时许多人对姚文元及其文章的共同感受。可以说，姚文元引领了那个时代的舆论场。只要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关心时事的人就会高度关注，更有认真者会从字里行间看出下一步的斗争目标，进而把握最新的政治脉搏。因为，他的文章就是政坛又一场战役的红色信号弹。尤其那篇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长文，为毛泽东发动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 打开突破口，随后不断扩大、迂回、深入、围剿，直至将政治对手逐 一清除。姚文元因而立下头号大功，深获宠信，由此官运亨通，在1969年4月底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参与领导文化宣传工作。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前，陈伯达倒台，他即完全接掌文宣大权，成为全国舆论总管。 
　　回溯起来有点奇怪，姚文元从高中毕业进入政府机关，以后不是文化单位就是新闻机构，除了几次短时间体验和参观外，几乎从未在工厂或农村基层工作，也从未从事社会调查，对于工人、农民的生活了解很少，更不用说部队的官兵了。他通常只看下面送呈的各种材 料，对社会状况和民间疾苦没有直接的感性认识。某种程度上，他更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文人。他的经历，也很难证明他有多少实 际工作尤其是领导能力。然而，他身处的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一波接著一波，全党以至全国都卷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使他获得舞文弄墨的巨大空间。而且，无需多少才学，只要领会上意，紧随部署，不失时机甚而抢占先机地写出符合领袖思想和推动政治运动的文章，便如鱼得水，青云直上，从执政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尖兵跃升为总管。算起来，他从薄具文名到主导舆论，前后不过二十年。他的笔墨生涯与从政经历合二为一，正可用“写而优则仕”概而括之。不妨说，那是一个需要姚文元、也确实产生了姚文元的时代。 
　　不仅如此，他的文章风格，也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文风。在那些红色岁月里，不论是媒体评论还是私人书写，或多或少都有“姚氏文体”的影子，有不少更是对其政治批判文章的刻意模仿。以致“文革”结束后，在清算“四人帮”的各种罪责时，还专门批判了以“姚氏文体” 为代表的文风。 
　　姚文元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他既不会像江青那样张狂，也远 不及张春桥那样老辣，又不可能如王洪文那样无知，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书生气，甚至有些迂腐。他自从到中央工作后，处处谨慎小心，事事唯命是从。唯谁之命？首先当然是毛泽东，其次是江青和张春桥。尤其是张春桥，虽然与他的地位有高低之别，职务有多少之分， 但两人都起步于上海，职责相近，在公开场合形影不离，同时进退。 
　　姚经手的事情往往有张的策划和指挥，而张所做的事情常常有姚的参与和操作。故而，张、姚很多时候被视为一体。但是，对于政坛的 凶险和最后的结局，姚文元的认知深度和心理准备，明显比张春桥略逊一筹。从姚文元被拘审查前后尤其是在特别法庭上的表现来看，尽管他从文坛进入政界多年，依然未脱文人气。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政权是枪杆子夺得又靠枪杆子维护和巩固的，枪杆子的政治影响力无与伦比，党内高层斗争的结局要么以武力为后盾决出胜负，要么直接用武力决定。像他这样的笔杆子，因为毛泽东的识拔提携，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文革”这个特殊时期才得以兴风作浪而大有用武之地。他也和其他几个“文革”新贵一样，因而与毛泽东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与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而其实是政治大搏斗相伴共荣，权力来源单一，民意基础单薄，一旦毛泽东撒手人世，“文革”难以为继，出局垮台便是必然的唯一下场。 
　　1977年7月，姚文元被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 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96年10月5日，姚文元刑满出狱，先后居住浙沪两地，埋首撰写回忆录，完稿后至2005年12月23日病故未获出版的机会，据闻现由其三个女儿分别保管。这个文人论政从政的全部心路历程，也许只有当他的回忆录面世后， 才能更真切也更透彻地为人所知。

原载《世纪》2017年第3期，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