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创建时期中共动员群众的基本方式
《苏区研究》2017年第6期，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
中央苏区创建时期中共动员群众的基本方式
刘一博
提要：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农村社会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切合苏区实际的动员群众的主要方式。这些方式主要有组织暴动并建立群众武装、创建工农民主的革命政权、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团体、从一般的经济斗争到分田以及在革命群众中营造阶级意识等。在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各种动员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为中国共产党所灵活运用，从而广泛地动员起苏区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组织起来的苏区群众成为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的主体性力量。
关键词：中央苏区；群众动员；基本方式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7.06.001
作者简介：刘一博，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讲师，博士。（天津300350）
群众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和建设中央苏区过程中的重要工作。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央苏区群众动员的内容、历史意义、动员模式与机制、动员与军事斗争和各项建设事业的互动以及经由动员而产生的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国内学术界研究中央苏区群众动员的重要著作有：何友良著《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张宏卿著《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钟日兴著《红旗下的乡村——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动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旭宽著《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以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徐勇《“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何斌、游海华《苏区农民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分析——以“九打吉安”为例》（《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陈任远《论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动员机制》（《求索》2012年第5期)；张宏卿《中央苏区民众革命参与的动力机制探析——不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杨会清《革命动员视角下的苏区民主政治建设》（《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钟日兴、刘魁《论中央苏区土地分配中的社会动员》（《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张宏卿、肖文燕《查田运动与中央苏区民众动员》（《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5期）；钟日兴、王亚生《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红军的革命动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钟日兴、张玉龙《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以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为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6期）。相关研究的主要学位论文有：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中共革命根据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1927-1929》（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杨会清《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动员模式研究1927-1937》（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等。此外，在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余伯流、何友良著《中国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金民卿主编的“共和国起步”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和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也都对群众动员的问题有所涉及。】列宁指出：“靠理论说服不了落后群众，他们需要的是亲身体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议会活动问题的发言》（1920年8月2日），《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的方式和内容，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前期和后期有较大的差异。在中央苏区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使群众在斗争中体验革命成果来实现有效的群众动员。本文聚焦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入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生动实践，归纳提炼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动员群众的基本方式。
一、暴动并建立群众武装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苏维埃运动，始终是和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暴动不会是群众动员的第一步。但暴动往往是群众动员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形式，没有暴动及其所锻造的武装力量的支持，其他的动员手段或成果是不足以维系的。一般地，暴动前的群众动员往往是由农协组织农民，开展一些经济斗争和宣传工作，暴动后则进入组织化系统化的动员阶段，政权的建立和土地的分配、大量群团的组织都出现在这之后。因而，暴动作为沟通两个阶段动员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也担负着把动员推向更高级的任务。要实现这种动员的升级，群众武装的组织和暴动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
暴动前，中共的策略主要是加深城乡的分化，孤立城市反动派的力量，把乡村联合起来，使国民党县政府不敢下乡收捐勒款。【《赣西南苏维埃运动的一面》（1931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及补遗部分）》，1992年内部印行，第443-444页。】如在万安，武装的农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大会，接受土地革命的宣传与党的主张，【《江西省委报告》（1928年1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1987年内部印行，第62页。】县城内的反动军队百余人不敢出城下乡，以致“万安县长曾电报政府，谓万安农民已有四分之二成了暴徒”。【《江西省委报告》（1928年1月3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92页。】在于都，桥头暴动时，虽然桥头乡间的一切权力都已被农会掌握，农民随时都可以起来暴动，但是当地同志自忖还是难以战胜宗族武装，他们意识到借助外来武装，那不是个永久之法，只有建立自己的地方武装，才能长期与当地的反动势力斗争。【丘倜：《于都农民暴动始末记》，《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211-212页。】在宁都，1928年初，中共宁都特支到永村、横江秘密筹建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并依托它们秘密发动农民开展经济斗争，拒交拖交税捐和田租。这些斗争使当地农民的革命觉悟和热情不断高涨，奠定了举行武装暴动的良好群众基础。6月初，农民暴动队扣押抢征催粮的国民党县政府催粮员，占领乡公所和粮食办事处，开仓放粮，焚烧公文和粮册。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暴动的目的和意义，处决了两名民愤极大的恶吏。几乎同时，永丰区委领导赤田、君埠、铁炉等村农民的武装暴动，公开组建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并在宁都特支的领导下粉碎了永丰、宁都、兴国三县靖卫团的围攻。9月，黄陂的农民也举行武装暴动，将两户大地主的粮食没收并分给贫苦农民。【中共宁都县委史志办编：《宁都人民革命史》，2003年内部版，第12-14页。】在福建，永定县溪南各乡普遍建立了党、团支部和农协的组织，发展了四五千农协会员，还在党组织较好的乡村组建了半武装性质的“铁血团”。1928年3月，借永定县政府袭击中共溪南县委之际，以各村铁血团为基础发展为几千人武装组织举行暴动，参与暴动的农民“个个兴高采烈，豪迈乐观”。【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中共中央认为，农民武装是从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民众的暴动才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的来源。暴动为工农群众武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在东固、赣东北等苏区建立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印证。在中共的话语中，“民众武装暴动”本身就是一种动员。民众“在暴动中他们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解决了急要解决的问题”。【《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如在暴动前的万安，群众对共产党漠不关心，暴动后，党的主张就能普遍传达到群众中去，党的地位大大提高。【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1988年内部印行，第283页。】兴国、于都、宁都、寻乌、安远等县暴动后“农民和乡村手工业工人贫民群众，由封仓平粜、抗租抗债抗税的斗争转变到响应红军进攻靖匪白军，攻城攻靖卫团根据地，打土豪，分会谷，分地主的谷子，没收分配反动资本家的财产，实行赤色戒严，组织赤卫队，组织工会、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等等”。【《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88年内部印行，第144页。】中共中央曾指出，农村中的革命势力在暴动中可以得到新的聚集和训练，促进农民夺取武装和政权的决心，使农民从根本上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意识得到强化，同时使党内对于土地革命的认识更加明确和统一。【《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页。】从这个认识上看，暴动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单纯的军事意义，暴动将带来农民思想上的变革，从而使他们实现向革命者的转变。福建省委也认为，暴动即使失败了，只要唤起了民众就是胜利。【《中共福建省委致永定函》（1928年1月24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1928年）》上，1983年内部印行，第93页。】在赣西南，在“打到吉安去消灭赣西南一切反动势力”的口号下，群众“都摩拳擦掌的，准备武装干粮”，“竟天几有十万武装工农群众，向吉安城进攻”。【江虞：《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1930年6月28日-7月2日），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页。】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武装暴动普遍建立起农民协会，广泛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唤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中共在血的教训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工农革命武装的重要性。赣南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如于都桥头第15、16纵，安远第19纵，寻乌第21纵等。1929年1月，桥头、兴国等地武装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4团，与东固的第2团并称两大地方武装。因有地方武装存在，“从桥头到东固约200里左右尽系赤色区域”。【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67页。】随着赣西苏维埃的建立，农民相继组织了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另以区乡为单位组建快枪队、土炮队、土枪队、给养队、交通队、侦探队、救护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并进行日常的操练。
二、建立工农民主的革命政权
政权的争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显著特点。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央就曾指出，夺取政权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且给它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并明确“所谓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18页。】8月3日，中央又提出以农会行使政权，实行暴动，同时号召包括土匪、会党等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和小商人等组织革命委员会，行使县政权职能。【《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1页。】随后，《江西全省秋收暴动煽动大纲》中提出，暴动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农民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夺取政权，建立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政权”，通过农民协会行使乡村政权，并通过政权实行没收土地等任务；【《江西全省秋收暴动煽动大纲》（1927年8月），《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8-19页。】江西省委的秋暴计划也指出秋暴的意义在于“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1927年9月），《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28页。】到11月，中央的暴动政策已经与建立苏维埃联系起来，指出组织临时革命委员会来指挥暴动，在暴动之后要立刻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出当地的革命政权，在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时，便可建立苏维埃政权为革命的政权机关。【《中央通告第15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192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36页。】时任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在1927年底的文章中也先后指出，“中国的工农兵士民众自己起来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的中国”，【《十月革命万岁》（1927年11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苏维埃“是最群众的最适宜于指导暴动发展革命的政权形式”。【《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1927年12月14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161页。】
枪杆子里出政权。很多时候，武装暴动成为农村政权建设的先导。这些政权的形式大抵经历了由农民协会到革命委员会到苏维埃的基本发展过程。在中央苏区的主要地域，除了东固苏区采取了不公开的政权而由农民协会代行政权职能之外，其他地区几乎都在暴动胜利或由正规红军驱逐了反动势力之后建设了公开的政权。如赣县田村暴动胜利后，马上成立了临时革命政权和赤卫队武装。潭口暴动占领城镇后也立即建立了红色政权，名为“南康潭口工农革命委员会”。【罗贵波：《潭口武装暴动回忆片段》，《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81页。】
革命政权的建立对于动员群众、鼓舞他们参加革命是很有意义的。1928年恽代英和李立三曾联名撰文谈及政权建设中的相关政策。他们认为下层苏维埃能够先建立起来，是很有利的，所以只要能够将一乡的敌人势力驱逐消灭，便要即刻为那一乡建立乡苏维埃，这样才能巩固暴动胜利的成果和坚实在群众中的根基。即便仍然在敌人统治之下，组织苏维埃也是有可能的，“我们越能够扩大苏维埃的组织，便可以越有力量号召群众暴动，而且越可以保证暴动的获得胜利”。【《苏维埃的建立》（1928年2月），《恽代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67页。】从动员的视角看，早期的红色政权尽管大多在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面前不幸夭折，但在政权建立和短期执政期间，为群众谋利益，甚至还开展经济建设，开办消费合作社等，无疑更好地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这些红色政权所依靠的群众武装力量也在斗争中得到了相当的锻炼，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如毛泽东在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时，就指导颁布了30条临时政纲，反映了中共基本的政治纲领。1929年3月，兴国在暴动胜利后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年底“恢复到县城办公，全县群众更为兴奋，在政权恢复的第三日动员了整连整营的赤卫队五六万名和广大群众到县城作庆祝恢复政权之盛大运动”。【《赣西南苏维埃运动的一面》（1931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及补遗部分）》，第443-444页。】溪南暴动后从暴动农民中挑选一部分组成一个营，建立闽西最早的红军部队，同时集中全力领导各乡群众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的斗争，从乡到区逐级建起苏维埃政府。1928年7月，闽西特委曾调集杭、永、岩三县武装进攻龙岩县城，受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积极影响，附近农民纷纷以原始的武器参战攻城，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也在战略上配合了溪南苏区的土地革命。【蒋伯英、郭若平：《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1929年11月，赣西苏维埃府成立后，“农村各处，布遍了苏维埃的政纲布告，宣言，传单和标语。这个省苏维埃已成了一切斗争的指导者”。【《赤光普照赣西南》（1930年4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江西党史资料》第7辑，1987年内部印行，第71-72页。】
三、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团体
中央苏区创建时期一系列的武装暴动，广泛深入宣传了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从而扩大革命影响，唤起群众的革命欲望，曾经被破坏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得以恢复并日益成为群众动员的主要工具。农民协会既是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载体，又一般地扮演了初期革命政权的角色，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才相继改为革委会和苏维埃。这一过程中，有效的动员还有赖于各种群众团体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农村的中共，主要依靠党员通过各种旧式的社会关系来组织并动员农民，这虽然便利了最初与农民的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动员工作的秘密和安全，但其弊端在于，革命也往往受限于这些旧式的乡村社会关系。当中共未能打破乡村社会旧的格局时，动员效果就十分有限。中共对农民的动员，就是要塑造超越旧式农民起义参加者的新型革命者，这种新型革命者的塑造将决定动员的成效和可持续性。固然，在这种既是塑造同时也是动员的过程中离不开对革命愿景的描绘与指引，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打破动员最初阶段所依赖的旧的社会格局和深入的动员过程结合起来。这就是重构农民的组织形式，使农民在新的组织形式下组织起来，形成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革命动力，将分散的农民组织成为革命主体力量。
苏区新的社会组织是各种群众团体，主要有工会、贫农团、赤少队、合作社、反帝拥苏同盟等，一个社会成员往往可以依据职业、性别或年龄成为不同群团的成员。苏区的群团异常普遍和活跃。长汀的工人在中共的宣传和领导下起来斗争，1930年夏秋已成立了8个工会，约有会员1700余人，还组织了3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武装。【《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1930年7月8日-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92页。】赣西南“市镇和县城工会都是普遍的建起了”，雇农工会“现在普遍在西南都建立了”。【《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49、227页。】普遍的群众团体的建立为大多数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渠道和舞台，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在相当程度上产生了寻求组织归属的意愿，他们在群团中也获得了许多不曾有过的体验，从而视组织起来为一种荣耀。群众“只要参加了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常常对其他革命群众说：我们都是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群众知道做了共产党是光荣的”。【《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综合报告》（1931年10月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156页。】当年的“红小鬼”彭富九同志回忆，昔日趾高气扬、随意欺辱穷人孩子的地主子女不允许加入儿童团，只能“灰溜溜的，站在远处羡慕地看我们练队列、排节目”。【高永中主编：《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苏区的妇女也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各级苏维埃为妇女设立了单独的领导机关，领导妇女组织起来参加革命。如永新的妇女“大多数均能参加作战，与男子同样的，其余如富田安福的一部分均能参加武装斗争，不过很少数，因小足多，至于送信带路侦探，步哨在西南只要是强壮的妇女，均能作这一类的工作”。【《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51页。】苏区社会的群团组织，将分散、孤立的个人结合成为整体。它既是苏区社会建制的实体部分，又是苏区社会广大群众的活动形式。【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在中央苏区创建时期，群众团体发挥了重要的动员和组织功能，为群众参与革命提供了最广阔的平台和渠道。
四、从经济斗争到分田
即便是在贫困的生活中充满着对土地的渴望，农民对革命也并不具有天然的热情。在酝酿暴动的时期，为动员更多农民参与革命，给予他们实际的利益——不管这个利益是大是小，甚至是不是能够长远——无疑是最有力的动员策略之一。在暴动开始和革命政权建立之前，日常经济斗争成为动员农民并走向暴动最普遍的方式。这种斗争不一定是激烈的，如张鼎丞在溪南就曾发动合法的要求豁免婚丧祭屠宰捐的斗争，利用旧历年关，通过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做深入动员，联合开明绅士，扩大斗争基础，最终取得胜利，并在“斗争中团结教育了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党的威信提高，与群众更密切，且组织发展了斗争积极的分子，增长到七百多人，农协由四五千发展到七千”。【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13页。】
当然，更多的斗争还是针对地主的分浮财和“五抗”等。特别是当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保护土地分配成果时，农民也不敢贸然响应共产党分配土地的号召。分财物的群众大会是中共公开的群众动员与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五抗”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动员的一种方法。杜修经曾报告湘赣边分田时，就有农民因担心土豪报复，主张合耕而不是分配。相比分田，反而是散发财物、废除债务等更为群众所接受，既能使群众得到实际物质利益，又可以启发群众的斗争情绪，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湖南省委认为打击豪绅可以壮大农民的胆子，振奋革命意志。赣东北也提出，党必须抓紧每个经济斗争的事件，加紧领导群众斗争，使之转为政治斗争、武装斗争。用游击队的武装力量积极帮助群众分谷、平债分田和捕杀豪绅地主。【《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青黄不接斗争的决议》（1932年4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1页。】1928年4月的《江西工作大纲》批评过去的农村工作“忽视从日常生活小的事实中，发动小的斗争，以逐渐求斗争之扩大和提高”，主张“用减租、减息，强借、强粜，发动农民的斗争，从这许多斗争中很快的转变到抗租、抗债、分谷，以达到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上去”。【《江西工作大纲》（1928年4月30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54页。】在闽西，1928年初，溪南党组织讨论布置“借粮运动”，到三四月间，进一步领导群众“分粮吃大户”，发挥党和农协作用，领导群众斗争，使群众产生可以在中共领导下依靠自身力量获得胜利的认识。【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15页。】7月，闽西特委向福建省委报告，太平里在秋收之际提出的抗租口号，得到大多数农民热烈的同情，又适逢军阀陈国辉摊派公路捐，在抗租抗捐的动员下，“在暴动之初，全里能发动的群众，以现在估计，总在千数以上，武装有二百余”。【《向省委的报告（滨字五号）——关于永定龙岩上杭斗争情形》（1928年7月2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1984年内部印行，第73页。】
在一般的经济斗争中动员群众举行暴动获得胜利并建立革命政权后，基本就转入土地分配斗争以开展继续的动员。中共中央在1928年1月致信湖南省委指出：“领导一切抗税抗租等等斗争，发展这种斗争到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央致湖南省委信》（1928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4页。】江西省委指出，不拘于地域大小，“以斗争来发动斗争，扩大斗争，以实行建立苏维埃，没收土地来扩大深入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江西工作大纲》（1928年4月30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54-155页。】在中央苏区的分田斗争中，“‘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1930年2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页。】在是根据劳动力标准还是人口标准来分配土地的争论中，赣西南1930年的报告指出：“目前阶段中，是争取群众的时候，不是发展生产的时候，假如失掉了群众，纵然发展生产也是空的”，因而中央苏区普遍采取了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的办法。在井冈山以来的实践中，从没收一切土地到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从没收的土地归苏维埃到确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始终是围绕动员群众的需要来开展土地斗争的，因为当“争取了群众，建立了政权，那时要发展生产是很容易的”。【《赣西南的报告》（1930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2，1988年内部印行，第189页。】
分田的过程就是一次动员，这和开群众大会分浮财在动员中的意义并无二致。必须要使用群众的方式开展土地分配，将土地分配和群众动员融合成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在闽西，首先制定出分配土地的具体但通俗简明的章程，在各级政府或农会张贴，其次根据当地的社会阶级成分，决定合于群众需要的没收与分配方法，然后在群众中对土地政纲与分田章程作普遍的宣传并召开群众大会表决通过，“使群众认识没收土地是自己的事，才能激发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决心”；最后乘群众热情高涨时使群众得到土地。【定龙：《闽西的土地革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2页。】这基本上是当时分配土地的模板程序。
分田对群众动员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在井冈山，中共湘赣边界一大后广泛开展的分田运动“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实现了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和重组。在斗争中得到实际利益的广大贫苦农民，成为边界苏维埃政权的忠实拥护者”。【于化民：《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85页。】赣西南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22个县的土地分配任务，并使农村的斗争又深入一层了。【江虞：《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1930年6月28日-7月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18页。】1929年，东固、桥头、兴国都进行了土地分配等工作，在这样的斗争中，群众得到平谷价，分配土豪谷财物的利益，并且夺得土豪枪械，赶跑了靖卫团，成立了赤卫队。即便是白军占领了城市，“业已有了数百里的赤色群众”自觉与白军斗争，使得白军无法深入乡村动摇土地革命成果。“这个状况是闽西东江赣南以至湘赣边最相同的。”【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68页。】二七会议后，赣西南群众在土地分配胜利的影响下“自动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夺取田地，他们是有组织有力量的”，【《赣西南的报告》（1930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2，第182页。】配合红军在兴国古龙岗和于都桥头战胜白军，并上演了“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壮丽活剧。土地分配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组织起来的农民成为革命政权坚实的群众基础。
五、阶级意识的营造
“革命伊始，共产党人必须用农民最迫切及具体的利益，而不是崇高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农民。”【张宏卿：《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不过，仅凭利益的驱动是不能使动员获得可持续性的。农民会由于获得了初始的小利而拥护革命，但同样也会因为得到了利益，加之对可能的反动派报复的恐惧而放弃继续革命。有的农民认为减租废债就是革命成功了，有的产生了等待革命成功再来安做苏维埃老百姓的思想。在赣东北的弋横地区，暴动之后平债免租，农民生活好起来，就不再想革命了。而且，有的农民因为大革命前后国民党的作为，对共产党也不太信任，吉水就有农民认为“共产党也还是一样的宣传，将来得到政权还是与国民党一样的”。【《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37页。】这些是农民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当时党的文献中屡屡提及的“农民意识”，大抵指的就是这些。农民普遍没有文化，不识字的比例很高，对于那些“开口共产主义，闭口阶级斗争，一句反对资本主义，二句主张马克思主义”【《湖南省委宣传部讨论大纲第二号》（1927年12月3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1984年内部印行，第426-427页。】一则根本不懂，而且也不感兴趣。中共在农村的群众动员，实际面临着将农民塑造成革命者的任务，如果仅仅以利动，而没有意识形态的跟进，这种动员必然是不能持 64 42753 64 27487 0 0 4034 0 0:00:10 0:00:06 0:00:04 6057的。为使农民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仅仅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翻版，中共通过阶级意识的营造，给予了农民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促使他们萌生阶级觉悟，进而塑造革命的理想，把革命当作自己的事业。这种状态正是群众动员期望达到的效果。
革命群众阶级意识的塑造，一方面靠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是在实际斗争中区分的自然结果。中共从农民日常生活的苦痛和对地主豪绅的仇怨出发，将阶级的话语潜移默化融入斗争的实践中。在永定溪南，中共从群众最易接受又关心的事情做起。秀溪和卓坑源两村因土地官司，到县里花了几千块钱也没有解决。溪南的党反复做工作，使群众了解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否则贪官污吏就会从农民的分歧中坐收渔利，最终化解了这场争执。“以前县老爷解决不了的，共产党解决了”，【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10页。】不仅提高了党在乡村中的威望，也使群众明白了浅显的阶级区分。同时在乡村的各项斗争中都以阶级为区分，从分配田地、组建群众团体到苏维埃选举，都显示出阶级力量，树立群众对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的信仰，使群众在斗争中认识并倍加珍惜自己的阶级成分，对工农民主有了真实的体验。苏维埃的“每个代表都是对于选举他的下级有组织的群众负责。只有苏维埃才是真正的工农兵贫民自己掌握政权的制度”。【《苏维埃的建立》（1928年2月），《恽代英全集》第9卷，第64页。】此外，一些具有阶级区分性质的标志物的破坏，也充分地动员了群众。还是在永定，城墙是统治势力的藩篱，是城乡界限的标记，故而群众对城墙仇恨入骨。在红四军攻入永定县城后，中共便动员群众拆毁了城墙，“各乡打城群众自早晨八时起便各路迤逦而来，绕城工作，有如蝼蚁，夕阳西下又鱼贯而归”。【《中共闽西特委报告——闽西暴动及政权、武装、群众组织情况》（1929年11月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56页。】
宣传教育在营造阶级意识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中央苏区通过布告、标语和群众集会等形式，来揭露不合理的旧制度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号召群众起来反抗。革命标语和口号是非常有效的动员工具，它们形式简单、意思明确又朗朗上口，群众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既是一种识字的手段，更强化了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意志。除了标语口号之外，中央苏区普遍举办平民夜校，通过贫苦农民在豪绅地主和官僚军阀的剥削压迫下的切身感受，来发动群众进行诉苦和谁养活谁的讨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激发革命意识，教育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反抗才能翻身做主人。随着苏维埃运动的深入，赣西南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训练班，以及特委苏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学校都有统一的课本，“都是一些革命的名词理论等材料，有些与过去安源的工人读本相仿，每逢纪念节的文明新剧，革命小调，都普遍的有”。【《赣西南刘士奇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55页。】在宣传教育中，影响最广泛的无疑是普遍且经常召开的群众大会。如二七会议后的共同前委在部署动员攻打吉安时，除了召开干部会议外，还要求以区为单位召集群众大会，通过大会来使群众“完全明了我们要做什么”。【《前委赣西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第1号——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1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1930年“红五月”攻打吉安时，赣西南特委召开了各种纪念日大会，庆祝全国苏代会、赤卫队检阅大会等。【《赣西南刘士奇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47-348页。】 “九打吉安”前，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紧急通知扩大攻吉宣传，成千上万的农民积极参加包括演说、话剧、提灯游行等形式多样的群众大会。
另一方面，白军和地主对革命群众“施以种种虐待，动辄不对即杀、即烧，或杀其全家，或烧其全村，或纵横几里的烧杀”，【《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24页。】赣南西河地区牺牲了三四千群众、四五百共产党员，苏区由二百多里周围缩小到四五十里周围。在严酷的烧杀下，“白区的群众亦深刻的认识军阀豪绅地主靖卫团压迫群众剥削群众扰害农村，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有更深一步的信仰了”。【《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第一号）》（1931年6月1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87页。】 “九打吉安”中，群众“总牺牲了将近一万，没有那一个有怨恨，打死了自己收埋，被白匪烧了的房子，亦有很多，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赣西南刘士奇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51页。】敌人的烧杀从反面加深了群众的阶级意识，坚定了其参与革命的信心。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通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动员创建了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在生动的实践中积累了开展群众动员的经验与教训。领导群众参与苏维埃运动的革命斗争是群众动员的第一手段，同时群众动员本身又是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苏区创建时期，各种群众动员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经常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所灵活运用。随着苏维埃运动的深入开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群众动员也向着更加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苏区群众成为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的主体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