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应大力加强工业文明史研究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李 玉
   

众所周知，工业是社会生产的一种高级形式，改变了世界的特质与面貌。关于工业化重要意义的论述早已连篇累牍，但关于工业生产的实现条件及其与商业的关系问题，则没有一成不变的定论，需要因时制宜，应势调节。工业化固然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促进，但实体性的工业生产无疑是各类非生产性经营的基础，因为工业生产的对象是客观商品，这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也是商品背后各类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基础。

对于中国而言，工业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更加明显，一则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历史表明，因为科技与工业落后，导致被动挨打，经历了一系列的屈辱，使民族发展困难重重，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二则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物质供应与经济保障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加强工业文明建设无疑是确保这一基础性民生工程的重要环节。

工业文明具有多种构成要素，内涵极为丰富，但企业家与工匠的核心地位至关重要。企业家是现代社会开拓型创业与科学化经营的先锋人物，而工匠则是现代企业先进的生产工艺与制度规章的操作者，是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者。企业家素质与工匠素质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发展层次与前景。以企业家与工匠为核心的企业人文精神与以现代工艺与设备为载体的企业技术文化，共同构筑了现代工业文明的主体，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易言之，工业文明包括设备与产品等物质层面，也包括技术与人文等文化层面，其中在生产工艺、技术流程、产品加工过程中积累和传承下来的人文关怀、奋斗精神与工作态度等尤为宝贵。相对于工业生产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而言，这种精神财富的价值更不容低估。这种工匠精神和工匠文化不仅能够提高工业生产的精准度与有效性，而且可以激发工业发明与工艺创新。正因如此，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相关研究也在各地陆续展开。而这一研究在江苏具有更为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江苏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与工匠文化建设较为领先的地区。南通、无锡、常州、苏州、南京均是中国近代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

以张謇、盛宣怀、刘国钧、荣德生、荣宗敬、薛南溟、薛寿萱等为代表的苏籍企业家（第一代“苏商”），依托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优越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从轻纺、面粉工业开始，逐步向其他行业拓展，在实体经济建设中，创造了各自的辉煌。从状元实业家张謇，到被誉为“商业教父”的盛宣怀，再到“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氏兄弟、“丝业大王”薛氏父子，更到“纺织巨子”刘国钧，第一代苏商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取得了令时人和后人惊叹的创业成就。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就曾这样评价刘国钧创办的大成纺织公司：“大成这样八年增加八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常州纺织史料》第11辑，第48页）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同企业家们履险克难、坚忍不拔的创业意志密不可分，更凝结着他们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名著《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指出，“社会创新远比蒸汽机车头或电报更重要。而且观察学校、大学、文官制度、银行以及劳资关系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社会创新远比建造火车头或电报更难实现。”（海南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20-21页）企业家创新对于社会创新的意义不言而喻，企业家创新的结果不仅可以引领和推动社会创新，而且能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而企业家创新无疑是企业创新的突出体现，企业创新则是企业家创新的基础，企业家创新只有落实到企业创新，才能发挥更大效应。近代企业创新，内容丰富，涉及企业内外，既有物质成果，更有文化成果，足供后人深入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研究方面，各类著述早已不少，但大多为“企业经济史”或“经济企业史”，有关企业家的成果，也主要围绕经营业绩展开。由此导致既往的企业史与企业家研究所采取的主要是一种经济史思路，未能较为全面和立体地展现近代企业的丰富内涵。从经济史角度切入，关注的主要是一些静态的结果，不易展示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动态过程，更不易呈现企业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对于局域文化或行业文化的生产、维护与更新。企业文化涵盖技术、工艺、管理层面，从厂区建筑到厂容厂貌，从技术标准到流水作业，从规章到设备，从车间班组到员工宿舍，从师傅到徒弟，从男工到女工，从一线工人到管理干部，凡是企业运行中对于生产及管理发生影响的各种物质及精神因素，均包括在内。这些无疑是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言之，企业不仅仅是物质的生产者，更是文化的园地，无论物质还是文化，都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工业文明的直接体现。工业文明特有的空间构筑及表演程式，造就了一系列与农商文明、商业文明条件下不同的工业伦理。从产品文化、服饰文化、行为文化，到价值判断、审美标准与目标认同，均有明显的行业特色。以企业为单位、以行业为版块的工业文明模式，对于工人或员工产生了巨大型塑与陶冶作用。只有从工业文明的维度展开，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描绘企业的平常与非常，还原企业的正确处境，分析员工的生活与精神，才能将企业史研究“还给企业”。

当然，走进企业，关注企业下层史，并不是忽视企业家的作用与影响。企业家无疑是企业史的主角，这是因为企业家不仅能够调动员工的能力，而且决定着企业的战略方向与发展规划，是企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主导者与引领者。举凡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脱颖而出者，莫不是企业家创新引导企业创新的结果。

加强以企业史为中心的近代工业文明、企业家精神与工匠文化研究，可以发掘不少历史咨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时空条件造成的经济结构日益虚拟化的条件下，如何激发企业家的生产热情与创新动力，不仅关乎强固实体经济主体地位的问题，而且对于提升民生质量，促进有序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以张謇、刘国钧、荣氏兄弟等为代表的近代企业家们的实干创业、实体创业历程及其成败利钝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而且，中国近代企业家留下的大量工业遗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服务功能，可以展示民族工业发展道路，普及全民工业化基础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进民众对于党和政府有关工业政策的深刻领会。除此之外，这些宝贵的工业遗迹还具有不可低估的投资价值，不仅可以带来文化效应，更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应。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不仅要“保护一批工业遗产，抢救濒危工业文化资源”，而且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工业遗产保护领域，合理开发利用工业遗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利用老旧厂房、设备等依法建设工业博物馆”；同时，大力发展工业旅游，“鼓励各地利用工业博物馆、工业遗址、产业园区及现代工厂等资源，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业旅游产品”，“促进工业旅游与传统观光旅游、工业科普教育相结合”。这些意见对于中国近代工业遗产的开发与利用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