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秋天，长春、沈阳、锦州已成“最后的黄叶”，共军则发起“最后一阵秋风”。十月七日长春坠落，十月十四日锦州坠落，十一月二日沈阳坠落，二十五天内三大据点失守，国军收复东北最后的象征消失。十一月四日国军自动放弃葫芦岛，撤出军队及“义民”十四万人。
葫芦岛撤退后，空军派飞机侦察东北，在这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无任何战斗迹象，历史像擦黑板一样把他们擦掉。只有松花江大桥的桥头堡上还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堡中孤军还没投降，算是黑板上剩下一个“顿点”。陈嘉骥感叹国军下级官兵忠勇，高级将领误国。只有顿点没有文字，顿点已没有意义，只是给文史数据添一段笔墨，记述共军怎样心战劝降。
依共方资料，东北交战，国军损失四十七万人，物资财力的耗费无法弥补，国际声望下坠无法恢复。张正隆着《雪白血红》，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共军出关十三万人，内战期间发展到一百七十五万五千人，东北全境解放时有共军一百三十万人，此时东北共军的武器装备战力超过关内的共军，士气尤其高昂。大军进关投入华北战场，五十八天内消灭国军五十二万人。
那时我们的眼睛一直望着东北，我们对东北事事关心，也事事揣测。起初，许多事出乎意料之外，后来我们从事物的发展中摸索规律，多少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后突然有一件大事发生，它打碎了我建立起来的规律，使我惊骇莫名。那就是长春围城。
▌兵不血刃的代价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军收复四平，北进长春。然后国军的力量由巅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国军打算放弃沈阳长春，固守由锦州到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与平津相呼应。东北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林彪主张，让长春的国军走出城来，半路截击，予以消灭。那时国军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对大地山河满心恐惧，察哈尔和河北的国军撤退时惊魂不定，一个解放军战士可以俘虏二十个国军士兵，一个班可以俘虏一个营，十几个人占据一个村子，可以使兵团进退两难。林彪的作战计划稳操胜算，可是毛泽东要林彪包围长春，严密封锁，不许一根柴一粒米入城。六月围城，十月占领，民间传言饿死三十万人。依解放军作家张正隆引述的资料，长春市饿死十二万人。林彪不失为军人，毛泽东毕竟是阴谋家。
长春大饥饿的悲惨状况零星传来。市民严重缺粮，一座大楼换一斤米，一个大姑娘也换一斤米，先是满街抢劫，后来一家人互相抢东西吃，幼子幼女先饿死，大路边，树底下，都是尸体，他们出来找东西吃，什么也没找到。国军鼓励市民出城，共军把他们又赶回来，成群的人跪在共军的阵地前哭号哀求，最后死在“无人地带”，——惨无人道的地带。那时国际间没有一声谴责，南方的学生还一个劲儿向国民政府“反饥饿”！
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沈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众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他说城门以外，共军阵地以前，老百姓的尸体带状分布，好像给两军画出中线，这是因为垂死的老百姓出城以后，既无法通过共军的封镇，又不准再回到城内，多次往返奔波，再也无力支持。气息奄奄的婴儿睁大眼睛看他，在路上看他，也在梦中看他。
连长说，共军士兵看见饥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饥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的放过饥民，或者自己偷偷的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我也流下眼泪，我的眼泪冰冷，手指发麻。世界太可怕了，这要多大本领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够存活。天崩地坍，我还有什么保障，平素读的书，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飞烟灭。我是弱者中的弱者，惟一的依靠是有权有势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恶的人也有节制，可是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很久很久，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
我觉得，消灭长春的国军，林彪的办法比毛泽东的办法好，毛这样做”毫无必要”。后来才知道他有必要，他这一招吓坏了傅作义。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炮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再饿死几十万人，这是土法炮制的“中子弹”，傅作义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毁灭，换取数十万人之新生，”要从这个角度解读。
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东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饥饿惨象，前所未见。古人所写不过“罗雀掘鼠”、“拾骨为爨、易子而食”，张正隆以现代报导文学的手法，用白话，用白描，用具体形相，为人间留信史、留痛史，有此一章，《雪白血红》可以不朽，有此一书，张正隆可以不朽。此书从中共的角度全面扫瞄东北内战，除了功勋显赫，也暴露了恶行重大，既揭开中共文宣的粉饰，也洗去反共文宣的涂抹。它显示伟大的功业与卑鄙的行径有某种共生关系，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这么多，到底该看那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
▌华北战役的序曲
长春围城对我的影响，好比波兰亡国对丘吉尔的影响。一九四四年，波兰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兰的“乡土军”追求独立自由，配合苏联红军的攻势，进行“华沙暴动”。乡土军起事以后，斯大林按兵不动，坐视纳粹军队消灭波兰的武装，六十三天后，“乡土军”溃败，波兰受难者多达二十万人，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夷为平地”。这件事“吓坏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断定无法跟苏联共谋天下大事，这才出现了日后的“冷战”。
我在秦皇岛国军的后勤单位服务，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的官兵。我的老同学袁自立找到我。我带他理发、洗澡、换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诉我沈阳怎样不守，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先坐飞机出走，沈阳市瘫痪在地上，等解放军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战场，国军炸毁了大凌河的铁桥，但没有完全炸断，他攀住弯曲的铁梁匍匐而过，解放军围困锦州，挖了许多壕沟，他跳下去再爬出来。沿途多少死尸、野狗、废炮，空中飞舞盖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纸。
秦皇岛和葫芦岛是东北国军的补给港，东北既已不守，两港随即放弃，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销，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联勤补给单位调往塘沽，考其时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驻守山海关的国军撤到秦皇岛会合，二十四日黎明时分，全部到码头登船。我从未到港口观赏海景，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阳，我才看到古人吟咏的“漫言此后难为水，试看当前不辨天”。
回到码头，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军服的少女来，她们每人都爱上一个青年军官，难分难舍，军官的同事们掩护她们上船同行，家长发现女儿失踪，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诉。她们虽然换上军服，但是军帽盖不住长发，加上身裁曲线，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军法无情，码头上一片抽泣之声，女儿哭泣，女儿的母亲哭泣，青年军官也擦不完眼泪。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那时我心肠硬，只觉得军纪废弛到这般地步，没人顾虑集体的安危，怎么不怕中共的地下党带着炸弹来！
当时傅作义拒绝南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说，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于是我们带着大批粮食和弹药向天津出发。我们听到的判断是：东北共军需要整补，中共需要消化战果稳定后方，空军天天侦察，不见部队调动的迹象。共军大约要三个月到六个月才可以发动华北战役，他们要先打山海关，天津和北平这两个名城重镇大约可以坚守一年。
那时机关部队领到经费，先拿去投资进货，三天五天以后货物涨价几倍，他卖掉货物再发员工薪水，稳赚一大笔钱。汇兑也是这样，我领到薪水送进银行，银行里的某一个人，先把汇款并入他的资金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汇出去；对方银行收到了钱，也有那么一个人先拿去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通知我父亲，这时候那点钱就成了废纸。咳，“人为财死”，而我只是为了一迭废纸。
多年后，一位在南京参谋本部参与情报作业的某将军告诉我，那时国军根本没有从东北来的情报，只能凭空军侦察，共军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越过长城，瞒过空军。华北国军只注意山海关，根本忘了长城有很多缺口可以通行，自古以来，长城从未挡住入侵的军队。解放军入关以后，悄悄埋伏在乡村里，监视天津塘沽，“一面包围、一面休整。”
我沿途看见结婚的礼车来来去去，看见这里那里都有承办喜筵的馆子，悬灯结采，贺客盈门，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变地变，他们赶快儿娶女嫁，了却心头一分牵挂。我想起“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照样又吃又暍，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难民牵着小女孩行乞，对过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沈阳秦皇岛见过许多，现在反应没那么强烈，只希望他们也遇见天使。
▌陈长捷死守天津傅作义商谈投降
我们借用的洋房很坚固，地下室很深，看样子我们要准备忍受大炮轰击。不久，外围据点开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间的路切断了！我们各部门业务清闲，只有管军粮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几乎每天都有野战部队上门领粮，每次都发生激烈的争吵。陈长捷真想久守，他规定每次只能发一个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战斗就有伤亡，各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每个星期照实有的员额发粮，天津存粮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队长和补给单位“核实”。可是各部队领粮的单据上永远有那么多官兵，王少校质问他们：“你的兵难道一个也不死？一个也不逃？”对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别以为你在后方就能长命百岁！”伸手抚摸佩带的手枪，公然恐吓。起先王少校硬顶着，最后踪影不见，他了解战况，捏住分寸，再过两天，解放军进城，一了百了。
从来没有人为了弹药争多争少，那时候弹药不能变钱。白花花的大米纵然不是金子也是银子，部队长都想多控制一些粮食，兵凶战危，王少校公事公办也就罢了，何必挡他们财路？原来那时补给单位也有私心，他们也想尽量把粮食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对陈长捷的规定热心执行。那时为了减少战时损失，也为了运补方便，军粮分散寄存在几家粮栈里，城池一日一失守，公粮不必报销，粮栈老板算是进了一批便宜货，他立刻把“成本”付给某一个人，收款人当然不是王少校，当然也不是联勤总部。那时部队长、补给单位、粮栈商人，他们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会“沦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载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卫战开始，外围重要据点灰堆，北仓、东局子、张贵庄，纷纷失守。灰堆守军四千人，防守七个小时，好像“弹药堆积所”里堆的不是子弹，是“灰”。东局子像个赌场，开局坐庄后马上赔光。共军炮兵向城中射击，弹道画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啸声，我们席地而卧，全身的神经接受震动，轻轻呼吸硝烟的气味。想起在北戴河抽签，抽到“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签语灵验？这就是那“雷”了！
夜晚，东西南北都有信号弹冲天而起，报纸说共谍向炮兵指示目标，没说守军布线搜捕任何人。信号弹没法掩饰，发射信号弹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应该容易，那时国军士气低落，谁也不想跟中共结怨，“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美国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助长了这种倾向，东北崩溃，人心悲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内出现共军的传单，报纸把传单的文句写入新闻，全注销来。公然为中共宣传！
一月十四日，共军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这时天津已是“剥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狭长，北部、防守的兵力强，南部、防卫工事强，共军由中部攻入，将天津市斩为两段。以平津之战为题材，中国大陆摄制了剧情片，电影描述，守军司令官陈长捷一再使用无线电话呼救，上级总是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援军，最后一次，陈长捷听到同样的答复，丢下听筒，哈哈狂笑，笑声凄厉。那时国军顾此失彼，上级常常用“援军马上就到”让下级望梅止渴，可是天津并没有演出这一幕，陈长捷知道不可能有援军，他从未倚赖援军解围。后来的报导说，陈长捷惟一的怨言是：傅作义一面命令他坚守，一面暗中和中共商谈“投降”。他怎会不知道“兵不厌诈”也包括对自己的部下？他被俘，大赦，事隔多年，见到传作义，还说出怨言。
不日，我成了“蒋匪军”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如果是马克吐温，他会说：“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东临沂的王鼎钧，也不知道今天写自传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鹤霄。”我可没有那份俏皮轻松，中共的官方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十三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们已是死人，是虽生犹死的人，是该死没死的人。
（节选自王鼎钧回忆录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