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思想无边界 追问不停止
思想无边界 追问不停止
——记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汪晖
记者｜周襄楠
导言
研究工作什么时候可以做完？“我没有觉得自己能够做的完，从来没有。”汪晖说，“我的研究工作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就像在长长的隧道里寻求光。学者做学术工作总希望尽善尽美，但跨越边界也意味着即便付出极大的努力，也难以把研究做到极致。但，好处是展开出很多新问题，一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解决它们，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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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近照
在1977级复试结果公布后重新填报志愿时，18岁的汪晖趁父母不在家，将表格上的理科改为文科。
“这是‘世界历史’瓦解的时刻，也是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时刻。”2013年10月20日，意大利威尼斯，汪晖在卢卡·帕西奥利奖颁奖仪式上作题为《公理、时势与越界的知识》的演讲，以这句话为结语。
2018年2月，德国洪堡基金会发布消息，宣布把安内莉泽·迈尔奖授予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
汪晖为获得这两项国际奖项的首位中国学者。
汪晖在卢卡·帕西奥利奖颁奖仪式上。
“获奖说明部分研究工作获得承认，我当然高兴，但获不获奖不是评价学术工作的唯一标准。”汪晖说，随即他补充道：“当然，承认本身是有意义的。西方学术界过去不大关心中国学者，或者只把中国学者的工作看作是资料收集，而不考虑中国学者如何解释自己的历史、怎么看待现在、怎么解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是一件好事。”
坐在对面的他，身着藏青色中式对襟开衫，鬓角泛白，声音平和，目光深邃而淡然。
从“鲁迅”到《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做一名清醒的思考者
汪晖少年时的家坐落在瘦西湖边，是一个由竹篱笆围起、由红瓦灰墙的平房构成的“村落”——扬州师院既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学问的起点。扬州师院有着重视地方民间传统、崇尚自由的学术氛围。汪晖的母亲正是师院教师，在此氛围中，汪晖很小就具备了一种少有的独立与清醒。1977年恢复高考，父母强烈建议报考理科，他最终还是改填了文科。
上大学之前，汪晖在罐头工厂当过绞肉工、在纺织工厂当过打包工，在无线电元件厂当过装配工。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大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念博士，汪晖都是班上年龄最年轻的一员。
汪晖的学术道路始于对鲁迅的研究，扬州师院的章石承先生、中国社科院唐弢先生都对他给予了悉心指导。尽管后来没再专门从事鲁迅研究，但鲁迅一直是他思考中国的重要源泉。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汪晖转向了思想史研究，并与同仁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7年，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发思想领域的巨大争论——这篇文章普遍被视为当代中国思想讨论的一个重要事件。1996-2007年，应邀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努力推动学术思想和这一时代众多问题的讨论。
在长期的研究思考中，汪晖逐渐对学界主导的话语体系产生了质疑，并敏锐地感觉到，西方现代主义话语，如建立在“帝国-民族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科学-科学主义”等范畴或框架下的范式，难以直接平移至对中国的研究之中。他从历史研究出发，对相关理论范式本身展开质询并着力构建独树一帜的话语系统。
2004年，汇聚他15年研究心血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评价：“在对作为整体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根本性反思的背景下，它对美国（和日本）中国研究界的一些主导性假设提出了彻底的反思。考虑到他的框架及其议题和所研究文献的广泛性，我们可以说，它是至今为止对美国中国研究界的最为全面的批评性反思。给予汪晖反思以力量和深度的是对作为整体的现代西方文明的主导性叙述——而不仅仅是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界的叙述——的质疑。”
从第一稿交给三联书店的1996年，到2004年四卷出版，八年时间，汪晖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做了大量修改和补充，体现了他“在不预设前提的情况下做研究”的方式，打破既有理论体系和叙事框架，一针一线、一砖一瓦，每一步都举步维艰，但是每一步都有清晰的足印。
在写作过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图景与背后的勾连在他视野中浮现。但二十世纪距离太近，研究者既是这一时代的产儿，又是其观察者，对这一时代的事件、人物和文本的阐释总会引发争议，不独中国如此，放眼全球皆为是。对此，汪晖说：“我一直不满意迄今为止各种对于20世纪的中国解释，但真正要做到自成体系的理论体系很难。我写了大量的专论，针对不同的环节做出解释，也引起很多争论，所以我现在想把这方面的思想沉淀下来，写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论述，但是总体上仍然不完善。”
“确认自己不只是一个心理行为，而且是一个社会行为。重建新的意识结构是和重建新的社会结构同步的。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重新确认自己不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种集体命运。”在1995年写成的《汪晖自选集·自序》中，汪晖提到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原动力。
2018年新学期开始，3月1日，汪晖应邀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史学前沿”做首场演讲，也将论题聚焦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他陈述自己的学术工作在贯穿各种事件、人物和文本阐释的背后，就是如何将二十世纪中国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思想总是在对话中形成的，思想的对象不是僵死的客观性，而是具有能动性和内在视野的对话者。所谓将20世纪建构为思想的对象，首先意味着将20世纪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即不再只是作为当代价值观的注释和附庸，而是通过对象的解放，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事实上，“对象的解放”也是贯穿《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方法论之一。
2016年12月20日晚，汪晖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演讲
汪晖的学术志趣，既包括历史研究，也有历史社会学分析和哲学方面的建构，还涉及民族、区域和宗教领域，无法用既有学科清晰界定。但是一以贯之的脉络就是：怎么理解中国，怎么理解现代，并由此出发理解世界。
汪晖认为，对于学者而言，学科训练是十分必要的，但知识又是不分领域的，学科的边界是人为造出来的，在问题导向中的学习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不断穿越这些边界。作为研究者，最重要的是开放性，要“打破这个幻觉，打开这个空间”，既能在自己成长的领域有专门的造诣，又不能在单一领域中固步自封，要敢于质疑和敢于追问，不断追求新的挑战和问题，并勇敢迈出打破既有框架和体系的步伐。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持续的学习、训练、对话和作为驱动力的旺盛好奇心。
从柏林到清华：努力营造群贤毕至的学术氛围
2000年，正处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修改增补的关键时刻，处于沉默和思考中的汪晖来到柏林高等研究院。作为受邀从事访问研究的中国学者，汪晖见到了来到世界各地众多领域的顶尖学者，并参与其学术讨论之中。在午餐交谈、在林荫小道散步、在充溢着咖啡香气的闲聊中，跨学科、跨文化、跨区域的交流对话无处不在，畅游学术海洋中，新能量新思想的迸发水到渠成。
恰在柏林期间，清华邀请汪晖加盟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现人文学院与社科学院的前身）。回国后不久，2002年，汪晖正式入职清华，并领衔筹建人文与社科高等研究所。先是在学院内建立高等研究中心，最终于2009年成立校级高等研究所，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成功创造了一个跨学科、跨文化、跨区域的研究平台。
2018年1月21日，校长邱勇授予汪晖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证书。
“一所大学有些部分可以是有形的，但是大学的灵魂是无形的，因为真正的创新是来源于‘你不知道这个创新点在哪里’的创新，最伟大的研究都是从你不知道它在哪里的那个地方开始。我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形成一个氛围，创造一种条件，通过一批很有水平的学者的碰撞和交流，能够让这种未知的创新慢慢浮现出来。对于大学而言，这样的高等研究机构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或柏林高等研究院相比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让年轻的学生们在求学生涯之初，就能与最具学术创造力的心灵交流和碰撞。”汪晖这样表述初衷。
在高等研究所的邀访名单上，可以看到一大批国内外顶尖学者的名字。其中不乏世界著名政治学家、东南亚地区研究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印度“庶民研究”代表性人物查特吉（Pathar Chatterjee），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日本著名思想家柄谷行人、著名文学批评家小森阳一……
仅2017年秋季，高等研究所就邀请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批判法学奠基人罗伯特·昂格尔，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朝鲜半岛史和朝鲜战争史权威布鲁斯·柯明斯(Bruce Cumings)，剑桥大学蒙古学专家宝力格教授等世界知名学者前来演讲、上课并与清华师生交流。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政治学家和中国学家迈克尔·杜顿（Michael Dutton）教授在高研所担任讲座教授期间，同时给人文学院和美术学院开设了两门研究生课程，并与美院同学一起策划展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亚洲研究专家慕唯仁(Viren Murthy)副教授积极参与博士和博士后围绕19-20世纪帝国与帝国主义问题的读书会，让参与读书会的同学获益良多……
也是在这个学期，汪晖同时为新雅书院主持开设“政经哲研讨课”，布鲁斯·柯明斯教授等十余位世界知名学者以独到的论题和观点冲击了同学们既有的视野和认知。汪晖除了让学生直接与这些重要学者对话之外，也引导他们寻找和发现隐含在学者们论题背后的共同关切，帮助他们梳理一些共同话题间的不同分析，以及相互观点的重叠与对立。从学生的汇报讨论和课程论文看，这些讨论打开了学生眼界，起了帮助他们寻找真实的、前沿性问题的作用。
新雅书院院长甘阳说：“本科生能直接聆听大师演讲并与他们对话，这种条件在全世界的大学里面都是很少见的。”
此外，汪晖常让博士生近距离接触顶尖学者。
2012年，在柄谷行人来访清华时，汪晖让自己的日本籍博士生仓重拓担任翻译，仓重拓由此进入柄谷行人的研究工作，列席聆听相关学术对话，与柄谷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当好社会的学生
2017年上半年，汪晖应邀前往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隔离了各种行政事务，生活变得单纯起来。“除了教课，就是重新当起了学生”。他的办公室位于东亚图书馆的楼上，距离寓所仅需步行十分钟，但是每每都亮灯到半夜十二点以后。
“每隔一段时期有一个远离日常环境的阶段，对于反思研究状态、进入新的课题很重要。在外做研究时，因为摆脱了日常琐事，有点像重回学生状态，身体会累，但思想和感觉又变得年轻了。”汪晖说。
2013年1月31日下午，在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位于汉堡的家中，汪晖与施密特展开过一次有关中国与世界的长谈。
各种访学经历，给汪晖创造了一种别样的语境。他思考和研究的核心一直是“中国”，但在拉丁美洲、非洲、欧洲、北美，在不同环境中查阅不同文献，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以别样的语境和角度去看待同样的问题，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此他说：“等于对自己的知识范畴提出了挑战，要换一个角度，你就必须花很多力气去学习未知知识，每次都有一个求知的过程。我也得益于很多遇到的人，有的是直接‘遇到’，有的是通过书本‘遇见’。”
打破学院与社会的高墙，执意去贴近“草根”，寻找基层最真实的部分，是汪晖学术研究的另外一面。
1990年，汪晖在陕西商洛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段生活并不长，但对他思想影响长远。汪晖发现，商洛农村情况跟北京学者讨论的问题完全是两回事。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伴随着他的问题意识的变化和《读书》杂志推动的思想讨论，他先后介入了环保问题、国企改制等问题，做了相关个案调查，并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密切合作，力图推动有关问题的讨论。
2017年暑期，汪晖应邀参加在巴西和玻利维亚举办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联合会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并发表讲演。在玻利维亚期间，就像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去当地中资公司了解情况一样，汪晖到中铁集团分公司考察，和员工们交谈了一整天。他说：“非洲、拉美国家非常关注中国，如何解释中国在这些地区的角色，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汪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区域。他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一书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也被翻译为英文、日文、意大利文、韩文等，参与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讨论。为深入理解中国的民族、宗教和民族区域问题，他从2010年起，几乎每年都去一次新疆，与当地学者交流，力图接近这些区域不同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当代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民族区域问题是其中之一，中国新的国际角色是另一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探寻求解之道，另一方面又要从现实和历史的正反两面中提炼出理论性的、反思性的分析，以回应和对话国际和国内的各种解说与批评。”
一位学者为何要如此频繁地深入中国和世界的最真实部分？他说：“保持与社会实践的关联，是保持学者思想活跃的方式。否则思想就会慢慢僵化，而本人还不自知。”
五湖四海：找到做老师的感觉
汪晖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微信群，群的名字是汪晖给起的，叫“五湖四海”。他的学生确实也符合这个称谓：有来自意大利、韩国的女生，有来自美国、日本和非洲的男生，有维吾尔族、回族、满族的兄弟姐妹。如此多元化的构成，就是想给学生创造一个“知道自己永远存在不知道的知识”的环境。
满族博士生王诗扬说：“汪老师鼓励我们要了解彼此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打开知识壁垒，强调看到表面不同的问题下共同的宏观背景。”在她眼中，汪晖很强调英语之外的语言学习，鼓励正在从事有关满族民族问题研究的王诗扬学习满语。
汪晖鼓励学生阐述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争论，鼓励突破原有的叙事框架有自己新见解。他上的几乎都是讨论课，在“文本与意识形态”“现代中国思想专题”“鲁迅与现代中国思想”等课程中，每学期都会展开新内容，例如晚清思想的文本阅读、辛亥革命的历史解释、宗教与世俗化问题、现代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中的上古史，等等。在课前他会要求同学们进行相关文献阅读，在课堂上做分析和讲演，提出自己的观点。等大家讨论完，他会概述大家的观点，并进行补充分析。
意大利籍博士生戈雅说：“每次上他的课，都会持续三个小时，有时会从晚上七点上到十点，但我从没有感到累。”
令学生们心怀感激的是，汪晖对每一位同学独立思考的尊重。师从汪晖多年、现为高等研究所博士后的袁先欣说，在指导博士生时，汪老师不会直接说学生某个观点是对的还是错的，他会说出他的观点与学生交流。而且，他会在指导过程中尽量保持学生研究的独立性，尊重学生的自我选择。刚开始可能会对他的这种方式不适应，但经历了研究阶段之后会发现，自己对于学术的判断力和研究能力都大大提升了。
但弟子遍及“五湖四海”的汪晖，除了在国外做研究期间需要查找某些文献之外，通常不找学生做他的研究助手。他一直说，人文学术研究其实是一种“手工”作业，每一步都需要自己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他笑陈自己的这种研究方式是“手艺活”。
“来清华之前，我在社科院工作，不需要教书。来清华十六年，我渐渐找到一点做老师的感觉了。在研究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想法，但这些想法未必有精力做，这种研究性的状态非常利于育人，通过教书过程可以把这些问题意识传达出来，帮助优秀学生迸发出自己的创造力。”
研究工作什么时候可以做完？“我没有觉得自己能够做的完，从来没有。”汪晖说，“我的研究工作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就像在长长的隧道里寻求光。学者做学术工作总希望尽善尽美，但跨越边界也意味着即便付出极大的努力，也难以把研究做到极致。但，好处是展开出很多新问题，一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解决它们，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了。”
转自经略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