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学术风格与贡献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由李文研究员主持, 经过当代中国研究所同仁数年的艰辛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一书终于问世了。作为同行, 一方面表示祝贺, 另一方面发表几点读后感, 供学界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从学科发展史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或称中国当代史、中国现代史) 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但在今天已成为中国史学最有潜力、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一个领域。然而, 必须承认, 在中国当代史学科研究中, 不同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 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 社会史可谓新兴学科中的一名新兵。同样, 在中国社会史学科之内, 也可作如是观。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史的复兴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 但与中国古代社会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相比, 中国当代社会史是较晚产生、当然也是最为薄弱的领域。令人欣喜的是, 近些年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中国当代社会史, 其中既有专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 也有一些从事近代史乃至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当然, 大多数研究成果仍是片段的、零散的, 贯通性的当代社会史著作极为鲜见。学术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 具体的实证研究只有与贯通的、系统的宏观研究相互结合, 才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从而形成整体史形态。如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置于以上学术脉络之中进行审视就不难定位:该书不仅是当代史学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也是为中国社会史提供的一项新成果, 甚至是为整个中国史学提供的一项新成果, 其影响力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也不限于中国社会史, 而是中国史学界。

一部教科书式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著作

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都知道, 真正系统地学习历史往往是从教科书、从贯通性著作开始的, 即先了解历史的基本线索和大概轮廓, 然后才进入专题的、具体的历史领域, 否则就可能陷入盲人摸象的琐碎之中而不能自拔。如上所言, 学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各个问题对中国当代社会史进行研究, 但与此同时, 也有必要为中国当代史尤其是中国当代社会史学习者 (包括研究者) 提供一部贯通性的教科书式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出版适逢其时, 完全可以担当这一角色和使命。该书35万字, 除了绪言、结语之外, 按照历史的时间、逻辑和实际顺序分为六章: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改造 (1949~1956) , 第二章全面探索开启后的社会建设曲折发展 (1956~1976) , 第三章拨乱反正与伟大历史性转折下的社会调整 (1976~1982) , 第四章全面改革推动下的社会巨变 (1982~1991) , 第五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的社会变革 (1992~2002) , 第六章新世纪新阶段的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 (2002~2012) 。这六章基本上涵盖和贯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中共十八大召开的社会史全貌, 内容丰富而又简明扼要, 大体上奠定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框架体系。就此而言, 不能仅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视为一部中国当代社会史专著, 还要将其看作一部社会史的教科书。其阅读对象, 也就不仅仅限于与此领域相关的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 更可惠及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一部具有独特研究视角的社会史著作

与其他史学领域相较, 社会史的基本特征是侧重自下而上的视角和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研究。这一特征源自对传统史学偏重自上而下的视角和政治、军事等研究的纠正。然而, 矫枉不可过正。即便侧重自下而上的视角和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研究, 实际上也离不开自上而下的视角和政治、军事等的影响, 因此, 中国当代史的所有领域包括社会史都应具有自上而下的视角。《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开篇第一句话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1](p.1), 明确地、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研究思路。全书每一章乃至每一节, 都是首先叙述了国家发展战略和指导思想, 然后才是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即该书所确立的社会史的基本构架, 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等。而这些社会史的具体方面, 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下而上的视角和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面相, 有的还对党中央的决策、措施产生了反作用, 体现了国家与社会间“上下互动”的关系。也正因为此, 我们不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史著作, 而是应将其视为具有独特视角和新中国时代特征的成果。

一部注重社会历史变化的著作

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所表现的剧烈变化相比, 社会史著作常给人一种“静态”的印象。尤其是一部断代社会史, 几乎都是按“块”分述, 少有分期、分阶段的叙事。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与社会史本身有关, 它的确不像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领域有强烈的时间节点和事件感, 而是往往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与社会史学者的“时间意识”和“变化意识”薄弱有关。其实, 只要强化这种意识, 就能够发现不同历史时期乃至某一历史时期之内的社会变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来, 无论政治、军事、外交还是社会, 其变化之速度、深度、广度, 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正因为此, 空前的“变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包括社会史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特征和规律”。[1](p.2)这一理解是非常准确的。全书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 将中国当代社会史分为六个时期, 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变迁的时代特色, 而且, 在不同时期几乎都能发现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等方面变迁的印记。以城乡民众日常生活的服饰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就经过了“三个转变, 即从‘穿暖’向‘穿美’转变, 从‘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转变, 从‘请裁缝做衣’到‘上商场购衣’转变”。[1](p.274)可以说, 探寻“变化”成为该书与其他时期社会史著作的显著区别和一大特色。

一部具有辩证思维的社会史著作

历史研究讲求真实、客观、中立, 但又不可能完全离开价值判断, 只是判断不可先入为主, 而应以史实为前提。历史距离现实越近,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越复杂, 受到的限制越多, 价值判断就越难。与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相比,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尤其是价值判断是最难把握的, 它不仅考验着学者的学术能力, 也挑战着学者的政治智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一书, 以遵守历史事实为根本法则, 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 即在肯定党和政府领导下取得社会发展成绩的同时也不回避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呈现出严谨的辩证思维。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错误和问题是显然的, “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波动和政治动荡, 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1](p.58)但即便如此, 该书认为此时期“仍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风气成为时代风貌和主流精神”。[1](p.58)反之,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无疑已成为共识, 但该书又指出:“中国新时期人文发展指数的提高主要由经济高速发展拉动, 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会方面的进步明显滞后, 而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严重。”[1](p.356)对于民众心态、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也敏锐地发现, 如社会心态“也存在不和谐、不积极的一面, 比较普遍的、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和心理失衡成为诱发社会矛盾的温床”。[1](p.339)互联网的应用虽然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但同时也造成“网民对电脑和手机的严重依赖”, 以及“恶意传播不良信息, 使社会思想动态更趋复杂”, [1](pp.347,349)等等。以上反思, 不仅有益于对历史社会现象的认识, 对当今社会建设的良性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学术风格与贡献, 相信还有修订再版的机会, 希望再版时作者适当增加人的因素, 尤其是凸显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能动性、主体性, 进一步揭示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反应, 尤其是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李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