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对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与古史辨派、新考据派治史理论的异同，以及钱穆在先秦诸子学、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传统政治等研究领域的成就和贡献作研究和讨论。作者把钱穆的史学思想置放到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动态考察，厘清其史学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与近现代其他史学思潮、流派之间的学术关联，探讨了史家与社会、史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通过对钱穆与古史辨派、新考据派治史理论异同和离合关系的分析，凸显“科学史学”和“人文史学”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从而展现了20世纪中国史学多元并进、分途发展的变迁历程和多采多姿的面相，希望能为创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当代中国新史学提供某种借鉴和选择。

绪 论

论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

——以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一、以求真为职志的考据派史

二、治史方向的转变

三、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

四、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

五、结语：钱穆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定位

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一、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交织于现在的历史时间观

二、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

三、治史首贵识变的历史渐变论

四、重史心、史德的史家素质论

五、学贵致用的史学目的论

六、历史客体与史家的主体精神

“疑非破信，乃立信”

——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

一、钱穆早年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

二、“所同不胜其异”——古史理论的分歧与批评

三、作为考古派史家的钱穆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

——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一、傅斯年推荐钱穆进北大

二、新考据派的同志

三、分道扬镳

四、有若仇雠

五、并非冰炭之不相容

钱穆与《先秦诸子系年》

一、《先秦诸子系年》的成书经过

二、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

三、对战国史研究的贡献

四、论诸子和先秦学术史的分期

五、考证诸子的方法

六、局限与不足

七、余论

钱穆与《刘向歆父子年谱》

一、写作背景与学术贡献

二、学界反响

三、仍待研究之问题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

——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一、近代学者的清学史研究

二、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

三、钱穆论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及其学术贡献

四、钱穆表彰“宋学”的原因

五、钱穆论清学史可商榷之处

钱穆与中国文化史研究

——以《中国文化史导论》为考察重点

一、转向文化研究的原因

二、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地理背景

三、论中国文化史的分期

四、论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

五、中西文化两类型说的提出

六、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

钱穆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以“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为考察中心

一、“非专制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二、“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

三、对传统政治弊端的解析

四、“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钱穆与近现代史家交往述略

一、钱穆与柳诒徵

二、钱穆与吕思勉

三、钱穆与陈寅恪

四、钱穆与张荫麟

五、钱穆与汤用彤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钱穆学问广博，其治学涉及到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理学、清学等众多领域。但他一生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史学上，史学是他一生治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钱穆的史学体系是怎样形成的？他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他的治史理论和方法有何特点？与同时代其他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相比较，他们的治史理论异同何在？在中国现代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究竟占怎样的地位？这些是本书所要关注的问题。

本书把钱穆的史学置放到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运用历史实证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宏观整体研究与微观个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治史理论、方法及其史学成就进行梳理和评析，既着眼于大处，从宏观层面对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作整体性的动态考察；又用功于细微，从微观层面对其具体的史学成就及其贡献作深入的个案剖析，并将其治史主张与同时代其他史学流派（如古史辨派、新考据派）的治史理论作比较研究，力图在此基础上对其史学思想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

钱穆

本书除绪论外，由10篇个案研究文章构成。为了使读者能总揽大要，兹将各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篇：论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以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为中心的考察。钱穆早年以考据扬名学界，193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治学方向发生了转变，由先前崇尚考据转移到“竟体触及”民族文化精神这一根本问题上。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

30年代中期以来，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本位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学问宗主和志业所在。

《国史大纲》封面书影

本篇对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过程、所包含的内容，以及这一思想形成的背景作做了分析，具体考察了他是如何由一个考据史家转变成一个文化民族主义史家的，探讨了史家与社会、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同时对他具体的史学成就及其贡献也兼有叙及。

第二篇：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他之所以能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独树一帜，主要在于他有一套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和史学思想。本篇主要从六个方面对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作做了具体探讨。

其一，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交织于现在的历史时间观，从历史时间的持续变动着眼，把历史的过去与现在、将来联系起来考察。其二，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主张以文化学术为中心来考察和分析问题，大力凸显学术思想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其三，治史首贵识变的历史渐变观，主张用连续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历史，力图从历史的变化发展中去探索历史事件、人物思想演变的发展脉络和变迁轨迹。其四，重史心、史德的史家素质论。其五，学贵致用的史学目的论。重视史学的历史借鉴功能，强调史贵鉴古知今；立足现实考察历史，强调治史应“求以合之当世”；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当代史的主张。其六，历史客体与史家的主体精神。钱穆对史家主体精神的重视主要体现在：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提出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治史一重要方法；强调追寻史料的意义应借助史家的主观体验。

钱穆讲学风采

第三篇：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钱穆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全盘否定”的发展过程。钱氏受过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提携，他早年考辨古史的方法曾受到古史辨派的影响，对其古史理论多有赞同。随着他自己史学理论和治学方法的日渐成熟，逐渐超越了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由基本肯定、“相当赞同”转为总体性批评。晚年居港台以来，他对古史辨派的批评愈趋激烈，迹近全面否定，那主要是出自文化意义的批评了。本篇比较具体地分析了钱穆是如何从古史辨派的“赞同者”转为“诤友”，再变为“劲敌”的发展过程及其转变的原因。

第四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钱穆早年以考据著作扬名史坛，他的考据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得到了当时新考据派巨子的击节称道。钱穆进入北平学术界后，与新考据派学者一度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交往，史料学派的舵手、新考据派的领袖傅斯年曾视他为同道，钱穆对傅斯年倡导和主持的地下考古发掘和甲骨文字研究也有“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的积极评价。然而，治史理论和方法的相异和不甘逐人后的强者个性，最终导致二人失和，关系有同水火。本篇通过对钱穆、傅斯治史异同和离合关系的分析，凸显“科学史学”和“人文史学”的不同发展路径，从而展现了20世纪中国史学多元并进、分途发展的变迁历程和多彩多姿的面相。

第五篇：钱穆与《先秦诸子系年》。《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撰写的一部考证诸子年代、行事的考据名作，是他早年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代表作。该书“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与生卒年代有了一个细致的考证，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脉，而且也考订了战国时代的重要史实，澄清了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奠定了战国史研究的基础，至今仍是研究先秦诸子学术和战国史的经典著作。但是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钱穆考证诸子年世主要采取了博综典籍、会通文献的方法，这种只依重传世文献材料的研究方法，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一方面表现为在考证方法上过多运用理证法，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新出土材料的忽视，因而他考证的某些结论也容易被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否定。

第六篇：钱穆与《刘向歆父子年谱》。清末民初以来，今文学派垄断学坛，刘歆伪造古文经几成定论。钱穆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即是针对这股学风而发的。该文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刘向、刘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体史事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二十八端”，凡康文曲解史实、抹杀证据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开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在近代经学史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贡献，钱穆在20世纪中国古代史学的名家地位也由此而奠定。

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

第七篇：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本篇以钱穆治清学史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考察重点，对他治清代学术史的理论、方法及其学术贡献作了具体的考察和研究。文中首先对近代学术界关于清代汉学的渊源及其与宋学的关系做了分析，梁启超的“反动说”、胡适的“消歇说”，把汉学、宋学对为两橛，主要是从反宋学着眼去谈清代学术，旨在强调清代学术的创新意义。

钱穆的清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主张，主要是从宋明理学的角度来谈清代学术，重在强调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他推崇东林学派，表彰清初诸儒之学，批评乾嘉经学考据，即主要着眼于此。

钱穆在书房伏案写作

钱穆的清学史研究不少见解很有价值，但他的观点也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这集中体现在（1）基于尊朱崇宋的立场，对戴震晚年批宋攻朱深致不满，对其思想评价偏低。（2）从纯学术的层面对晚清今文经学的批评，不免忽略了晚清今文思潮崛起的时代背景及其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贡献。（3）在书中未言及对20世纪疑古史学有重大影响的清人崔述及其著作。（4）信奉“例不载生人”的撰述原则，在书中对清末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章太炎只字不提。（5）论晚清学术时较少谈到西学的影响。

第八篇：钱穆与中国文化史研究——以《中国文化史导论》为考察中心。在钱穆一生的史学实践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论证和弘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钱穆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著述甚多，《中国文化史导论》则是他撰写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本篇主要以《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为考察重点，对该书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文化发展的地理背景、中国文化史的分期、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中西文化两类型说以及中西文化会通融合问题作了具体的探讨和分析。

钱穆晚年在素书楼的讲学风采

第九篇：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以“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为考察中心。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见解独到，提出了自秦以来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的著名论断。钱氏这一观点，学术界颇多非议，著名学者胡绳、萧公权、张君劢、徐复观、蔡尚思等人皆有激烈批评。本文认为在评价钱穆“非专制说”这一问题上，不能简单采取“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方法去加以评判，在具体研究中起码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钱穆的“非专制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他主要是针对近现代哪一派思想主张而言的？钱穆面对各方面的批评、责难，为什么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而不变初衷？依据儒家理念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台谏制、封驳制、铨选制是助长了君权，还是限制了君权？中国传统政治是否仅可用“专制黑暗”一词来加以概括？这种观点是否有将传统政治的理解简单化、片面化之嫌？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是否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有，这些合理的因素又是什么？怎样去发掘、整合，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对传统政治理解的失误又在何处？怎样去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钱穆研究传统政治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及其失误作客观的叙述和评说。

钱穆书法

第十篇：钱穆与近现代史家交往述略。本篇主要选取与钱穆治史理念大体相近的几位著名史家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张荫麟、汤用彤为研究对象，透过他们的交往及其论学的叙述，展现他们各具特色的治史风格和共同的文化理想，这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钱穆治学特征及其为学宗旨的理解，也可为全面认识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学术史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编辑：张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