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曾有一种“参照”——“四类分子”的社会改造

曾有一种“参照”

文/图   王学典       摄影   李振盛

在所有的女神当中，历史女神是最残酷的一个。说她残酷，是因为她每向前走一步，总要把一部分人抛出来作代价，总要用一部分人的苦难来换取自己的一颦一笑。

图①1965年5月12日，黑龙江省阿城县在“四清”中召开大会，宣布将“富农分子”袁凤祥（左）和“坏分子”邓国兴（右）依法判处管制。

                李振盛 摄

照片上的那一个个正低头认罪的“四类分子”，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的特产。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乡村的革命，农民的造反。这次革命在基层乡村所产生的一个最为重大的社会变动，就是乡村的“卑贱者”——农民，尤其贫苦农民、赤贫者、一无所有者——“翻身”做了主人，而原来村落社会的“高贵者”——地主、准地主、富农、稍微有点身份者、有头有脸者——成为“准奴隶”。这批人就是所谓的“四类分子”，具体地说就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动分子、坏蛋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分子。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区，“四类分子”是一顶可以把任何人都压垮的最为沉重的帽子。这顶帽子是耻辱的象征，罪人的记号，渣滓的别名。谁要不幸戴上了这顶帽子，那就意味着他（她）已成为曾实行“种姓制度”的印度社会的“贱民”阶层一样，是一个不可接触者，是一个烈性传染病人，是万恶之源。最可怕是这顶帽子还可以作为袈裟遗传，他们的孩子成为四类分子子女，也即成为“出身不好”的人。而一旦某个人“出身不好”，他也就丧失了上中学（在有些农村）的机会，“当兵” 的机会。这两种机会是当时的农村青年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仅有的两条出路。丧失了这两种机会，他们就永远以“四类分子子女”的身份做农民了，成为当时没有任何出路的人了。而当时，几乎任何一个贫下中农、中农出身的人，包括绝大多数“出身不好” 的人本身，都绝对不会下嫁给一个“出身不好” 的人的。所以，相当多“四类分子”家中的第二代男子都未娶上媳妇。在比较贫穷的村庄和山村，尤其如此——这些地方连三代贫农出身者都成群结队地成为光棍汉，遑论“四类分子”的儿子！至于“出身不好” 的女孩子则不愁嫁人，因为中国的男性多于女性。不过，出身贫下中农的男子，只要有一线可能，或稍有头脑、稍有希望者，绝不会娶“四类分子”出身的女孩子，因为他们绝不愿有一个“四类分子”的“社会关系”。当时中国社会在入党、提干、当兵等种种“重大”问题上，都极为重视人的“社会关系”，当时所理解的“社会关系”，主要就是“亲戚关系”。在入党、提干、当兵之前，都要进行一番“外调”（外出调查也），看看你本人在“社会关系”栏目内填报的是否属实。若你的“社会关系”中有“四类分子”，那你就别想好事了。所以，当时，不但“四类分子”本人被打倒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踩在脚底下不让翻身，其子女被摒除在正常人的生活之外，就是其亲属也受到连累。“祸延子孙，殃及亲戚”，这就是“四类分子”的遭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30年。

图②生产队开会斗争“四类分子”。

李振盛  摄

了解了上述背景后，再来看这些照片，大概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你看图①中的“富农分子”袁凤祥，那一脸的悲苦，那衣着的褴褛，那一副可怜巴巴的样。他低着头在想什么？在追悔？追悔自己为什么在翻天覆地的“暴风骤雨”到来前未把那些土地变卖掉！在想不通？不明白为什么拥有财富竟变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以致在财产被剥夺了十几年之后还要蒙受这样的折辱！再看图②。照片上值得注意的不是那个充满着罪感的“四类分子”，他无非是另一个袁凤祥，而是那个丝毫没有红颜温柔的女社员。她大概在为阶级仇所激动，义愤填膺，疾言厉色，在一件件数落、声讨眼前的这个“四类分子”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旁边那个背枪的小伙子也盯着这个“四类分子”，怒容满面。一看就是个根红苗正的青年。从这幅照片，你可以看出乡民们之间紧张的“阶级关系”，看出乡村社区的分裂。要知道，这是一个生产队的批斗会议，批斗双方，可能都是互相看着长大的，不是街坊邻居，就是同宗同族，近门近支。这幅照片，让人一下子想起那首在“文革”期间极为流行的歌：“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干仇万恨，千仇万恨涌上了我心头。” 虽然这幅照片所拍摄的场景是在白天。

图③在对敌斗争大会上，主席团临时休会研究对“四类分子”的处理。   

 李振盛 摄

图④每逢开会，对“四类分子”都要集中管制。

  李振盛 摄

为什么在稳定地掌握了枪杆子、印把子，并全部控制了所有稀缺社会资源后，还要把一个“四类分子” 阶层及其子女与其“社会关系”一起长久保留在“人民”的圈外呢？这使许多人不得其解。从图③上可能会找到部分答案。这幅照片的内容是：在对敌斗争大会上，主席团临时休会研究对被批斗的“四类分子”的处理。与袁凤祥们那一脸悲苦、绝望、颓丧的表情相反，这幅照片上的人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喜悦、快意、满足，给人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你看所有的人都在笑，正对着镜头的那个人笑得尤其开心，侧对着镜头坐在高处的这两个人，从他们眼角上的鱼尾纹的拉动力度上看，显然也在哈哈大笑。这是一群“翻身”的人们，掌权做主人的人们，原都是些标准的、曾经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农村无产者。只要把袁凤祥们长久保留在“人民” 圈外，这些贫下中农们便能长久感受着强烈的“翻身感”，让袁凤祥们痛苦地哭，就是为了让贫下中农们畅怀地笑。应该看到，当年那些打土豪、分田地的人们，在一度获得了土地、加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后，有相当一个多数并没有脱贫——解决温饱问题。对这些人来说，“翻身”意味着什么呢？尤其是与曾给他们的那些幸福承诺相比。总得给他们一种“参照”，让他们切切实实地意识到自己翻了身，“四类分子” 的存在就是他们已经翻身的最好参照。“翻身”除了意味着生活上过“好日子”外，更主要地意味着政治上的“当家做主”。

诚然，中国特有的“四类分子”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是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代物质承担者，打倒封建制度不能不剥夺他们。但是，也不应让他们承担以往一切地主富农所犯下的罪恶，尤其不该靠惩罚他们的一生乃至他们的子孙后代来补偿这些罪恶，而应该像怜惜病人那样怜惜他们，并进而拯救他们，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宣布上述人等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于是，这几幅照片也永远地成为了历史，并在尘封的档案里渐渐泛黄。 

■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一辑，作者王学典，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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