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释革微信公号。
中国国民党统治大陆二十余年，且不论是否算得上“全面执政”，但由此带来的“党治”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这种党治模式的合道性来源于“革命”。正如汪精卫在1924年所言，中国非“革命”不可，而革命又非“党”不可，只有中国国民党“足以当之”。而胡汉民认为，无论是党从事的“破坏”还是“建设”工作，都要充满革命精神，“失了革命性，接着一定要失去领导地位”。在国民党领袖的眼界中，党治的理想状态是兼具“革命”和执政两面，抑或是保持革命性的执政。除了执行层面上的问题，党治的意思是否如此简单确定，在当时就是一个不小疑问。陈之迈算得是“当代人治当代史”，他发现国民党虽然有了十余年的党治经验，但一般人“对于‘党治’在中国尚相当模糊”。这种模糊的感觉，不仅在党外，也同时在党内存在。党治不仅涉及“党”与“政”之间关系，也关乎“革命”在党治框架下的定位问题。
虽然“革命”主题在近一二十年里逐渐淡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中心，但特定言说或行为层面中“革命”的意涵尚待详审。从195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中国现代史（或革命史）对于1927年之后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研究，最明确的定调就是“反革命”。而台湾地区的研究恰相反，大都标榜国民党及国民党在大陆政治时期的唯一革命性和正确性。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热情转向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突破此前“为何失去大陆”的讨论，对国民党的性质、派系问题和执政能力有新的认识。尤其是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与《毁灭的种子》两本著作，提出国民党革命精神消褪的命题，其论述框架的影响延续至今。近期，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史研究渐成显学，新著层出不穷，关于国民党内部结构的探讨愈益深入。总体来看，目前相关研究大都集中于制度和群体层面。本文尝试通过“党人”王子壮的个人记录，探索国民党内部对党治、训政（执政）、革命和派系等问题的思虑所在，或与当下研究者的一些观点有所不同，希望能为国民党史和民国政治史研究增添一个内部视角。
清末光绪二十六年（1901），王子壮生于山东济南，祖籍浙江山阴，少年时入济南德文学馆，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专攻法律，并受五四新思潮影响。1923年王子壮学成返回山东，任法政学堂教师，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从1924年起，王子壮在山东从事党务活动，任省党部执委会常委兼青年部长，主持民众运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子壮随丁惟汾至南京，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5年冬，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次年又任铨叙部政务次长。1939年，辞中央党部秘书职。1948年8月，王子壮在南京逝世。他年少时即奉父命写日记，此后时断时续，从1935年至1946年7月保存有完整日记。1999年，王子壮留存日记由其家人捐赠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由该所影印出版，计10大册。
通阅《王子壮日记》，尤其是1935年之后的部分，可以清晰感受到，此中虽有“作圣”的意味，但其中记录的各种事件内容和自我观念的表达都有相当率性的成分，至少在当时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昔人有言：“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知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及易”。王子壮在国民党高层的“局外”，但由于其执掌事务接近“党国大佬”，所议之事有一些还属“高层秘辛”，故他既是国民党高层政治的观察者，又是局内人，且无明显的党内派系归属，游走于局内外之间，知人论世或有真切所在。《王子壮日记》是研究国民党史的新史料，除少数学者进行较深入的运用之外，尚鲜专题性解读。本文从《王子壮日记》出发，关注其自身的视野和心态，以讨论大陆时期国民党执政经验中的“革命”纠结。
一、国民党的“党治”与“革命性”的消褪
1948年夏，国共内战攻守易势，双方在东北战场即将面临战略摊牌，国民党败象渐露。此时，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张治中以《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为题，上呈蒋氏一通长篇谏言书，痛陈失败之原因。张治中指出，“自本党执政迄今，二十年来实犯两种最严重之错误”，即“本党不革命”和“本党不实行三民主义”。他以为，这两大造因从国民党完成北伐而取得政权后即埋下。
张治中所思，大半是“党国”政权面临危机关头所出，不过在更为“纯正”的党人看来，张氏长期以来未必在党内有多么革命，或者说被归于党内黄埔系的他，在别派人眼中不一定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革命形象。王奇生认为，在1920年代，均以“革命”为诉求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派），互相均指责对方为“反革命”。不仅党际之间如此，国民党内的“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丝毫不逊色。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革命”成为神主牌，此后党内的左右分化和人事矛盾，惯用的斗争方法之一就是指责对手是“反革命”，不管实际政治效应如何，至少能在意识形态上占些优势。从北伐后期至1930年代初，国民党内派系矛盾尖锐，因而出现许多党内“反革命”，他们反动的程度丝毫不比国民党的政敌弱。
自从北伐军席卷长江以南，倏忽又是宁汉分裂，“革命”和“反革命”满天飞，这给北方不谙就里的人带来了极大的疑惑。1927年5月5日，天津《大公报》曾发表一篇题为《反革命》的社评，分析宁汉对立时期的政局，发现两边本出同系，“向来同一主张”，但是“同是革命，所遇之人，主张不同，我之所谓革命，即彼之所谓反革命；同是一种革命，所遇之人，主张忽变，是彼前之所谓革命，又即彼今之所谓反革命”。
可以说，国民党的党治模式，不仅带来“革命”的指向，更带来“革命”的含混性和工具性。正是那种不确定性，使很多国民党人感觉到执政现实和革命理想的重大差距。以王子壮的个人经历论，1927年初因张宗昌在山东血腥镇压国民党势力，他只得南下找组织。到上海时正值宁汉公开分裂，他“进退维孤”，原本想去武汉，但“因共党猖獗而作罢”，而去南京也只是因为在沪无事可做，由丁惟汾招徕而入南京中央党部。时丁惟汾主持中常会工作，王子壮始担任秘书处秘书。
未赴武汉，是王子壮不太认同武汉政府的“容共”政策。但去南京服务，并非他觉得宁方有多么“革命”。他甫入南京，就有一段“精神痛苦”：原本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革命之风气所以高涨，舍生奋斗以与反革命之军阀、帝国主义”，大批革命青年南下“而有革命风潮，云涌各地”。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前后，“本党中枢”不仅反共，而且“与北方军人官僚相继妥协”，因而造成“本党革命至此日就衰微，除军事由蒋先生负责外，党的革命空气日渐薄弱”，所以原本倾向国民党的革命青年非常不满，而王子壮自己“苟无家累亦绝然舍去”。陈布雷几乎与王子壮同时入中央党部秘书处（1927年5月）任书记长。一方面，陈布雷因对党务工作不熟悉，感到难以胜任；另一方面他“以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但事实与理想难以印证，“常忽忽不乐”，同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陈亦离开南京。
南京政府成立以及宁汉合流之后，那些对“北伐后抱最大之希望”的革命青年感觉“走投无路”。再从更大的范围讲，据陈诚的观察，北伐之后，“老百姓对革命的态度，已由信心、热望而退到冷淡的边缘了”。不仅如此，就连一贯不那么“革命”的胡适当时也说：“民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还没有完全胜利，腐化和恶化的趋势都已充分显露了”，那是“全国多数人心的[的心]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年所没有的新气象”，不过几年后就因为“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而“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
国民党未及几年便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胡适认为原因出于其自身。这一点，国民党上上下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抗战以来，蒋介石多次对国民党丧失革命性予以严厉批评。在1938年的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上，他痛心疾首说：“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此后，他还感慨国民党员已成为腐化的“八旗子弟”。其实王子壮在早些时间就注意到“今之党务已趋末路”，要么就是入党作为“干禄之捷径”，要么就是“负责者已无当年革命之勇气”。
党内的“负责者”已无革命性，而有革命精神的党人却没有负责的机会。王子壮认为，1924年改组给国民党内部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老衰之党员以不能与共党竞，立即退出革命之战线而主张反共”，而两年内“本党精进勇猛之干部实已育孕而成”。但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并没有使用这批青年干部，而是以陈果夫和陈立夫“另组干部”，使得投机者纷纷涌入党内，“党之不健全日益加甚”。王子壮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他的自我定位是“党人”。所谓“党人”就是专门负责或从事党务工作，很少能在政府实权部门工作的党员。在他的眼中，许多从政党员虽有党籍，但决然算不上“党人”（党员）。而从王氏自己的仕途来看，像他这样偏向激进但又在体制内的一群“党人”，不仅鲜有从政机会，而且不受“最高领袖”待见。比如，王子壮就发现蒋介石对于党不信任，“似一切党员均为幼稚无能也者”。对此，他颇感不平：虽然“党人幼稚之处诚所难免”，但所谓党人十之八九没有从政机会，所以党人对政治的主张“焉得不幼稚”？这种情形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党人吃党，坐食山空”。
这恐怕不是王子壮一个人的想法。1930年3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就有人提出议案，认为党应该给予党员“一切适当之机会”，固然有一部分同志因无事可做而“依赖于党”，但“中央若坐视此无数位之人才，使日即于颓废，亦至可惜”。但此后情形似无改善，王子壮对国民党、党人和自己愈加失望。他甚至认为，由于党人从政的出路越来越少，实际上“党之政权，形式而已”。既然没有机会负责实际政务，党员消沉而失“革命”斗志就在所难免。
不过，抗战时期，王子壮特别在意的党人政治出路难题有了一些改观。由于蒋介石提倡“党政一元化”，大批以党务干部进入政府部门，王子壮自己也在抗战前一年担任隶属监察院的铨叙部政务次长。不过，令他悲观的是，党人从政，不仅没能改变政府系统的官僚化，注入“革命性”，反而“党员一入政府，脱离党部，亦可不受党的命令”。在逝世前的三年，他已感到政治环境变得很差，而自己“年力尚富，绝不甘迟暮消极，反动既所不为，积极又乏出路，故只有小之经营一己之所乐为”，但若“如此混世”，就是“革命之罪人”。当然，这还是由于大环境使然，盖世风“何易[异]于北洋政府”，“所谓革命政府利在国民者，不可拟[逆]睹”。
王子壮深痛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之“革命”已不可“逆睹”，此时国民党内部正掀起一场较大规模且有CC和黄埔两大派系参与的“革新运动”。对于“革新运动”，王子壮并未抱太大希望，认为提倡者“有藉此以增高自己地位者，有赖以扩大派系之力量”。王还曾参加了一次由陈诚和陈立夫共同召集的晚餐，参加者三十余人，讲的就是“革新”问题。与会者号召党内“团结”而进行革新。他听后，觉得团结之目的本在“分肥常委，增加地位”，并非正常途径，自己无意于此。一年之后“革新运动”无疾而终，足以印证他的观感。
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党治”的同时，其“革命性”的消褪随之而来。何谓“革命性”，可能党内诸派诸人有不同的解释，但谁都不会承认自己“不革命”或“反革命”，而国民党整体性的“去革命化”又是绝大部分党人所承认并感到痛心的，这一点蒋介石也并不避讳。按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建国”（革命进化之时期）分三个步骤，即“军政”、“训政”和“宪政”，到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工之日”。1928年10月南京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训政纲领》，标志南京政府进入“训政”阶段。既然实现“宪政”的时候革命才“收工”，那么“训政”时期当然还要进行“革命”。虽然有人认为“训政开始作革命完成解释者”，但在国民党内的意识形态字典里绝不会否定“革命”，国民党本身仍是“革命党”。吊诡之处在于：国民党执政（训政）时期，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缺乏“革命性”，造成党势薄弱，是党治但又“有党而不能治”；而政府受“党方”掣肘又导致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弱化。
二、“党权”与国民党的执政能力
本文所称“党权”即国民党执政时期党方的现实权势。最早提出“党权”观念的是北伐中后期的“恢复党权运动”，这是国民党左派或武汉方面为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而发。名义上，“训政”即国民党行使政权、国民政府行使治权、党通过政治会议指导和监督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但究竟是执政党本身是否有实际权力来“行使政权”，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一直没能理顺的一个严峻问题。
王子壮长期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执委会秘书处和监委会秘书处），在他看来，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至今日已穷途日暮”，除了选举之外，“无所事事”。而党国大员邵元冲则看到了另一番情形。他觉得“上自中央党部，下至地方党部，差不多天天忙于文书的工作，报告的工作”，而对于“实实在在的工作”却做得很少。陈克文发现，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上千名职员，但大部分没有什么工作可做，而且“大都不能工作”。国民党不仅没有实际政治事务可做，更重要的是“无权”，1924年改组至北伐之际党的地位“确有振作”，但“旋即衰微”。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其“党势”给很多人带来的印象是今后中国可能笼罩在一党强有力的统治之下。就连当时算不上“党化”的《现代评论》都宣称：“党治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一个健全的，有主义的，有组织的，有最高权的党。”但在其后的时间里，国民党的党权在“党治”框架中的地位并不高。甚至有人在党刊上讨论“如何提高党权”，作者发现“许多腐化恶化份子恃着种种特殊势力，对于党部表露种种鄙视”，而一些党部中人“想行使党的权而又找不出什么良好方法，于是或者唯唯诺诺，自沦于附庸，或者不顾一切，胡乱叫嚣，致一般腐化份子更有藉口，瞧不起党”。
中央党部是国民党的组织载体，也是法理上“以党治国”的决策机构。按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制度设计，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常会）是在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不召开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情况是中常会除了讨论一些日常党务，基本没有决策权。陈之迈谓：“中常会的决议往往关系国家的大计，但一般的讲来它是着重于党务方面的。”1935年5月2日，中常会召开会议，讨论廖仲恺迁葬事宜，费时甚久。当时叶楚伧为会议主席，即席仿唐诗两句：“可怜朝起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王子壮深有同感，他亲历常会做记录，发现会议讨论的除了开除党籍、介绍入党、党部改选等例事外，就是“关于死人事”，“不曰给治丧费，即决定公葬，即函国府明令褒扬诸如此类，闻之生厌”。中常会不仅无重要的事可决策，更关键的是无权。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在很长一段时间采取中央常务委员“集体负责制”。除了1926至1927年初张静江、蒋介石短暂担任中常会主席，1935年12月起胡汉民形式上被选为主席外，在1938年国民党确立总裁制以前，中常会都是各常委共同负责，常委人数不足10人。各常委“每以事务繁冗，鲜能集中全力躬自统纪纲领指导工作”。陈立夫从1929年4月起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他回忆说，每次常委开会都是九位常委轮流主持，而通常情况下也不是每位常委每次都与会，蒋介石就经常不来。不仅各常委不常参加常委会议，而且常委对中央党部的工作也基本不负责。1935年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常务委员人选案，由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九人任常委，胡汉民任主席，蒋介石副之。这一届常委会的人员构成本是国民党各山头团结一致的象征，各常委都又担负党国重责，但事实上常委会本身依然弱势，连带整个中央执行委员会都没有太高的政治权力。王子壮发现，“中央常会已办公半月而内部组织迄未完成”，党部方面只有秘书长叶楚伧一人负责。而常委“多为老先生”，除开会外都不到党部办公，故“事实上并不能负若何之责任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民党内，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监察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一般都被用来安置党内元老。正因此，两会常委更多体现的只是政治象征意义。党内的老先生们在政治上多趋消极，“原在政治上身负众望之老同志又每不以党为前提，而以在政言政之态度处理一切，甚或震于党同志之幼稚而趋避之”。元老们一般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如有重大问题，他们也无法决策。陈克文在日记中记载，他听一位在中央党部工作的朋友说，最近中央常务会议常拿外交问题征求元老们的意见，绝大部分人对此“没有意见”。
相比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监察委员会常委会更被党内外喻为“养老院”，长期由林森、蔡元培、张继、吴稚晖和蒋作宾等人任常委。王子壮从1935年起任监委会秘书长，直至1948年去世。可以说，在业务关系方面，王子壮是和元老们较接近的高级干部。据他1945年的检讨，监委会的常务委员“太老成，太稳重，只怕事，恐生事，于是党的腐败日益为甚”。如蔡元培在世时，在辞去大学院院长之后就绝少参与实际政治，难怪外间对其印象：“蔡氏近十余年，对于政治绝少主张，随机应付而已，其今日所参加所担任之公务，出于蔡氏本意者绝少”。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前，王子壮主持监委会对大会的提案工作，张继原本对提案无意见，而吴稚晖对王氏称“监委会向来应作消极工作，此案太积极，恐与执委会发生冲突，似以不提为佳”，最后张继也受吴的影响转而反对提案，这使王子壮颇为不悦。
可见，在1927年后国民党的党治框架中，元老占据党中央最高地位，但又无权，而且在更多情况下不愿意主动负担政治责任。在抗战以前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中，长期以来只有秘书长叶楚伧一人真正主持，也正是叶的处事风格使得国民党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更成空架。一来是叶氏没有太大的权力欲，“时以事务人员自居，而未尝稍涉自大”；二来是他能在中央各派林立之间“折冲”，自谓“愿为一皮球，各方可蹴而不宜直接冲突致妨大局”；三来是他能在复杂的政局中和稀泥，“以含糊或设词以推脱之”。更起到实际政治作用的是，作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的叶楚伧在中央党部内听命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据陈公博言，1932年蒋汪合作后，汪精卫根本无法染指中央党部，陈自己虽担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长，也只是挂名没有实权，叶楚伧则“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而对于1941年任中央秘书长的吴铁城，王子壮认为“彼对党之了解如何即颇成问题”，只不过是蒋介石用他来“缓冲各派而已”。
在中央党部，中常会没有起到以党统政的意识形态指导作用，也不能统摄党务系统。在国民党的各级党部中，真正掌握实际党务权力的是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在抗战前由蒋介石授意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掌控，抗战爆发后易朱家骅，六全大会后再由陈立夫上位。组织部系统既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党人”衙门，又造就了CC系、朱家骅系等党内拥蒋次级派系。用王子壮的话讲，“形成党以组织部长为中心之现象”，一方面表明组织部系统在国民党内的畸形权重地位，另一方面组织部就能代表全党，反而使国民党本身“纯党务化”，故致党政矛盾长期存在。
而原本应负重要政治责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无权甚至“无职”（在行政部门没有实际职务）。一班中委“不特不能参与机要，且亦无适当之工作机会”。虽然在六全大会召开前，王子壮认为“本党今日之中央委员其位虽隆，实际上名誉崇高而已，绝无任何权能，在政治上实为一赘物，今后如不废除，必须以有能力之干员能活动于各社会者任之”。当他得知自己在大会召开前很有可能不被党内提名为中委人选时（王为第五届中央委员），勉强自慰“故不在其位，凡可作一清净党员，是个人既不以中委为荣，弃之又何足惜”，但外人看来，从事党务工作二十多年反而落选，“足征无能，必日趋没落”，自己“殊有所不甘”。而且看到“在党务方面平日极加卑视之官僚政客，今日亦跃跃欲试，以中委可以资夸耀”，可能王的心中更不平。果然，他没能当选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刘象山在六全大会时担任大会秘书，目睹“选举”中委时的种种怪事，一大群人挤破头争当中央委员。他认为，六全大会前当中委的好处很多，但大会之后因为中委人数太多，这个头衔就“不值钱”了。王子壮的矛盾心理和六全大会期间争中委的现实情形，恰折射出国民党干部在党内争取权力和地位时的尴尬处境，同时昭示国民党党权的进一步滑落。
党权的低落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内动员能力的低下。其结果是中下级党员很难有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又无法通过党的组织机器领导民众，所以出现“党与党员脱节，党员与民众脱节，驯至官僚主义侵入革命阵营中”的普遍现象；或是党部空壳化，如胡汉民发现：“有一种变成为党而来办党；更有一种简直是为党员而来办党。……党部的职务变成党员吃饭的位置，党务变成党员自身发展的阶梯”。另一方面，上层党员中被称为“党人”的专职党务干部“专以办党为业”，而掌握实际权力的党员多被党部视为官僚，或形成党政对立之势。
孙中山曾阐释，“党治”的意义在于以党义治国而非以党员治国。且不论国民党的“党义”本无太强贯彻力，其在大陆执政时期，终究还是依靠各级政府中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治理国家。然而，整体的国民党组织和政府系统呈二元分离状态，党务部门既没有实际的“权”，又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势”。从党政关系上讲，“党的组织之意义在改进及指导政治”，但是在国民党执政后反而成为政治上“酬庸之工具”，所以造成“党的工作落空，党员亦感觉于政治上毫无出路”。王子壮设想提高党员的能动性，由此带动“党即所以为政”，“党员所到之地”就是党的力量之表现，而不是用党部来代表党，于是党员无活动无工作。党务工作不应使党的干部从政，形成官僚政治，而应该“必须就各社会中选其优秀，由工作中训练培植其社会地位，逐渐而成领导”。此外，所谓的“党务工作人员”不应该就是“党部工作之人员”，而应该成为“接受党的命令在政治社会各部门工作，实行党的主张的人员”，此种干部养成则“以党义治国之主张可期有实效”。此对党部和党员的要求都极高，又涉及党政关系的基本框架。但事实是党部无权无势，党务干部和普通党员没有从政机会，从政党员和党本身脱离，故国民党的执政无疑是弱势的。
三、强人独裁与弱党执政
王奇生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二十余年统治归结为“弱势独裁”，即“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更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若从国民党执政的角度来看，该党的政治基础无疑是薄弱的。但该党的绝对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却并不“弱势”。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还是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都长期担任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直至生死。说他是个独裁者（特别是其政治生涯的中后期）似不过分。但他的独裁地位并非完全植根于国民党的资源，蒋的强人独裁反而导致国民党执政能力和实力的弱化。
其实在很长时间里，蒋介石对国民党是相当不满的。从抗战时期开始，在每次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时的讲话，都是连篇累牍对党进行严厉甚至是无情的批评。抗战初期蒋介石执意另设“三民主义青年团”原因之一是国民党已失“革命性”，有强烈的“毁党创党”的意味。更甚者，从1937年5月国共恢复何谈到1939年初，蒋介石一直提议取消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共同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国民革命同盟，后因中共方面的反对和两党关系的恶化而未果。
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中，1924年广州“一大”宣告国民党的“改组”，同时也确定孙中山担任的“总理”为全党唯一最高领袖。孙中山逝世后，党内各派系为争夺“党统”和继承人地位争斗不断。最终，蒋介石集团在角逐中胜出。但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确立领袖地位，是一个历史过程。直到在1938年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不久汪精卫降日，蒋氏才成为党内的唯一领袖。
王子壮本人并非拥蒋派，而对国民党内政治架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颇倾向于恢复孙中山式的领袖制。有一段时间，王子壮认为，“革命政党即有须集中之组织、独裁之领袖，然后一党始能措置，裕各发挥其效用”。国民党中央之所以没能体现革命性，拥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症结在于“无中心之势力”，其弊端缘于孙中山逝世后党内的领袖制改为委员制。1938年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决议采取总裁制，并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行使总理职权，这着实让王子壮高兴了一阵，他甚至觉得“本党历史上又有恢复领袖制，总理逝世十三年以来最伟大之成就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逝世造成“党的重心失坠”，以常委制维持，蒋介石在期间渐成“事实上形成本党之重心”，虽然蒋氏组织以个人为中心的CC系与黄埔系，但总裁制确立后希望“总裁亦当以天下为公之心对全党作公允之指示”。
蒋介石之所以能绕开法定最高党政机关而乾纲独断，除了其权欲和手腕之外，还在于有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人马。1931年底，蒋介石因粤方反对第二次下野，他总结失败的原因是“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之后，培植幕僚班底成为蒋介石独裁地位确立和稳固的重要保障。不过，蒋氏的亲信和幕僚们并不是铁板一块，拥蒋派内部派系林立，争斗激烈。这一方面由于各路人马各有政治背景，或彼此有宿怨；另一方面也和蒋介石“分治”的手段有关。王子壮在抗战前发现蒋介石对其周围亲信的部署“概赖军法”，即“在党，信赖二陈，政则依杨永泰，军事则以黄埔为中心，是对各路均有一部领导之实力”。这种驭人之术类似用兵之法，以上三派人马加上宋子文、孔祥熙主持财政工作，“政军党财各以一路人马为主力，且又可以收互相牵制之效，殆鉴于历来中央政权时有旁落之虞，乃有此发现欤”，当时各路人马“尚无冲突”。他预测蒋的方法如果能指挥裕如则可，“但如彼此水火，必将误大事”。
王子壮的观察十分透彻。其实在战前，拥蒋各派之争已露端倪，只不过在反蒋派与拥蒋派矛盾下被掩盖，而且王氏不在核心圈内，估计难知详情。到抗战时期，各派已势如水火，矛盾冲突公诸党内外。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即成为全党的领袖，原本应对党内同志一视同仁，不再培植党内派系为己所用，但事实情况恰相反。他曾下令解散一切小组织，命在党务系统内根基尚浅的朱家骅出掌中央组织部即出此意。但朱家骅替代二陈兄弟后，在党内自立门户，与CC系关系恶劣，而CC系与黄埔系、政学系的矛盾更为显著。有人谓：“党内之各派皆由蒋先生所手创，至于利害关头，彼此斗争，几有不能震压之势”。王子壮认为党内有派别并非致命伤，但现时国民党各派系几乎形成“封建集团、宗法社会”。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争夺政治资源，“活动”中央委员名额，国民党内各派合纵连横，竞争趋于白热化。据身历其事的王子壮看来，这次大会后，“极见人心之涣散，领袖之尊严为之减低不少，党内之分歧必形成力之分散”。对于党内派系争斗，蒋介石并非熟视无睹，他曾多次严厉禁止小团体活动，强调党内团结。然而，为了寻求政治平衡，蒋宁可默认派别活动的存在，以防某一方“独擅”，但求“服从”。最重要的缘由是蒋介石生性多疑，并于亲信也未必完全信任。恰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Y. F. Johnson）所见，蒋“对人从不信任，各事其亲劳”。
王子壮原本对国民党恢复领袖制抱以热望，但后来慢慢发现，实行总裁制之后，除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力得到空前巩固外，党组织本身没有任何改观，党的权力也没能提高。蒋介石照旧不太出席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抗战时期代替中政会职权），重要的议案和人事布置都是由蒋事先裁定后交予两会通过，只是走个形式而已。王子壮认为，蒋介石处理政务的方式是主要通过亲信的重要干部吴铁城、陈果夫、朱家骅和张群等人直接上签呈提议重要党政事务，由蒋裁定后报告国民党中央全会或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此种“签呈政治”的重大缺陷就是“以向总裁上签呈之少数人为中心，各方顾虑，未必能以周全，先后亦不免纷歧”，由此党的决策力弱化。
但即使蒋介石出席最高决策会议，会议也未必能起到合议和决策的作用，仍是惟一人之命是从。据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回忆，1935年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后，招徕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本没有资格参加国民党的中政会，但有一次蒋介石打电话请他与会。那次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蒋廷黻发现会议三分之二时间在讨论行政院所提议案（即行政院长蒋介石已同意的议案），然后讨论内蒙古问题时意见很多，没有具体方案，最后有蒋介石宣布交行政院办理。蒋廷黻发现所谓的中政会决策，只是徒具形式。
既然国民党是执政党，而蒋介石又漠视党在政治上的作用，只能导致党的执政能力薄弱。在王子壮看来，蒋介石在担任国民党总裁以后，并不想统摄党务工作，而且在事实上“亦无余暇对党作切实之研究与推动”。国民党最高领袖不直接指挥党，使国民党执政产生许多弊病。
虽说国民党进行一党专政，但在统治大陆期间，党、政、军三方从未有过有效整合。按“党治”或“训政”的本意，是在制度上形成“以党统政”、“以党统军”的格局。王子壮认为，党的理想状态是能作为掌控政、军、民的“最佳之治具”，前提条件是“惟有最高领袖亲握此大权则可以督察一切”，才能“以党为中心”，以党员为骨干培植军政方面的干部。但实际情况蒋介石是间接指挥党，而办党者（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组织系统）专门以办党为业，所以党的工具性无法体现。此外，王子壮还发现蒋介石“对党虽有原则而无细密之方法”，但在用人上“多依意为之”，没能仔细考虑后果。重要原因是，蒋介石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却不明了党的组织状况。况且，党的用人与政府不同。或许依王子壮之意，政府用人可偏向“技术官僚”，而党的的干部则需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革命性。
王子壮常会抱怨，身为国民党全党领袖，蒋介石未能完全认识到党的重要性。实则蒋介石并非全然漠视党的组织作用，只不过是没有通盘计划。翁文灏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的纪念周上聆听蒋氏大谈他的战时党员三年计划，他当时的感觉是：“（蒋介石）似因受共党活动之感触，而思加强国民党之力量，但其中颇有矛盾及激动之处，意思也不免紊乱，影响如何，可虑也。”翁氏的观察揭示蒋介石治党的最大症结，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党缺乏意识形态建构和组织建设的有效手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蒋介石有时急于增强党组织的力量，往往是出于眼前需要。如王子壮认为蒋介石始终未能注意“民众运动”的重要性，更无意“运动”民众，忽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不过，蒋介石有时对此也会注重。1930年4月28日，赴湖北督导“剿匪”的蒋介石在省党部发表演说，要求基层党部去“领导民众”，并使民众信仰国民党，避免被中共“利用”。同日，他致电中原战场前线的将领刘峙、顾祝同和陈诚等人，说要特别注意在军队中派政训主任，并发挥各县党员的作用，做好联络绅商和组织民众的工作。
蒋介石在政治上颇为自负，自信各项能力均超出旁人，并常以国家民族拯救者自命。因此，蒋氏虽以军事起家，并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逐渐成为“最高领袖”，但他的自我定位并非军事强人，而是全能型的革命领袖。据王子壮的观察和体认，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最实际的政治家”，他懂政治，但又“缺乏政治理想”。而且，蒋介石种种权谋措置，体现的只是“政治家的风度”，而非“革命家的风度”。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蒋的政治手腕高超。与国民党较接近的傅斯年在给胡适的私函中直接就说：“蒋先生之治军，是世界上希有的天才，其政治是初中一年级程度”。
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国内外对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王子壮以为国民党中央的部分“民主”措施和许诺，不过是迫于内外形势而“力事迁就”而已。他发现民众“绝对无此要求”，而中央和地方上也没有“民主力量之中心”，所谓的民主只不过“形成分赃之局势而已”，即求国民党各派系的平衡。之所以如此，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人治”，权力集中于蒋介石一人。王子壮认为以军人集权作为国家达到“治郅”的过渡，也属正当，例如苏联的斯大林。但问题是蒋介石的“威力”又不足够强，从上到下的政治重心未能形成。
就从“人治”转向“民主”的路径而言，王子壮的判断未必尽合事实，但他对国民党在大陆执政后期实施“民主”时面临的政治尴尬的认识，实有见地。王子壮当然无法完全得知蒋介石实行“宪政”的步骤和意图，不过强人的独裁“军政”、党的弱势“训政”和形式上的“宪政”的纠结，从抗战初期至1948年南京政府“行宪”之后，都未能化解。这是国民党执政的一个鲜明特点。
综上而言，国民党组织并非蒋介石独裁体制的绝对基础，党的组织作用便无关紧要，党内派系的矛盾和恶性竞争为蒋氏的乾纲独断创造了政治环境，个人独裁又挤压了党执政的空间。张治认为1938年国民党确定总裁制后，“党之民主空气，益见消沉，一切唯总裁是赖”，而蒋不能亲临主持中常会，“致失以党治国之领导权威”，党内各负责人各组派系，因而“以革命为任务之党，变为派系甚至以个人为中心之党”。
结 语
1924年初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开启带有浓厚苏俄色彩的国民革命进程，与此前的辛亥和南方革命经验相比，从理论到实践无疑全新。由此，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构架被赋予很强的列宁主义特征。自1928年起，国民党开始在形式上实现对全国的全面执政。在统治中国大陆时期，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国民党抛弃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激进革命方针，但却始终以“革命党”自命，遵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训，又坚持一党专政式的“以党治国”模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国民政府因其“不抵抗”的作为受全国各界的强烈质疑和反对。1931年9月29日，上海10余所专科以上学校3000余名学生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求政府抵抗，蒋介石被迫在中央军校大礼堂接见学生，强调“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乃唯一之革命政府”，要求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拥护政府。此后，因学生抗日请愿运动风起云涌，国民政府采取了镇压措施。为此，宋庆龄发表政治声明，认为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未能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蒋介石和宋庆龄的立场虽相反，但都将“革命”作为国民党政治立足的重要标准。1943年，为了在政治舆论上对抗中共，抢占合道性的制高点，蒋介石在与英美新约签订后祭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称：“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如此，就是国民党从事各项坚定的“革命”工作。在这一叙述中，蒋介石明确将国民党一党治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归之于“革命”，且这种革命是独享排他的。这一点也是国民党各派至少在在口头上都遵循的，虽然“革命”的意涵是模糊多变的。然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从“革命”转向执政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境而无法解决，直至失去大陆政权。1948年9月，蒋介石曾感慨国民党党员，“既没有革命党的精神，也没有英美政党的风度：自私自利，不守政治道德，无组织，无纪律，不负责，也不服从，国民党已经名存实亡了”。国民党的内部组织体制和执政方式效仿苏俄，但又不全然；不时有向西方政党政治过渡的契机，但均戛然而止。进退维谷间，历史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国民党继续在中国大陆执政。
本文通过对王子壮个人经历及其所见、所闻和所思的考察，揭示国民党革命性的消褪、党权低落、强人独裁与弱党执政等问题，这些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意识形态建构以及政治体制设计的先天缺陷有着紧密的联系，既包括国民党组织内部的问题，也涉及党政关系。《王子壮日记》或是一孔之见，亦有其自身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但作为一名国民党重要干部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而他时时感慨“亡党”或“亡国”不远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焦虑情绪，也昭示着国民党政权最终覆灭的历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