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点击蓝字，关注学忍堂史学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摘要：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学；新史学；“整理国故”运动；梁启超

中国古代史学和中国近代史学是两种不一样的史学形态，新旧史学的转换，既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也应该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转折点。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何时?已有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有的将鸦片战争开始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还有许多以20世纪为时段阐述中国史学的史学史论著，则自然将近代中国史学从20世纪初开始说起。然而究竟为何将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始定于某个时段?新旧史学转换的起因、过程是怎样的?怎样看待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史学向中国近代史学过渡?这些问题仍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民国时期，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顾颉刚等的《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等论著，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做了较为全面且颇具见识的阐述。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逐渐展开，白寿彝的《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1983年)、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1996年)、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1986年)、吴泽主编的两卷本《中国近代史学史》 (1989年)、胡逢祥和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991年)、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1994年)、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996年) 等论著，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开始阶段的重要论著。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均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本文所讨论的主题并给予本文极大启发。笔者不揣冒昧，再就上述问题谈些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不一定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

按照以往的观点，在多种中国史学史论著中，大多将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始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相同步，即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 (现在也有新的中国近代史开始的分期观点，这里暂且不论)，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已经认识到，一门学术史的分期不一定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期完全一致。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固然更多地是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直接反映， 然而学术思想本身具备的引领、总结、反思的特质，其对于所处时代的反映往往会超前或滞后。因此，作为一门学术史的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并不一定必须要同步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也不宜简单同步于某种社会思潮或文化思潮的潮起潮落。回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始，已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不与社会变动完全同步，如果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社会进入近代的标志，这还不能说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始。”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史学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史学的延续。如延续乾嘉时期的元史、蒙古史 34 46340 34 16163 0 0 4287 0 0:00:10 0:00:03 0:00:07 4287史书撰述和考证的魏源《元史新编》、洪钧《元史译文补证》、屠寄《蒙兀儿史记》等，另外如编年撰述前朝史的夏燮《明通鉴》，纪事本末体撰述前代历史的李铭汉《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以及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 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著述有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等。更多的研究成果是属乾嘉考据范畴的对史料史籍的考证、整理、辑佚等， 如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合校水经注》，李文田《元朝秘史注》，沈曾植《元秘史补注》，汤球的辑佚之作等。顾颉刚将晚清史学状况总结为：“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继续前此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 加以补作或改作，对历代正史的表志，更用心地加以补充或修订。”这是符合当时的史学发展情况的。

流行的中国史学史教科书和中国史学史论著将鸦片战争后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始的主要依据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学术研究领域受到时局影响相应有了一些变化，在史学方面具体表现在：因边疆受到列强的蚕食而引发的边疆危机，出现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因“开眼看世界”，使中国人开始涉足于外国史地研究领域；因不断出现的社会危机，当代史撰述受到重视。这些变化可以表明中国史学已经走出传统史学模式而具有近代意义了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即如上述几个所谓变化而言，对外国史地尚处于编译各种材料做介绍的层面，能够有王韬、黄遵宪那样具有海外经历并撰述有外国历史著述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不具普遍性；关注当代史的撰述，其“方略”之书属朝廷宣扬其“文治武功”的官方撰述，对鸦片战争的记述是为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使然。即使是被认为与欧洲的东方学、日本的东洋学有一定关系的晚清西北史地之学，无论是在嘉庆中期以祁韵士、徐松等为代表的酝酿阶段，还是在道光、咸丰年间以张穆、何秋涛等为代表的形成阶段，其出发点在于面对西北边疆危机而重拾传统史学经世致用主旨治史地之学，难言与西学有任何关联，总体上仍属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范畴。上述诸多变化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王国维总结清代学术的特点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光、咸丰时期时跨鸦片战争前后，尽管王国维概括其时之学术为“新”，不过他的解释是：“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 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道咸以降”之学术虽受到时代影响而“涂辙稍变”，然而无论在史学意识和史学方法上，其总体表现仍是“承乾嘉专门之学”，即使“逆睹世变”而具有“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新意，此种新意也仍然是相近于“国初诸老经世之志”，并不具有近代意义之历史学的内涵。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也认为：晚清史学“还有三种新的趋势，就是金石学的考索，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经今文学的复兴”。对这些“新趋势”，著者解释说，“金石学的考索”要么是“继承宋人的余绪”，要么是“乾嘉汉学的支流”；元史研究是“继承前此的成绩”，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既是受到“元史研究的影响”，也是缘于“西北边事的紧急”；经今文学的复兴则“是乾嘉汉学迷信汉人的一大反动”。作者指出当时学界三种新趋势，几乎全是传统史学的“余绪”“支流”，少有近代史学的学术因素。

总之，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中国史学的变化程度与影响力度，总体上并不超出乾嘉史学及以往中国古代史学的其他时代。晚清史学的变化或囿于传统史学的范畴，或是在时代影响下史学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后者又更多地表现为史学是被动地受到现实影响所致，我们不能无视或否定这些新特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之前所具有的某些趋势性量变的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传统史学主体并无根本性变化，难言具有近代史学意义的转变。上述几种变化既未能真正触动人们对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地位的基本认知，也没有对当时史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产生过多的直接影响。之所以人们在较长时期内将近代史学的开端同步于近代历史的开始，与既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近代史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及过分重视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的惯性思维有直接关系。如果将鸦片战争后的一些史学变化看作中国近代史学开始的标志，理由尚不充分，中国近代史学恐并非开始于19世纪中后期。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在近十几年来不断深入，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史学的研究成果显著，许多问题逐渐明晰起来，而明确中国近代史学应开始于何时，对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而言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二、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早有前辈学者从多个方面指出了梁启超首倡“新史学”的创新意义。周予同从经史转换和接受进化论的角度看待梁启超及“新史学”。他说：“直接受康有为经今文学的启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开始脱离经学羁绊的是梁启超。”“梁氏虽由经师弟子转变而为新史学家，但他的史学思想显然地受了今文学的刺激而接收进化论的史观。”“梁氏由经今文学而接受进化论，由进化论而使中国史学发生转变，梁氏在现代史学史上确已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金毓黼强调20世纪初期史学新旧转换和中西史学结合的特征：“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革新期’”，“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本期学者，如章太炎先生，论史之旨，已异于前期，而梁启超氏，更以新史学相号召，而王国维氏，尤尽瘁于文字器物以考证古史，其他以西哲之史学，灌输于吾国者，亦大有人在，其势若不可遏，有中西合流之势，物穷则变，理有固然，名以‘革新’，未为不当”。齐思和则突出了“新史学”的批判意识，他认为：“第一位积极介绍西洋史学，并呼吁改造中国史学的是梁启超先生”，梁启超的《新史学》“对我国传统的史学作猛烈的抨击”，“这是新史学的第一声号角，这是对传统史学最严厉的批判”。经史转换、接受西学、提倡进化论、弃旧趋新、批判旧史学， 这些“新史学”的特点很早就已经被注意到，然而在“新史学”观念提出后中国史学已经走过的一个多世纪历程的今天，已经可以证明，近代中国史学的诸多发展趋向多含有“新史学”的直接或潜在影响，这里仍有必要从“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性意义的角度再做考察。

一般来说，从学科意义上形成一个新的史学发展阶段，其标志应该是史学自身包括历史观、研究理念、研究视角、课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观念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的， 还是史学自身内部诸学术器官的触动与蜕变。个人认为，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史叙论》的开篇即表明了“近世史家”与“前者史家”的区别，其基本立意就是以“近世史家”的眼光对历史学做新的规划与建设，明确了作为“近世史家”的自觉意识。梁启超在其《三十自述》(1902年)中称：“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中国史叙论》撰写起因，是梁启超要以“近世史家”的眼光写出一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的新式中国通史。从《中国史叙论》中可以推测，此即他计划撰写的这部《中国通史》的“叙论”部分。梁启超撰写中国通史进展缓慢，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旧史学无法达到“近世史家”著史“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的要求，“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之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麟残甲，大不易易”。旧史学无法满足梁启超等人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发挥史学功能的期许。次年，梁启超署名“新史氏”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在文中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在此前后，他还撰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1年)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 、《中国专制体进化史》(1902年) 等文，集中反映了建立中国“新史学”的迫切愿望。

事实上，救亡图强的现实目的是梁启超由今文经学而接受进化论提出“新史学”的基本意图，撰写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的直接起因，将近代“国家”“民族”等观念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编撰中所必须对旧史学进行的各种变革措施，则使中国史学真正开始具备了近代特征。梁启超引用德国学者伯伦知理 (Bluntchli Johann Caspar) 的《国家论》的观点认为：“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 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须知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尚没有如此之“国家”意识，如陈独秀曾回忆说，庚子年 (1900年) 八国联军打败中国，“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的出呢……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力。”论及国家则必然联系到民族，梁启超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更强调民族国家其实是分有多种类型的，多民族的国家就是其中一种，“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其弊虽多，其利亦不少”。“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用近代“国家”“民族”观念审视传统史学，梁启超等人发现，旧史学不仅全无“国家”视角下的世界意识、发挥不了救亡图强的现实功能，就是传统史学中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撰述形式都与近代史学格格不入。不首先解决这些问题，撰写新式中国通史甚至也无从下笔。《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大部分篇幅讨论的是撰写近代“国家”意义下的中国通史中的历史观和史书体例，是传统史学付之阙如的近代史学的一系列新的学术规范。

“新史学”讨论、规范了传统史学范畴内所不曾涉及的在史书体例、研究内容等方面一系列问题，引发中国通史 (教科书) 的编纂实践，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理念 (世界视野)、历史观 (进化论)和研究方法，初步形成了人们对历史学科的近代认知。《中国史叙论》依次论述的内容包括：“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的研究范围应包括“中国史与世界史”和“中国史与泰东史”两个方面，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与亚洲、中国与世界的范围，一改传统史学以中国为主的格局)、“中国史之命名”(不可以朝代命名， “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污我国民，不可也”，“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即“地势”(“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即“人种”(“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撰述中国历史所应使用的“纪年”(“定以孔子生年为纪”)、史前时代(“中国有史以前，即经绝远之年代”)、历史发展的阶段划分(“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新史学》是《中国史叙论》的“升级版”，除属意抨击旧史学和阐述“公理公例”外，又一次论及“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和“纪年”问题。《新史学》还有“论正统”和“论书法”两部分，前者是以民权学说和今文经学三统说批判传统史学中正统之争的弊端， 后者则是依据群学说和“春秋之义”抨击旧史学重任情褒贬而忽视了“民族全体”。在近代语境下集中讨论如何处理这些具体问题，梁启超是第一位，“新史学”是首先做到的。上述梁启超讨论的“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等问题，无不融入了20世纪以来至今中国历史研究的各个层面。经过自20世纪初直到今天的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史学中的“世界史”概念无论从研究视野还是在学科分类、研究建置、研究人员、教学体系诸方面均已成研究与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二字已为各种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研究成果中的当然命名，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不仅早已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专门之学而且其在中国史学中的重要性愈显突出，对史前时代的考察引发的“疑古”论争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都成为近代中国史学区别于古代史学的明显特征，历史阶段划分与运用历史理论对中国历史的宏观阐释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核心议题。诸如此类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元素，“新史学”是首先予以集中提出并讨论的。

《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分别有“史之界说”和“史学之界说”，学术研究必先定义研究对象的概念、规定其范畴、明确其意义的做法，也是近代式的。“史之界说”表述了中国“无史”的观点，论述了如何变传统史学的“无史”为近代史学的“有史”。王汎森说：“中国过去究竟‘有史’还是‘无史’，梁启超的文章像是开动了一个机括，提醒人们思考‘什么是历史’这一个根本的问题。”“史学之界说”则根据社会进化学说提出了他对“历史”所下的定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新史学”贯彻进化论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已经被很多学者注意到，“公理公例”说在当时也更多地承载的是救亡图强的现实意图并且后来也被梁启超自己所怀疑和摒弃，但是专门论证并回答这样一个抽象的史学理论问题，反映了“新史学”阶段所开启的“什么是历史”“怎样解释历史”的思维模式，初步具有了近代历史学的学科意识。中国史学从此或主动或被动地与西方历史理论、观念、学说、话语体系碰撞、结合、融通，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主线之一。

“新史学”还提出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治史，结合多学科 (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 运用于史学研究中，这其中所蕴涵的近代学科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主张，都具有明显的近代史学特征。

还应当看到，“新史学”思潮前后，中国史学在其他方面的各种变化继续充实着中国近代史学的整体内容。在历史教育教学方面，1901年，清朝政府谕令改科举、废八股，科举考试中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史学的内容。次年，清政府颁行《钦定大学堂章程》，史学作为应修课程被列入其中。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新学制下的历史教育做出规定。到了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则》，历史学被分为“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和“西洋史学类”，并列出了具体的历史课程科目。这期间，为适应各级学校历史教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这些举措与“新史学”思潮一同推进了近代史学的学科化进程，并且随着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不断发展继续得以系统和完善。

毋庸置疑，“新史学”的另一个特征是刻意强化史学的现实功能，把史学作为救亡图强的工具，是史学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产物。《新史学》开篇即言：“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梁启超直言史学要为救亡图强的现实有所担当：“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正是因为传统史学无法胜任这样的现实功能，才有“史界革命”的呼吁和“近世史家”建立“新史学”的举措，而否定传统史学一时成为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和学术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有识之士”的一致主张。1902年邓实在《史学通论》中说：“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汪荣宝指出：“其所谓历史者，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之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幼穉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是与今日世界之学术思潮立于正反对之位置者也。”刘师培认为“所存之史，则并其所谓一家一姓之事者，亦且文过饰非，隐恶扬善，而逢君之恶”。不论是政治上的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也无论是经学上的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批判旧史学、接受社会进化论、建立“新史学”，很大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政见和学术之分而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同。他们对“新史学”的倡议、宣传、讨论、著述，尽管因各种原因存在着观点上的歧义，在“新史学”总的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

与19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若干新趋向主要是被动地受到时代影响所致不同，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表现为史学是主动地迎接时代潮流，而“新史学”之“新”，除了其现实诉求之外，还始终不离通史撰述的学术实践，即使在当时，“新史学”也涌现出多种贯穿着“新史学”理念的历史撰述成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之外，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1900年)、陈黻宸《独史》(1902年) 讨论了中国通史的撰写计划，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1906年)、曾鲲化的《中国历史》(1903年) 等著述都可视为是“新史学”思潮的产物。最具代表性的是夏曾佑在1904—1906年撰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旨在“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以上古史、中古史分期考察社会的发展演变而不以某朝某代为标准，重视历史发展的总体变化，关注多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诸如此类的撰史旨趣均为“新史学”思潮所提倡，被誉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阐释近代意义的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 是中国史学从古代转化为近代的必要环节， 邓实的《史学通论》(1902年)、马叙伦的《史学总论》(1902年)、汪荣宝的《史学概论》(1902年)、陈黻宸的《读史总论》(1904年)、陆绍明的《史学稗论》 (1905)、曹佐熙的《史学通论》(1910年)等，都属于这类著述，其中很多内容抄译于日本，对人们了解近代历史学学科属性起到了普及和宣传的作用。

这些论著从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新的历史撰述意识。中国近代史学的步履，开始于“新史学”思潮。

三、“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变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成为中国史学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拐点”。“新史学”的潜在影响一直持续于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史学中，但是“新史学”思潮本身掀起的否定旧史学、全面接受进化论的“飓风”在表面上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在几年后便归于沉寂。激烈抨击并完全否定传统史学，是“新史学”现实诉求的最直接反映，也是“新史学”最明显的“短板”。1905年严复的评价颇有代表性：“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也。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此有所反思：“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对于传统学术文化，他也改变了看法，“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然而以现实左右史学、以学术结合于政治，“‘新史学’开此先例，长期影响近代以来的史学”。“新史学”把政治与学术完全结合在一起，既给中国近代史学打下深深的烙印，也凸显其在现代学术独立意识方面的严重缺失，而真正具备学术独立、将各种现实的或功利性的等非学术因素与史学脱离开来的“学科化”认知，亦为近代史学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看到，很快就有人开始强调学术的独立性。1905年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近代中国史学的学术独立、史学求真的理念在“新史学”之后渐趋明显，尤其为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等人所重视，因提倡“科学”而以史学求真为鹄的的新旧史料考证、对中国古史体系的怀疑、“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念等，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的重要理念和研究方法。不过“新史学”联系现实政治的经世特征仍然契合于20世纪后救亡图强、社会革命的现实主题。“中国近现代史学政治化背后一个可能的原因，跟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全神贯注于民族生存、从而失去对中国启蒙运动的原有热情有关。”社会史大论战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唯物史观史学兴起于中国史坛的过程，都可以看到“新史学”思潮的潜在影响。李红岩说：“‘新史学’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清扫了道路，作了逻辑的、思想的以及学术资料上的准备。”中国近现代史学在学术与现实的张力之间踯躅前行。

“新史学”思潮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序幕，它也留下了许多尚需继续探索的问题，就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方向而言，“新史学”思潮之后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是：第一， “新史学”思潮激烈抨击旧史学的做法很快受到包括梁启超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学人的否定，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应该如何认识与对待传统史学，应该怎样实现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学术转变?第二，“新史学”思潮提出了建立中国新的历史学的号召和初步规划，在具体的研究层面，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应该是怎样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20世纪初对“国粹”“国故”“国学”的讨论，其核心问题就是面对“西学”大潮涌入的局面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1902年12月30日，黄节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首次强调“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邓实、黄节等人于1905年初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国学保存会简章》称其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人为代表，形成了所谓晚清国粹派。国粹派对中国固有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突围”的讨论，是近代知识界首次集中考察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尝试，况且，“清末学人虽然以‘国学’(或‘国粹’)与西方学术系统做鲜明的对比，却并没有抗拒‘西学’的意思。相反，他们基本上承认‘西学’的价值，兼肯定‘西学’有助于‘国学’研究”。国粹派提出“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方案，已经含有推动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意图。今天看来，其中颇具可操作性的努力，是将中国传统学问体系引向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分类意识。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中分述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等16种学科在中国古代形成发展的大致情形，间或论及相关学科的中西发展差异，“这明明是要将中国原有的‘四部’系统转化为西方学术分类”。然而，对国学的过分保守和依恋情结，仍难掩其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缺乏自信的矛盾心态，局限于“古学复兴”的努力和经学的学术藩篱，加之其排满革命的政治诉求，都使国粹派的多数人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落伍。同时，“国粹”一词的使用率已经大大降低，代之以“国故”一词的使用。胡适曾说：“‘国故’二字为章太炎先生创出来的，比国粹、国华……等名词要好得多，因为它没有含得有褒贬的意义。”《国故论衡》1910年由国学讲习会出版，很快风行一时，此后“国故”一词逐渐流行起来。

新文化运动引发“整理国故”运动的起因，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内的两本杂志——《新潮》和《国故》关于“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的争论。由于有着“新文化运动”和“科学”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的背景，有着新一代青年学子(毛子水、傅斯年等)和受到过西方学术训练留洋归来的胡适等人的积极参与，对“国故”的讨论较之以往“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学术的态度是“整理”，而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这与“新史学”思潮形成了鲜明对照。

经过对国学、国故的深入讨论，“整理国故”逐渐发展成为有广泛影响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国粹”及其与守旧、保守相关的因素被排斥，认为国学在西学的冲击下行将消亡的悲观论调被指责， 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观点也未被认同，将“国故”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或可以担当复兴中华文化“大业”的盲目情绪同样被否定，人们更愿意把“国故”或“国学”限定在学术研究范围内，将“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联系起来，即如胡适所说的，将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主要方法。由胡适执笔，代表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人集体意见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阐明“整理国故”的目标：“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胡适在这里虽然讲的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但是他却提出了“中国文化史”的概念，他所说的“文化史”包括有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学范畴，实际上包含了对传统学术分类的摒弃，代之以要求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即“文化史”来统整“国学”，换言之，“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研究的范畴与内容做了新的界定，希求以各种现代意义的专史研究充实于历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通过“整理国故”逐渐用现代学术体系来取代“国故”，构建中国史学的新体系。

实际情况是，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学堂的出现及新式历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已经迫使旧式学问系统在“体制”上失去其生存空间，而《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毋宁说是从观念上论证并宣告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取代旧式学问系统的一份“宣言”。在“五四”时期及以后的史学发展中，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领域均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学术分类体系。“国故”一词的使用愈来愈少。一些高校相继建立的“国学院”也基本上是有“国学”之名而行新式研究之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样的招牌显然更加名实相符。胡适提出的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等，渐成新的史学体系中的研究领域。近现代中国史学怎样继承传统史学是一个需要长久研究和思考的大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整理国故”运动就能够得到完美解决，胡适提出的“文化史”系统及各种专史分类也需要在实际研究中逐渐完善。但是，经过“新史学”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否定、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实际上是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最重要收获，也是“新史学”后对传统史学的更为理性的处理方式，中国近代史学在“新史学”之后的这次变化也勾勒出中国史学“学科化”的新面貌。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诠释了中西史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顾颉刚提出的疑古学说是史学“求真”和“斩除思想上的荆棘”的产物，由此引发的古史论战则是新旧史学观念在史学功能上不同认知的交锋；梁启超欧游归来后以中国传统史学为资源撰写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论著，标志着他对传统史学的重新认识以及融汇中外史学的尝试；“南高派”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念则反映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又一种态度。“五四”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成为“新史学”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关于第二个问题，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当然就是西方史学包括早期介绍自日本的西方史学。道咸年间的西北边疆史地之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应该是中国史学最早呼应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的研究领域。“我国‘西北與地之学’的兴盛为东西学术沟通与西方‘东方学’的扩展提供了对话平台。”被王国维高度评价的沈曾植，“与东西方汉学家内藤湖南、藤田丰八、伯希和等相交往，对该领域的前沿渐有所把握，以致很早就产生了欲在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中‘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并‘参证吾国史书’，以研究成果‘贡诸世界’愿望， 并为此搜罗了不少俄、日文书籍”。非汉文史料、历史比较语言学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同一时期，甲骨卜辞等新史料进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中。1910年至1911年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前编》刊行。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出版。1915年罗振玉撰成《殷虚书契考释》。在此前后，王国维不仅推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1917年)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在新的研究语境下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二重证据法”。因史料匮乏而长期无解的商周历史豁然被打开了研究局面， 晚清以来渐为显学的西北史地研究因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使用和域外文献的参证而更现生机。王国维等人所开创的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路径，受到几乎众口一词的肯定。

“新史料”成为20世纪前二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关键词”，甲骨卜辞与汉晋木简、敦煌写卷、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被称为四大新发现的史料。1925年7月，王国维为清华学校暑期补习学校做了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介绍了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五项新发现的史料及研究情况。这篇演讲稿先刊载于同年出版的《清华周刊》第350期上，不久在《学衡》杂志第45期再次发表，1926年的《科学》杂志第11卷第6期“中国科学史料专号”上又一次发表了这篇文章，可见新史料在当时学术界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沉睡千百年的“新史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扎堆儿般地被发现，并非仅仅是“机缘巧合”，具有新的史料观念是决定了那些在以往不一定被重视的史料变为被极端重视的史料的主观原因，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和日本的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盗掠敦煌文物、汉晋木简的行为是刺激中国学者关注这些史料的客观原因。1909年夏，伯希和“复至京师，得识直隶总督端方，相与研讨考古问题，且与罗振玉、王国维诸先生商榷敦煌写本之研究计划”。沈曾植、叶昌炽、缪荃孙、陈垣、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均先后与伯氏有过交往。桑兵认为：“通过伯氏，他们不仅获悉敦煌秘籍的存佚消息，开始设法收集和保存有关文献，发轫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预此国际化学术领域之胜流，而且得以直接与西方主流汉学家接触，相互砥砺。”新史料还充当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媒介，让中国史家更直观地了解了西方的汉学研究以及西方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而由此激发中国学者提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志向，实际上更加明确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路向。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新史学”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很快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迥异于传统史学的中国史学“新潮流”。

中国近代史学经过“新史学”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终于从“中国古代史学”走向了“中国近代史学”。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史学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史学成就，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甚至磨难。时至今日，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的特点和关系究竟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在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中是如何体现的，应当怎样评价中国近代史学对中国历史的各种解释，应当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学所受西方史学的强势影响，未来中国史学的出路在哪里等，仍然是影响中国史学发展走向的重要问题。

媒体编辑：房晓月

信息采集：郭玉春

文字编辑：郭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