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长春围困战中被饿死的百姓们

文 | 张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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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 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 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 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 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 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 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猪，给他娶的媳妇。妈 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 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 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 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 “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 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 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 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老人说：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

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张淑琴：

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人和人不一样。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

宋占林：

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

老人说：

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

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

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共产党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

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那时还不大严。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

那也跑。豁出去了。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哥四个各奔它乡。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西不让过。

“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瞅著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了。咬咬牙，硬看头皮，还是闯。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著，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部在露尺地呆著，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烂著，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最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著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乾不死。有的瞅著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发，先绿後黑。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麽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

在“卡空”里熬过10天的人不多。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胡子”也没抢去。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掰点吃：这麽对付有10天，又吃两天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张淑琴：

伐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

边走边说：谁有枪、子弹、照相机，交出夹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麽的都有——那些话呀，说不得……

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那时那人都老实，怎麽摆弄怎麽是，像小猫似的。也是饿的没精神，不想说了。

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往“卡空”里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讲明白就让过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这条，不然早走了。

宋占林：

我运气也挺好。在“卡空”里呆两天，碰上个小时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伙伴，小名叫“来顺”，姓王，前街的：他当八路了在卡哨上，挎个木头匣子枪进来侦察。他问我他家人怎样了，我说全没了。他蹲那儿就哭，呜呜的。哭一阵子，我说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办哪?他抽抽嗒嗒地说有命令，你们这片不放，明天放“马车地号”的，你跟他们走。“马车地号”都是赶车拉脚的人，叫这麽个名字。若不碰上他，八成没今天了。

于连润：

我是一没熟人，二哪也不缺个剃头匠，甚麽门也没有，只有硬挺干熬。一块儿来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准备让人听个响臭块地了，发了个救命的“难民证”。这个谢天谢地呀，出去没几天又回来了——长春解放了。

出哨卡就有吃的，稀粥，面不面，楂子不楂子，一人一大碗。不能吃干的，胃受不了，有人喝光了还要，不给就抢，撑死了。

李素娥：

我有个舅舅，还有个姨姨和姨丈，都是出卡子後撑死的。

我们家也准备出去了，推车甚麽的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刚亮，爹说素娥你快起来，这枪口怎麽都对上咱们了?我一看，可不是怎麽的，我说国民党要杀人了，爹说：不对，有变。后来才知道，“60熊”起义了。

八路进城就发粮，大车呼呼朝城里运。我去扛回40斤。别看走路都打晃，再给40斤也能扛回来。饭做好了，妈还舍不得吃，我说这日子过去了，共产党来了就好了，妈捧著饭碗，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说：老天爷呀，可算活过来啦!

1987年，美国得克萨期州一所保健学院的教授，对43万2千人的死亡时刻进行数理统计，发现死亡率最高的时刻，为每天凌昊4时至7时。

对于广岛，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无疑是1945年8月6日。

对于血城四平，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7年7月14日至26日。

对于死城长春，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8年5月至10月。

一座城市，因战争而后活饿死这麽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历史如是说

当战争以铁与火与血的方式，在四平，在锦州，在辽西吼啸、扑打时，从绿春到金秋，长春150个黎明和黄昏静静悄悄。

于是，关于这场围困战的文章，几乎都写著“兵不血刃”四个字，当暂52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妻子被送进城去，接著又送去失散的孩子，阖家团圆时，草民百姓开始家破人亡，一个个婴儿被扔到街头号泣，当60军副官处长张维鹏等人的妻子儿女，被优待送出哨卡，并在沿途受到关照时，没有枪和照相机的芸芸众生伴著垒垒白骨，成群结队地跪在哨卡前，苦苦哀求放生救命。

这就是：“兵不血刃”!

孙子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10万守军，实骂“善之善者也”。可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分吗?

血肉横飞也好，兵不血刃也好，任何形式的死对於生命本身都是相同的，而同是生命的消亡，唐山大地震，南京大屠杀，长春围困战，自然界的灾难与人类的杀戮，侵略者的屠刀与骨肉同胞的相残，是一样的吗?

那住挎支木头匣子枪的围城的“来顺”，一家人不也就剩他一个了吗?

流血的政治演化成这种不流血的政治，那就是最残酷、最野蛮的战争了!

长春一些老人说：打记事起，我们这疙瘩就没得好过。“小鼻子”欺负咱，“大鼻子”糟害咱，“小鼻子”才狠呢，“大鼻子”才坏呢，好歹把这些畜牲盼走了，折腾得更厉害!外国人不把咱中国人当人，中国人怎麽也不把咱老百姓当人呢?

当年参加围城的一些老人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麽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有的老人说：那时候那人好像已经不知道甚麽叫“惊讶”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麽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没参加围城的部队，看到出来的难民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也这麽说，这麽想。

围城初期，有人在围城政工会上讲：“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

後来的回忆录，对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当然，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一些苦难，”。

有人说：活活饿死那麽多人，太“那个”了，不好说呀!

如今一个人质，会把首相、总理、总统折腾得寝食不安，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斡旋，解救。这充份显示了一个民族和人类的人道、人权、尊严、价值和文明进步的自主意识。当此稿正修改到这里时，被困在阿拉斯加海冰区的三条倒霉的灰鲸，成了人类的宠儿：世界上最大的“星系C5型”军用飞机被调往那里，一条大型破冰船为它们开出条8公里长的水道，两架“天鹤”式直升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花费达数百万美元。其实，这种从1946年起受保护的灰鲸，由于数量骤增，10年前已经允许适量捕杀了。

若说讲这些太远了，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有个镜头挺近的：当一座城市(名字记不得了)被德军包围，红军准备血战到底时，指挥员命令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了俄罗斯，你们立即出城向敌人投降!

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垒垒白骨负罪呢?

历史说：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人杀人，人吃人。为达目的，战争是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

历史说：只要是战争，平民百姓遭难就是难免的，眼睁睁活活饿死这麽多人是太“那个”了，从这种耸人听闻的残酷、野蛮行径中，正可以了解和透视中国历史和这场战争的渊源、特色。

历史说：归根结底，是谁发动了这场内战，他们为甚麽能够发动起这场内战，中国的老百姓为甚麽只能像羔羊一样束手待毙?

历史还问：如果再发生一场内战，谁敢保证中国不会出现长春第二?

辽沈战役前，战争中军民比例是二兵一夫。

辽沈战役期间，直接用于支援前线的民工达160万人，一兵二夫，锦州战事正烈，廖耀湘兵团攻占彰武，将後方补给线切断，前方粮草。弹药和被装供应不上，特别是油料短缺，汽车大部停驶，辽西和热河人民，人背马驮驼驼运，将油料送到前线，又从奈曼旗到北票，日夜抢修出一条700多里的公路，基本保证了前线供应：黑山阻击战中，民工修工事，运弹药，背伤员，送饭菜。一座不到万人小县城，出动130万个工日。

3年内战中，有多少民工倒在黑土地上?

仅一场黑山阻击战，就倒下400多人。

冬季攻势和四保临江、三下江南，雪白，血红。最刺眼的，就是一具具穿黑棉袄的遗体。

推著车，挑著担，抬著担架的人民，直接投入战争，一直走到天津城下。

送走了儿子、丈夫和父亲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们，再用扶犁握锄的粗糙的手，支援这场战争。

长春则是50万人民支援城外的10万部队——但他们不是“夫”。

他们没有枪，算不得战士，但是，被逼进死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他们，抢空投大米，发动粮食战，以人的强烈的求生欲望，“配合”城外，苦苦地进行著一场无形的封锁与围困。城里多张嘴，国民党就多一份压力。城里添具白骨，就多一颗射向国民党军心土气的子弹。洞箫，残月，家乡小调，城外四面楚歌。城内，街头风雨中号泣、倒毙的孩子，烈日下和静夜中“蓬啪”炸裂的尸体，就是炸响在国民党心头的软性原子弹。

没有长春的垒垒白骨，有这座名城的“兵不血刃”吗?

蒋介石的前妻毛福梅，是被日军飞机炸死的。

共和国的旗帜上，染着毛泽东六位亲人的血。

倒在这场内战中的无辜百姓呢?长春这座死城的饿俘和白骨呢?

他们是泰山?是鸿毛?还是像那满山遍野的小草甚麽的?

那些三代横尸炕上地下，门口街头，断了香烟的家庭。那些还未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是个甚麽模样，就被扔到街头的孩子。那些用青春换了大饼子的姑娘。那些被血一样的高梁米粥撑死的人。那些吃人肉死掉了，或是不能入党的人。被战争夹在中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草民，不才是最大的受难者和牺牲品吗?

做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人格、尊严和感情，难道不应该同样地受到珍视和尊重吗?

美国人在华盛顿修了那麽多纪念睥，其中有座“越南战争纪念碑”，冷冰冰的黑色大理石上，密密麻麻地刻著那麽多姓名。那仅仅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在那场一无所获，也与美国百姓毫无相关的战争中，倒在遥远的南亚丛林中的美国军人吗?

(美国人的噩梦是“越战”，中国人的噩梦是“文革”——早有人吵吵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不知道能不能和同时才能建起来。)我们曾在黑土地上建了那麽多纪念碑，碑文写了砸，砸了再写。

在双城，在帽儿山，在牝牛屯，在许多与“东总”有关的地方，都曾筹建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有的地基打好了，有的文物收集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快开馆了，那个最大的“文物”256号三叉戟一声响，一切都消声匿迹了。

死城的累累白骨，应该避而不谈，或是一笔带过吗?

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小太阳”，能够永远在和平的阳光下生活。一句话，为了像今天唱的那样，“让世界充满爱”，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

那碑文是现成的。

本文选自《雪白血红》

转自世纪历史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