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 赵雪梅： 文学创伤理论评述 ——历史、现状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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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文艺理论研究》杂志2019年第1期，此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作者简介

赵雪梅，文学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

文学创伤理论评述
  ——历史、现状与反思  

摘 要：近年来，创伤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热点日益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就文学领域的创伤研究而言，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创伤研究在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探讨两大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创伤研究者对创伤文学文本批评的偏重造成理论探索相对滞后。已有研究多立足于创伤理论的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学科基点，缺乏必要的文学视角作为参照，意味着创伤理论的文学建构仍是一个亟待挖掘与开拓的研究领域。其二，创伤概念产生的历史与文化的情境表征了其与生俱来的西方特性，同时也揭橥了这一概念特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研究对象。然而，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鉴于此，从文学与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文学中的创伤研究，尤其是文学创伤理论研究，在梳理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反思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将有利于推动国内相关研究。

关键词： 文学创伤理论；解构主义；经典创伤模式；文化创伤

引言：创伤理论

——一个跨学科的人文研究领域

作为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创伤研究的兴起与充满了创伤事件的人类二十世纪历史密不可分。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等人为暴行构成了二十世纪残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创伤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土壤与文化契机。正如著名的创伤研究学者肖莎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所言，二十世纪是“一个创伤的世纪并且（同时）是一个创伤理论的世纪”(Felman, Juridical 1)。当代创伤研究以美国为重镇，其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两大重要启发性事件：一是越战老兵呈现出的一系列战争后遗症，促使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宣布为一种疾病，进而引发了包括医疗界在内的研究者对创伤的日益关注；①一是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关注，尤其是由杰弗里·哈特曼主持的耶鲁大学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档案库的建立对创伤研究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多利·劳布（Dori Laub）、肖莎娜·费尔曼以及凯茜·卡鲁思（Cathy Caruth）建构创伤理论的几部重要专著正是随着档案库的建立而完成的。②

就涉及的学科领域而言，创伤研究涵盖了精神心理学、神经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以及文学等多种学科。如较早从事大屠杀文学研究的詹姆斯·扬（James E Young）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文学历史编纂学”以凸显其跨学科特点。在创伤研究的跨学科特点的形成中，费尔曼和多利·劳布的《证言：文学、精神分析和历史中的见证危机》（Testimony: Crisi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1992）以及卡鲁思的《创伤：记忆中的探索》（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1995）两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被认为是“试图将创伤研究发展为一种联合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档案保管员、电影人以及精神病医生的跨学科对话的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编辑出版物”(Hinrichsen 606)。凯茜·卡鲁思、肖莎娜·费尔曼以及杰弗里·哈特曼等人的早期文学创伤理论（Literary Trauma Theory）③研究，则被认为是“审查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学间进行复杂对话的方法”（606）。

随着创伤研究的推进，一方面，创伤研究的经典研究领域——大屠杀研究进一步得到发展。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们不断从新的视角来扩展大屠杀研究，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詹姆斯·扬、埃里克·桑特纳（Eric Santner)、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以及迈克尔·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的作品，大多“试图去理解作为一件创伤事件的大屠杀是如何对再现做出基本要求的”（Hinrichsen 607）。此外，后结构主义等哲学家对大屠杀的关注也进一步促进了创伤研究的发展。“大屠杀和创伤研究”这两个领域之所以被认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结构主义的见解”（Koopman 236），与德里达和利奥塔等思想家对大屠杀话题的思考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创伤研究不再专注于大屠杀与战争等激烈的人为暴行，而日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轨。④对此，哈特曼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已有所认识，他指出：“创伤研究的激进涌现与其说是对战争和大屠杀这种暴力行为的强调，不如说是对一些诸如强奸，以及妇女与儿童的虐待等‘常见的’暴力的关注。尤其是，它并没有忽视情感与日常伤害的爆炸性性质。显而易见事故——即那些明显简单的日常事件也揭示，或被卷入到一种创伤的氛围中去。”（Hartman, “On Traumatic” 546）随着临床心理学医生对创伤研究的介入，哈特曼的这一观点不仅在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1992）这一创伤研究的经典之作中得到印证，也在众多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得以体现。《创伤问题》（The Trauma Question，2008）一书的作者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由此认为，当今的文化已“被创伤渗透，”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它包含了政府的调查，医疗工作者和草根压力群体。它侵入了今天的畅销书单，学术专著与名人传媒。”(Luckhurst 2) 

      近年来，创伤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界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热点日益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就文学领域的创伤研究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创伤研究在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探讨两大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创伤研究者更倾注于创伤文学的文本批评，并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理论的探索则较为滞后。这种滞后一方面表现为研究成果的稀少，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已有的研究多立足于创伤理论的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学科基点，将其作为一项跨学科的人文理论来进行宽泛的解读，缺乏必要的文学视角与立足点，这也意味着创伤理论的文学建构还是一个亟待挖掘与开拓的研究领域。其二，作为一个“发明”于西方19世纪晚期的人工制品，创伤概念的起源可以“定位于各种涉及欧洲与美国的工业化经历、性别关系以及现代战争的医学与心理学的话语。”（Young 5）正如埃德金斯（Jenny Edkins）所言，“创伤后应激不仅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地理上是特殊的[……]它吸收了聚焦于个体的个性概念，并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在西方出现。”（Edkins 43）创伤概念产生的历史与文化情境表征了其与生俱来的西方特性，同时也揭橥了这一概念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研究对象。⑤然而，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创伤研究者的重视。⑥鉴于此，本文从文学与文化的视角出发，拟对文学中的创伤研究，尤其是文学创伤理论进行探讨，希冀在梳理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反思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推动国内文学创伤理论的相关研究。

    一、文学创伤理论的起源

文学与相关学科领域的创伤理论的来源主要受以下四股思潮的影响。首先是历史学科中的“记忆”转向。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优素福·耶鲁沙尔米（Yosef Yerushalmi）的专著《扎赫尔：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1982)，米歇尔·福柯的记忆的政治学，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记忆-政治学”研究以及对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事的集体记忆的研究成果的再发现与翻译；其次，一些临床心理学医生如朱迪斯·赫尔曼的《创伤与复原》与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的《受伤的讲故事者》（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1995）等著作也给创伤理论研究者带来了一定的启发，使他们聚焦于创伤事件以及个体性创伤；再次，拉康及齐泽克的黑格尔-拉康式的政治化的精神分析（或曰精神分析的政治学）也对创伤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受此启发的理论家的著作通常将创伤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使用。如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不安的生命》和《战争的结构》等书涉及了对创伤、悲痛与哀悼等问题的研究。最后，德里达与德曼等人的解构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凯茜·卡鲁思和肖莎娜·费尔曼等人的创伤研究成为创伤理论的重要来源与组成部分。（Buelens, Sam, and Robert 2）

除了当代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相关研究外，文学领域中的创伤理论还和耶鲁学派、文学理论的伦理转向以及欧洲哲学等思想主张或理论体系紧密相关。其中，耶鲁学派与文学创伤理论的关联首先体现为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档案库的建立。其次，这种关联还体现为以德曼和哈特曼为代表的耶鲁学派成员对以卡鲁思为代表的文学创伤理论家的影响。据比利时布鲁塞尔天主教大学的汤姆·托里曼斯（Tom Toremans）考证，肖莎娜·费尔曼的《教育与危机，或教育的兴衰》（Education and Crisi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Teaching,1991）一文的标题就借鉴了德曼的《批评与危机》（Criticism and Crisis,1983）一文的写法。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肖莎娜的这篇文章“将当前处于批评构造之中的创伤术语，引导至美国的理论场景中”（Ramadanovic 2）。德曼的《对理论的抵抗》（The Resistance to Theory，1982）一文则是卡鲁思的《落体和引用的影响》（The Falling Body and the Impact of Reference，1996）一文的起点，该文成为她的《不被宣称的经历》（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1996）一书中探讨创伤的理论话语的可能性条件的重要文本之一。⑦ 此外，卡鲁思对创伤的界定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哈特曼的影响。1994年秋，哈特曼在接受卡鲁思的访谈时说过：“创伤大体上被界定为一种不被体验到的经历，它抗拒或逃避意识”（Caruth, “An Interview” 631）。这一表述在卡鲁思1996年的《不被宣称的经历》一书中得到了重现：“创伤无法定位于某人过去发生的某个单纯暴力的或最初的事件，而是定位于它的那种独特的本质——它的那种在最初无法被确切感知——过后返回来缠绕幸存者的方式。”（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4）卡鲁思的这一界定被研究者视为创伤的权威定义而一再引用，创伤的不可言说论的主导性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确立。鉴于凯茜·卡鲁思和肖莎娜·费尔曼等文学创伤理论研究的骨干成员与耶鲁学派的学术渊源，她们也被认为是耶鲁学派的成员，和杰弗里·哈特曼一起，代表着耶鲁学派“揭示了文学批评和创伤理论之间那种独特的密切关系，而且暗示出创伤理论以不为人知的方式内在地与文学相连。”（Whitehead 4）

耶鲁学派对文学创伤理论的影响还体现为杰弗里·哈特曼对早期文学创伤理论的建构。哈特曼对文学创伤的关注始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关于华兹华斯的研究中已涉及诗人身份的形成或变形与创伤之间的关系。他1995年的那篇有名的题为“论创伤知识与文学研究”（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文学创伤理论的纲领。文中，哈特曼将创伤理论称为“一种关注词语与创伤的关系，借助文学帮助我们去‘阅读创伤’的理论，”一种“强烈受到文学实践影响”（537）的理论；将创伤理论研究者们比作“一个虚拟社区的探险家”（537）；将创伤知识分为两种冲突的元素：创伤事件与事件的一种记忆。并指出，“就诗学层面而言，文字与形象应该与这两种类型的知识相对应。”（537）紧接着，哈特曼以具体的文学实例论述了创伤与文学间的紧密联系。他指出：“我怀疑没有普通事物的这种‘袭击’现代小说是否有可能（出现）：从哥特故事中祖先画像的奇怪面容到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中的惊世骇俗的遭遇，品钦的《叫卖第49组》（The Crying of Lot 49）的百纳被褥，里尔克的《马尔特·劳瑞兹·布里格的笔记本》（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中感觉-认知的瓦解或反抗，或神秘小说中的一些无罪的（对侦探而言）但富有启迪性的事故，或小说中的任何‘现实的’的片断”（546）。显然，在哈特曼看来，日常性普通创伤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重要契机，也是它的重要表现主题。而作为一种阅读创伤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伤理论尽管“在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运作时，并没有最后的答案”（547），但它“使我们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有关文学与精神功能在引用，主体性和叙述几个关键领域的关系的观点”（547），从而使“文学研究可能变得更富有想象力”（551）。

其次，作为文学理论伦理学转向的产物，文学创伤理论的诞生与文学理论的危机紧密相关。在文学学者被指控为“在解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或文本主义的伪装下，对‘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事物’（文本之外的世界：历史，政治，伦理）变得冷漠或不关注”的情况下，文学“创伤理论自信地宣称它自己是理解‘真实世界’的一项必要的装备，甚至也是使它变得更好的一项潜在手段。”（Buelens, Sam, and Robert 45）文学创伤理论的这种伦理维度在本领域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均有体现。如在《不被宣称的经历》一书中，卡鲁思指出，较之后结构主义批评引发的认识论问题导致的“政治与伦理的麻痹”（10），创伤批评为我们接近历史提供了独特途径，“通过创伤概念[……]我们可以知道对引文的再思考并不是旨在消灭历史，而是将其重置于我们的理解中，确切来说，旨在允许历史在无法即刻理解的地方出现。”（11）文学创伤通过对创伤（历史）的再现赋予了文学研究伦理意义。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新的阅读和聆听模式，文学创伤研究有助于破除由创伤经历施加在个体与文化上的隔离。毕竟，“历史，和创伤一样，从未仅是某个人自己的，[……]历史恰是我们被牵连进彼此的创伤中的方式。”（24）和卡鲁思一样，费尔曼也强调一种伦理的批评实践的必要。她指出，证言需要一种见证行为，它了“镇压的政治维度与反抗的伦理维度。”（Felman, Testimony 12）此外，就研究领域来看，文学创伤研究的一些重要领域如有关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文学文本诱发幸存者有关大屠杀记忆的原因、方式及其影响的研究，由越战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越战老兵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性侵与虐待等日常创伤的受创者个体再现创伤的方式等研究均涉及了伦理的考究。简言之，“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在大屠杀和创伤研究中，围绕再现暴力与苦难的伦理讨论已经更加切题。”（Koopman 236）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文学创伤理论的伦理学转向说，哈特曼持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文学的创伤研究固然有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但其“结果未必就是伦理批评，因为这一最新的（文学研究）视角并不试图提供个体作品的一种固定判断或评估。[……]它关注的是潜在地以一种文学的认知方式来揭示一种无意识或不为人知的知识。[……]它强调的是语言的想象性使用，而不是一种完美的清晰意义。”（“On Traumatic Knowledge.” 544）

 最后，文学创伤理论还受到了德里达、福柯和阿多诺等欧洲哲学思想的影响。德里达对文学创伤理论的影响无需赘述，福柯对创伤研究的影响在露丝·莱斯（Ruth Leys）的《创伤：一个谱系》（Trauma: A Genealogy，2000）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她坦承由于深受福柯的系谱学的影响，她在著作中“努力回应了福柯的劝告。”（Leys 657-658）詹姆斯·扬则毫不讳言自己《书写与重写大屠杀：叙述与阐释的影响》（Writing and Rewriting the Holocaust: Narrative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pretation，1988)一书的写作受到了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和海登·怀特等学者的影响。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分析完美地展现了他的否定辩证法，成为以卡鲁思为代表的早期文学创伤理论家建构理论主张的重要哲学基础。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首先意味着肯定性与意义的消亡，这是因为，就情感而言，我们反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确实存在的这种肯定性说法，并拒绝以谈论那些受害者的遭遇来获得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的否定性以及死亡的异化。当数百万人被以管理的手段进行谋杀后，死亡成了一件司空见惯，并不可怕的事，那些死去的人不再是一个个正常体验生命死亡的个体生命，而被异化为一种抽象的“样品。”（362）种族灭绝和死亡也成了“绝对的一体化”与“纯粹同一性”的代名词，并“在意识形态上潜伏着对非同一性的破坏。”（363）然而死亡也并非绝对，因为“一切都是虚无”，“任何带有真理性的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372）尽管如此，死亡毕竟导致了批判反思性思维的消灭殆尽以及意义的空乏。意义的空乏也意味着语言的徒劳以及创伤的不可言说。这是因为，“企图用语言来表达死亡归根到底在逻辑上是无用的。”（372）悖论在于，当肯定性消亡后，语言对死亡的徒劳这一论断本身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对此，卢克赫斯特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整个西方文化转瞬间被奥斯维辛污染，成了它的同谋。然而对文化的拒绝同样是野蛮的。如果沉默无济于事，那么阿多诺赋予艺术和文化批评的严肃却又自相矛盾的使命就是，竭力再现不可再现的事件。”（5）

  二、文学创伤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1.文学创伤理论第一波——创伤的无法言说论

 阿多诺的上述言论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创伤的无法言说论在文学创伤研究中的理论基调。与此同时，心理学上创伤健忘症概念的提出（心理学家将那种无法记住一次异常痛苦的经历的现象称为创伤健忘症）为创伤的不可言说论提供了心理学依据。这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杰弗里·哈特曼、肖莎娜·费尔曼以及凯茜·卡鲁思等第一波文学创伤理论家达成的一项共识：受创者可能遗忘，或无法确切地描述创伤。因此，尽管由多米尼克·拉卡普拉(2001)和迈克尔·罗斯伯格 (2000)提出的创伤声音说也在创伤研究界占有一定市场，但无法言说论依然作为文学创伤研究的起点而被广泛接受。

在文学创伤理论出现之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伊莱娜·斯卡里（Elaine Scarry）就语言与痛苦之间关系的探讨可视为无法言说论的先声。在《处于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 :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1987）一书中，斯卡里探讨了用语言来表达痛苦（身体的或精神的）的困难。斯卡里认为，痛苦的特征在于它的“不可分享性（unsharability），以及它通过对语言的抗拒来确保这种不可分享性。”（4）由于痛苦对语言的抵抗是“构成痛苦的关键”，因此“痛苦不只是简单地抗拒语言，而是积极地去破坏它，导致一种对前语言状态的即刻回归。”（5）尽管痛苦抗拒语言，但我们依然“处于并经历试图发明语言结构来容纳这一语言通常无法接近的区域的险境之中。”（6）就诗人而言，使一种能够表达别人的痛苦与悲痛的语言产生的工作甚至更加困难。因为“只有当人的声音变得可见，”（8）发明一种能有效描述痛苦的语言的努力才会实现。

哈特曼对创伤的不可言说论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对“梭子之声”这一经典隐喻的提出。他是这样阐述这一隐喻的：

 我斗胆把述说创伤定义为一种妥协形态，就是在无法言说条件下的言说。这是指你力图有创造性地表达自己，但基本的前提是因为痛苦过多而无法言说。不过你仍然能找到你的声音，这一过程可以用一个精辟的隐喻来概括：“梭子之声”。[……]“梭子之声”听上去高深莫测，实际上它浓缩了菲罗美拉被强奸后又被割掉舌头的故事。她遭受了双重创伤。她回应的方法就是织一条毯子来描写她的强奸；这样，“梭子之声”成了她的声音。这个形象指向一种补救性的变形，每次我思考创伤，思考艺术寻找“无法言说”的言说来表达创伤的可能性时，它都会出现在我脑海里。（谢琼 74）

可见，“梭子之声”所指涉的正是文学艺术对于创伤的意义——使无法言说的创伤得以言说。这一隐喻本身所蕴含的悖论一定程度上质疑了它的合理性，但其终极意义在于赋予了文学艺术言说创伤的可能性，将绝望转化为希望。显然，“梭子之声”无处不在，存在于文学艺术中，也存在于各种形式的记录中。如大屠杀幸存者证言视频是幸存者们见证与交流大屠杀创伤的一种独特方式。在哈特曼看来，除了幸存者证言视频，大屠杀这一事件通常难以通过其它方式得以充分地再现。视频证言的优势在于它们虽然是视听的，但并不予视觉优先或刺激我们的眼睛，即它们避免了“二次创伤”（Caruth, “An Interview” 643）的蔓延——即便依然震惊，但它们给予了敏感的心灵以反思的空间。

就卡鲁思而言，《创伤：记忆中的探索》和《不被宣称的经历》的出版奠定了她作为文学创伤理论之母的地位。卡鲁思在《不被宣称的经历》一书中对创伤的界定直指创伤的再现危机——创伤的无法言说，旨在表明创伤事件作为一种压倒性突发事件，迫使人们当时心理无法正常处理它。创伤过后，受害者旋即可能彻底忘记了这一事件。即便是创伤记忆又返回到人们脑海当中，它们通常也是非语言的，即受害者可能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它们。这种脱胎于卡鲁思的创伤定义的不可言说的创伤观被巴拉耶夫（Michelle Balaev）称为创伤的经典模式（Balaev 1）。这是因为，凯茜·卡鲁思及其创伤的无法言说论在较长时间内始终是创伤研究界的权威存在。在露丝·莱斯的《创伤：一个谱系》一书中，莱斯用了足以与弗洛伊德匹敌的一整章的篇幅来介绍卡鲁思的著作。2011年，剑桥大学举办了一次针对卡鲁思著作的研讨会，在同年出版的一篇文章里，珍·怀亚特（Jean Wyatt）写道，创伤理论依然处于由卡鲁思介绍的“理论框架的支配。”（31）

卡鲁思的创伤的经典模式之所以能在文学创伤研究中维持霸主地位，首先在于这一模式能激发起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有关个体与文化群体所经历的创伤之间的关系，以及受害者、行凶者与证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索；其次，这一经典模式的魅力还在于有关精神与记忆过程的神经心理学理论与有关语言、关联和象征化过程的符号学理论的结盟。正如巴拉耶夫所言，“创伤研究的经典模式的动人之处是支配创伤功能的心理学规则与支配语言意义的符号学规则的明显联姻。”（Balaev 2）再次，创伤研究经典模式持续的吸引力或许还在于“她们的那种阐述方式修正了弗洛伊德的概念使之符合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阅读模式”（Hinrichsen 607）。最后，创伤的经典模式之所以能长期抵制批评并维持持久的使用价值，是因为“卡鲁思将她的理论大厦建立在一个科学基础之上。”（Pederson 334）这里的科学基础是指以朱迪斯·赫尔曼和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为代表的一些当代杰出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临床经验或研究著作。正是这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创伤研究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科学的层面上撑起了卡鲁思的创伤的不可言说的断言。

创伤的经典模式之所以在文学创伤理论研究界意义重大，根本原因在于它赋予了文学交流创伤的独特力量与权力。1994年，哈特曼对采访他的卡鲁思说到，“在事件的非病理学过程之中，你称之为‘不被宣称的经历’的创伤只能通过文学知识被再次宣称。”（Caruth, “An Interview” 641）1995年，在《创伤知识与文学研究》一文中，哈特曼指出，文学允许我们“阅读创伤”，处理“那个遭受损失的变形世界的现实。”（537）2003年的一篇文章里，哈特曼再次指出，“创伤研究作为一项特别致力于文学的工作，探索言语与创伤之间的关系。[……]然而，文学的语言表现依然是使创伤被感知，沉默被听见的基础。”（“Trauma Within” 259）哈特曼的这些论断被认为是对文学创伤的强有力辩护：“如果只有文学能够接近创伤，那么或许只有文学能以它最真实的形式来传递现实。”（Pederson 349）同样，尽管卡鲁思认为创伤无法用语言来再现，但和阿多诺一样，卡鲁思依然强调文学应该处理创伤。尽管正常的，散漫的语言不能言说创伤，但想象性的文学，或形象，而非字面语言，却可以“言说”创伤。文学作为虚构作品有助于那些遭受创伤的个体或群体发出声音。卡鲁思甚至强调文学将是解释创伤这种无法解释之物的最适当的媒介，因为它可能运用了那种“正如它宣称的那样，挑战我们的理解力”（Unclaimed Experience，5）的语言。卡鲁思指出，“假如弗洛伊德借助于文学来描述创伤经历，那是因为文学和精神分析学一样，对已知与未知间的复杂关系兴趣盎然。的确，创伤经历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学语言正是在已知与未知特定的交叉点上相遇的。”（3）基于上述言论，卡鲁思的创伤理论由此被视为“是对文学的见证功能的一种断然的认可”（Pederson 334）。在《证言》中，费尔曼与劳布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们指出，为了处理“至今仍未被解读的历史危机的后果与进展，”人们必须求助于文学，因为“文学成了一个目击者，而且也许是历史中的恰好不能被明确表达的，无法在历史本身的既定范畴内被证明的危机的唯一的目击者。”（Felman, Testimony，Xviii）巧合的是，这一观点也获得了林赛·斯通布里奇（Lyndsey Stonebridge）的呼应，在她看来，文学创伤研究通过“从精神分析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创伤，使人文学科得以与历史创伤重新连接，而不（可能）会陷入一种天真的历史主义的陷阱中。”（Stonebridge 26）

2. 文学创伤理论现状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创伤理论随着凯茜·卡鲁思、肖莎娜·费尔曼、卡莉·塔尔(kali Tal)以及杰弗里·哈特曼等美国创伤研究者的相关研究专著的出版而产生，迄今已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里，文学创伤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学科重心的转移，正如哈特曼在2003年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文学研究中的创伤理论已经将注意力从病因学转移到文学情感的效果。这一转移，使我们有关言语的力量与徒劳的意识得以增强。”(“Trauma Within” 260)

　　其次是研究主题的变化：聚焦点由早期的犹太人大屠杀文学向包括种族与性别等在内的日常生活暴力创伤文学扩展。如2003年9月16—18日，美国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专门举办了一场题为“大型暴力的文学回应”(Literary Responses to Mass Violence)的研讨会。会议吸引了来自非洲，中东和美国的十余名作家与学者参加。与会作家与学者围绕三大主题展开了讨论：“文学与证言”；“国家，人口，语言”；以及“寻找暴力时代的话语。”(Hassenfeld Conference 7)

　　再次是文学创伤研究地域的扩展。尽管90年代初部分文学创伤研究专著已出版，但“直到凯茜·卡鲁思的《不被宣称的经历》与卡莉·塔尔的《伤害的世界：阅读创伤的文学》(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在1996年出版后，文学批评中的创伤研究领域才获得了重大的关注。”(Balaev 1)因此，我们可以将上世纪90年代初至1996年视为文学创伤理论的兴起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美国作为文学创伤理论的研究重镇，可谓一枝独秀。2000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的大屠杀研究中心(The Holocaust Research Centre)的成立标志着文学创伤研究在英国的兴起，推进了创伤与文学创伤研究的学科化发展。作为欧洲大屠杀研究的学术中心，皇家霍洛威学院也是英国唯一开设有大屠杀研究文学硕士课程的国际型大学，常年招收来自全球包括历史、文学与文化研究，哲学、电影与媒体研究，文化研究与社会学，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生。⑧2004年，安妮·怀特的文学创伤研究专著《创伤小说》的出版将英国的文学创伤理论与批评推向了高潮。随后，2007年比利时根特大学成立的文学与创伤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uma，简称LITRA)在文学创伤理论与批评史上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是国际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伤专门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它的成立标志着文学创伤研究向英美之外的欧洲国家的拓展。2010年，根特大学文学研究系的英语文学副教授斯德弗·克拉普斯(Stef Craps)博士成为该中心的主任。2014年，该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文化记忆研究组织(The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Initiative，简称CMSI)，以跨文化与跨学科为导向，以文化为中介，致力于从记忆的角度来展开创伤文化与文学的研究。⑨

　　文学创伤研究领域的另一件大事是专业杂志《文学与创伤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rauma Studies，简称JLTS)的创办。该杂志由来自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担任主编，由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负责出版发行。这一杂志的诞生标志着文学创伤研究向国际型大融合的迈进。这一点，我们从它的编委会名单可管窥一二。不仅凯茜·卡鲁思、肖莎娜·费尔曼，安妮·怀特海德和斯德弗·克拉普斯等当今的文学创伤研究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都是其编委会成员，甚至特里·伊格尔顿也名列其中。作为同行评议的，一年两期的杂志，《文学与创伤研究杂志》致力于从批评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文学与创伤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培养哲学、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间的一种广阔的质疑性对话，并为文学中的创伤与文学的创伤研究开发新的研究方法。杂志的使命是鼓励那些以文学为基点，以哲学、政治与历史为导向来探索创伤的一切形式与表现的研究。⑩

　　此外，随着新的研究方法出现，文学创伤理论的发展日益多元化。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新的创伤研究模式挑战了经典模式以普遍性特征与效果来定义创伤的统治原则。一些诸如莱斯(Ruth Leys)和茨维特科维奇(Cvetkovich)这样的批评家建立了一种有别于经典模式的心理学框架，从而得出了创伤对语言、感知与社会的影响的不同结论。这种新的创伤研究不扎根于传统方法，而是“从一个定义创伤的不同的心理学起点出发，这将允许批评家对创伤的特殊性与记忆的过程进行一种重新的聚焦”(Balaev 2)。其二，许多运用精神分析与符号学理论的最新创伤批评重构了我们对文学中的创伤功能的理解。通过聚焦于修辞学的、符号学的以及创伤的社会含义，当代批评家开发出了新拉康式、新弗洛伊德式以及新符号学的创伤研究方法。文学创伤理论中的这一变化已经衍生出了一系列聚焦于创伤体验特定的社会成分与文化语境的批评实践。许多从事创伤的修辞性成分研究的批评家通过将精神分析理论与后殖民理论或文化研究相结合，来探索文学是如何以及为何反映创伤体验的。例如，批评家罗斯伯格和富德(Forter)是从新弗洛伊德以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展开研究的。批评家卢克赫斯特、曼德尔(Mandel)、耶格尔(Yaeger)和维瑟(Irene Visser)则是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之内从事创伤的社会与政治含意的研究”(Balaev 2-3)。总之，文学创伤理论已经由早期的精神分析的方法转向一个理论性的方位。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某种程度上由那些人们所熟知的精神分析，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的跨学科方法而引起的议题、问题以及结果”(Balaev 5)。

三、文学创伤理论的反思与展望

　　随着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创伤研究由将创伤想象为不可言说的初期阶段转向了一种吸纳了文学的多样化描述与文化的深远影响的多元化创伤观。与文学创伤理论的多样化理论模式与批评实践相对应的是，对创伤的不可言说这一单片式概念的质疑与检测成为当前文学创伤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展示了文学创伤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边界，释放了文学创伤理论无限的阐释潜能。

　　对创伤不可言说论的经典模式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对其主要倡导者卡鲁思的质疑与批判。2000年，露丝·莱斯在《创伤：一种系谱学》一书中指出，由卡鲁思的创伤概念主导的创伤研究模式，其主要危害在于“抹杀了受害者与作恶者之间的区别”(Hinrichsen 607)。总体而言，对卡鲁思的经典创伤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主要有三类。一是通过摧毁卡鲁思的理论得以建构的临床心理学研究基础来质疑经典创伤模式的合理性，进而推出可能的替代模式；一是直接批驳卡鲁思的观点进而指出其理论的不足之处；一是以卡鲁思为中心，立足整个文学创伤理论研究界，分析当前的困境，探索可能性出路。这三类研究中，对卡鲁思的创伤经典模式最具杀伤力的是第一类，即源自临床心理学的创伤研究。

　　2003年，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出版了《记住创伤》(Remembering Trauma)一书。这一新的研究成果被广泛认为是射向创伤研究这艘巨轮之上的一记炮弹，被那些有志于质疑创伤研究的经典模式的人称为一部“怀疑主义者的圣经”(Brewin 148)，成为创伤研究者的必读书籍。在该书中，麦克纳利的中心论点可总结为：创伤遗忘是一个神话，当受害者可能选择(choose)不诉说他们的创伤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不能(cannot)诉说。由于麦克纳利在书中对卡鲁思建构其文学创伤理论的临床心理学基础——范·德·科尔克与赫尔曼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所以该书也被认为“为针对卡鲁思的文学创伤理论的批评奠定了基础。”(Pederson 334)除了提供了一些“针对创伤记忆理论的那些非常重要的片断的简洁的、令人信服的反拨”(336)外，麦克纳利的著作还“摧毁了卡鲁思的创伤的文学理论的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创伤记忆‘不被记录’或‘不被宣称’的观念，以及创伤记忆逃避径直的口头再现的想法。”(336)具体而言，麦克纳利一方面摧毁了范·德·科尔克的创伤健忘症的概念——他的创伤记忆不被记录的看法。麦克纳利认为，这种断言没有被实证研究所证实——甚至不被范·德·科尔克自己的研究证实。创伤健忘症的支持者们将一种不愿意思考创伤的行为与一种无法思考创伤的行为等同。另一方面，麦克纳利也对创伤记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用研究表明，“创伤受害者不仅能记住，也能详细描述他们的创伤的过去。”(338)

　　范·德·科尔克和赫尔曼的临床研究结论的颠覆，意味着以此为基础的卡鲁思的文学创伤理论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正如佩德森所言：“假如麦克纳利的著作挑战了对第一波的文学创伤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科学数据，那么这一领域的批评家应该要适当看待他的理论。”(Pederson 334)以麦克纳利的研究为契机，佩德森提出了所谓文学创伤理论的新模式。他将这一模式概括为三条原则。

　　第一，“从事文学中的创伤研究的批评家应该将他们的关注点由文本的空缺转向文本本身。”(Pederson 338)由于第一代创伤理论家们认同创伤无法言说的观点，他们在阅读中被文本的空隙所吸引。他们以空想家的姿态来搜索事物无法被言说的文本证据。约书亚·佩德森(Joshua Pederson)认为，由于“麦克纳利的研究认为创伤记忆既是可以记忆的也是可以言说的，因此，新一代的创伤理论家应该既强调创伤记忆的可及性，也强调受害者建构创伤记忆的可靠描述的可能性，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远离文本缺口而朝向实际文本。这种新的方法将为阐释开发新的广阔的材料区域。”(338)此外，这一方法还能带来两大额外益处。其一，它使我们远离了具有潜在危害的创伤健忘症理论。其二，受害者的创伤的文本叙述具有治愈的力量。

　　第二，“创伤理论家应该找出文本中那些增强的叙述细节的证据。”(Pederson 339)新的研究表明创伤事实上可能会加强记忆，而非妨碍或消除它。“情感压力强化记忆是压力化经历的中心特征。压力不会损害记忆，而是加强它。”(McNally 62)创伤记忆并不是易忘的或缺席的，它们有可能比正常记忆更详细且更强大。而且，创伤记忆通常是多维感知的，受害者可能不仅通过视觉，也通过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提示来记录它。麦克纳利的这一发现为创伤的文学批评家从文本本身去探寻创伤再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第三，“创伤理论家应该关注那些在时间上，物理上或存在论上被扭曲的经历的描述。”(Pederson 339)这是因为，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得以加强的同时，这些记忆可能被改变，即所谓的“意识中的游离变化(时间放慢，一切看起来不真实)。”(McNally 182)简言之，一个人的创伤经历会以种种方式被扭曲地感觉到。这种情况下，“文学，也许最有说服力的是现代文学，——能捕捉到这一情况下的效果。因此，那些在文学中寻找创伤的批评家应该使自己与文本中唤起的困惑，空间与时间的变化，亲身的经历，以及一种总体上的不真实感合拍。创伤不能抹去记忆，但它可能歪曲它，这种扭曲的文本描述可能为我们在文学中辨认创伤的效果提供线索。”(Pederson 340)总的来看，佩德森在麦克纳利的临床创伤心理学基础上提出的文学创伤研究的新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文学创伤的批评策略与方法，而非一种文学创伤的理论性阐释与建构。

　　随着多元化文学创伤研究方法的实施，卡鲁思的经典创伤模式遭到了更直接的质疑。研究者指出，首先，卡鲁思的创伤“起初不被人知晓”以及创伤“过后返回去缠扰幸存者”这一论断将创伤的心理维度与创伤经历与反应的范围狭隘地概念化了。它将创伤与离解之间的关系视为固有的因果联系，即一次极端的经历直接导致一种过去的真相隐藏其中的离解意识的产生，这种观点成为卡鲁思的这一论断的重要支撑。事实上，“心理学研究表明，失忆、离解，或压抑可能是创伤的反应，但它们并非创伤所专有的反应。”(Balaev 6)

　　其次，伴随着对将创伤界定为一种延期的，复发的伤害这一定义的依赖，经典创伤模式的另一问题在于，创伤的这种公式化表述去除了创伤经历中的确定价值。创伤经典模式的理论二元制围绕着一个假定矛盾旋转：“我们在绝无可能认知某件暴力事件时，对它的最直接的亲历才可能发生。”(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92)这一观点在修辞学、心理学及社会层面否认了创伤的具体确定性，与此同时，欣然接受了病理学对意识的永恒影响这一观点。通过忽视幸存者的经历与自我的认知，创伤的经典模式的结果之一是剥夺了幸存者对创伤的能动作用，这就限制了创伤的可变性并忽视了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不同的价值。事实上，“由于对创伤的特征的关注并未排斥创伤的体验与回忆中呈现了社会、语义、政治以及经济因素这一事实，如果影响暴力的更大型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实践起初是创伤经历的背景语境或穿插在它的构造中，那么创伤的意义就是可定位的，而非永久性丧失。”(Balaev 6-8)

　　最后，创伤理论经典模式的另一局限在于它远离了创伤的鲜活体验这一事实。卡鲁思的创伤无法言说论是以遗忘这一事实——创伤是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发生在特定团体中的真实的人们身上为代价的。她的“创伤从未仅是某人自己的”以及“我们被牵连到彼此的创伤中”(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24)的断言导致了涉及暴力的责任的分配以及了解直接行为与间接行为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出现。将每个人都包括在创伤的受害者之内的企图也承担着将每个人都包括在行凶者之内的风险。这种断言客观上将创伤的经历普遍化以及将暴力的教唆者集体化，这两种结果都有助于使暴力的施行者与接受者变得匿名。这就“合并了事物的因果，由此也隐藏了责任与权力的问题。”(Balaev 7)

　　以斯德弗·克拉普斯为代表的文学创伤理论研究者立足整体，对卡鲁思的经典创伤模式及当前的文学创伤理论与批评提出了质疑与反思。这些反思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包括卡鲁思的作品在内，已有的文学创伤理论的奠定性文本大多忽视了创伤的差异性特点，没有结合创伤产生的具体情况来区分我们对创伤的不同理解，反而将在西方的现代历史中形成的创伤定义的普遍有效性视为理所当然。如今，创伤的概念被广泛用来描述人们对那些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极端事件的反应，并引导它们的处理。然而，正如艾伦·扬(Allan Young)在其《幻想的和谐：发明创伤后应激障碍》(The Harmony of Illusions: In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1995)一书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创伤事实上是一个西方的人工制品，“发明”于19世纪晚期。它的起源可以“定位于各种涉及欧洲与美国的工业化经历，性别关系以及现代战争的医学与心理学的话语。”(Young 5)这一事实表明创伤的西方定义并非可以不成问题地被出口到别的环境中。尽管如此，“创伤根植于一个特别的历史与地理语境的这一事实的深远内涵被学术研究者，包括那些为社会弱势群体承受的精神痛苦的公共认可而战的积极分子学者长期忽视。”(Craps 53)除了形成于特定历史背景外，创伤的这种异质性特点表明它并非铁板一块，那种将创伤作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永恒的以及普遍现象的观点显然是错谬的。因此，在具体的文学创伤研究中，我们应该“考虑到创伤叙述产生与接受的特殊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乐于接受并留意这些环境所招致或需要的再现的不同阻力与策略。”(Buelens, Sam, and Robert 51)

　　文学创伤研究对创伤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忽视一定程度与主导的创伤概念将创伤视为一种个体现象，缺少对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的关注有关。由于较狭窄地关注于个体精神层面，研究者通常对导致创伤产生的社会条件不予质疑，如种族主义，经济控制或政治压迫，那些本来是政治或经济的问题被医学化了。此外，由于创伤理论继续坚持传统的基于事件之上(创伤是一件单一的，反常的灾难性事件的结果)的创伤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创伤理论提供的概念框架无法对现有的种族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压迫所造成的创伤影响进行充分地描述。这就涉及当前的创伤研究存在的另一问题。

　　文学创伤研究对创伤的异质性的忽视还与它的西/非西方这种本质上属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创伤的二分法有关，这也是当前的创伤研究中存在的第二大问题。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创伤研究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将出现于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创伤概念及其外延作为创伤的唯一模式进行全球化推广，与之相应地忽视非西方或少数民族文化的创伤经历。如当今的创伤研究界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聚焦，以及对包括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亚非拉美地区的创伤问题的冷漠乃至忽视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这种唯西方创伤是从，以犹太大屠杀为中心的创伤研究形式的后果在于“往往会掩盖全球创伤的异质性特点。”(Buelens, Sam, and Robert 64)因此，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创伤研究者不仅“需要扩宽创伤理论的通常的聚焦点，也应该承认那些非西方或少数民族人民的创伤。”(48)这就将非西方语境下创伤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建构提上了日程。

　　文学创伤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也衍生出对于处于男/女，白人/非白人以及下层/上层等二元对立中的弱势群体创伤及其话语的忽视。据塔尔考证，“有关创伤的文学批评著作主要由那些特权阶层的成员为他们自己创作的——它们基于那个阶层的假设并复制阶层成员们的缺陷。[……]没有哪本有关创伤与记忆的书吸收了一位非裔美国批评思想家的著作或理论。它们很少提及那些处于直接的创伤与记忆的批评书写圈之外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近20年来产生的后殖民理论的主体被创伤学者们彻底忽视。考虑到少数族裔作家和妇女对创伤、记忆、沉默和离解问题的关注，这种忽视，尽管可能不是故意的，也是令人迷惑的。”(Tal 86)为此，塔尔呼吁，有必要“通过介绍非裔美国作家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一些元素，对由白人批评家得出的关于记忆与创伤的结论提出质疑。”(86)塔尔的提醒可谓切中肯綮，这也正是当前的创伤研究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对创伤认定的简单化，以及对创伤的再现与叙述的单一化与片面化是当前的文学创伤研究存在的另一重大问题。首先，随着创伤研究的推进，创伤的认定会更加复杂。毕竟，创伤并非是对所有的暴力与苦难的最佳描述，即便那些我们确认为创伤的事物通常也伴随着许多其他形式的暴力与苦难。同时，创伤的认定会更加多元化。一些原本不在创伤的范畴之内的事物也可能被认定为创伤。如过度开发和生态毁坏也可以是创伤的，必定能间接导致各种创伤，但它们的实质也同样复杂(Buelens, Sam, and Robert xvii)。其次，一些有关文学见证创伤的观点与假设也应该得到修正。现有的文学创伤研究者通常“偏爱或甚至规定唯一胜任见证创伤工作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的碎片与困惑美学。”(46)他们持有创伤经历只能通过实验性的、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才能被充分表现的观念。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当一次经历超越了已有叙述知识的可能性，它最好能以一种失败的叙述表现出来。因此，这里呼唤的是对传统再现模式的打破，比如那些在现代主义艺术中找到的表现形式。这一假设的结果是可能会导致一种狭隘的创伤经典的建立，现代主义毕竟是“一种欧洲的文化传统，它们是主要由西方作家创作的，非线性的现代主义文本。”(50)显然，这种现代主义审美规约下的创伤经典，注定难逃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宿命。

　　在实现对创伤的欧洲-美国研究中心的超越后，文学创伤研究终将走向何方？有学者指出：“文学批评中创伤理论的演变最好从变化着的创伤心理学的定义和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学与社会中作为创伤研究的组成部分的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理解。”(Balaev 2)这一论断某种程度上准确地描绘了文学创伤研究的发展脉络。随着创伤研究对后殖民文学的介入，文学创伤研究的未来走向也日益明朗化。有关创伤理论与后殖民文学研究关系的讨论始自《小说研究》(Studies in the Novel)杂志于2008年发行的春/夏特辑。该期初步完成了创伤理论与后殖民文学理论间的“友好建交”。2010年4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当代南非小说创伤，记忆与叙述的研讨会。与会批评家与学者们就创伤理论能否与后殖民文学研究实现有效的结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讨论预见了创伤理论的复杂性与争议性的前景，同时也认真地论证了它对后殖民文学研究的阐释价值。

　　此外，以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和罗恩·艾尔曼(Ron Eyerman)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创伤理论提供了另一选择。”(Khadem 146)亚历山大等人所倡导的文化创伤理论因“创伤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及“集体创伤”等理念而备受文学创伤研究者，尤其是后殖民文学创伤研究者的推崇。文化创伤的核心思想是：“创伤并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一种被社会建构起的事物。”(Alexander 7)作为文化创伤的研究对象，集体创伤在文化创伤研究中处于绝对的核心。文化创伤的这一核心特征成为它与后殖民创伤文学研究结缘的重要促成因素。在2010年的一篇有关后殖民创伤的论文中，斯德弗·克拉普斯指出，后殖民创伤“往往是集体的经历，而在传统上，创伤研究聚焦于个体的不幸。[……]创伤研究的对象必须从个体转移到更广大的社会实体，比如社区和国家。拒绝由个体精神转向社会情境只会产生有害的后果。”(Craps 55)2012年，在其《后殖民见证：越界的创伤》一书中，克拉普斯再次指出，目前的后殖民文学研究呼唤一种阅读、理解以及阐释创伤的新模式，它将提供阅读集体创伤的方法。这种新模式的学科归属主要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这是因为，“由于它们在将大众的社会反应理论化方面的强大传统，它们那面对集体创伤的理论也更杰出。”(Balaev 108)凯瑟琳·巴克斯特(Katherine Baxter)也指出，创伤理论的一种社会学框架可以“回应当前后殖民文学研究中反思并解决专一性与综合化要求之间的持续性张力这一需要。”(Balaev 108)荷兰格罗宁根(Groningen)大学英语语言与文化系从事现代英语文学研究的艾琳·维瑟认为，创伤研究被认为是“当今最显著的文化范式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文化与文学批评接受了由杰弗里·哈特曼等创伤理论家提出的(创伤理论对文学的)新的阐释潜力的希望，[……]自那以后，文化创伤理论日益被当作一种文学实践的理论性框架来运用。”(Visser 270)同时，由于“文学在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所说的‘创伤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Balaev 110)，因此，“在后殖民创伤的社会文化建构中，后殖民文学是创伤过程的一个贡献主力。然后，在后殖民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在社会群体中标画出创伤、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性。正如一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为了能充分地与文学衔接，作为一个必要且新的视角，创伤理论必须向权力结构开放。”(Balaev 111)

　　诚然，文化创伤对“集体创伤”与创伤的“社会建构性”的关注因契合了文学创伤研究中的后殖民文学批评而备受文学创伤研究者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并解决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创伤研究模式，文化创伤这一社会学理论是否对后殖民文学之外的创伤文学研究适用？文化创伤又是经过哪些途径，采取哪些方式，运用哪些机制来实现其对文学创伤的有效性阐释的？或许，对文化创伤理论自身的诗学特质的挖掘正是我们实现其对于文学创伤阐释的有效性的理论前提与必要准备。

注释

① 如创伤研究创始人之一的哈特曼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所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以及它跟越战老兵的经验的关系终于被承认了，这在1980年前夕引起了重视。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美国的创伤研究的根源，那我们必须提到这一点。”(谢琼69)

② 在提及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档案库时，哈特曼坦承：“这个档案确实能实现它的那些目的，也理所当然地帮助了创伤研究，尽管它背后并没有某种创伤理论的支持。此后，当然杜里·劳伯和苏珊娜·费尔曼写出了他们关于证言和创伤之间复杂关系的著作，卡西·卡鲁思也写了自己的书，等等。事情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下去了。”(谢琼69)

③ 哈特曼等人并未采用“文学创伤理论”的提法，这一提法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如2014年，Michelle Balaev主编的《文学创伤理论的当代方法》(Contemporary Approaches In Literary Trauma Theory)一书即采用了这一提法。

④ 创伤研究对大屠杀与战争等激烈人为暴行的侧重与美国精神病协会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界定有一定关系。这一点也为卡鲁思所诟病，这是因为，“由美国精神病协会所界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中所谓的创伤事件必须是‘人类(日常)经历之外’的例外事件的说法使得创伤将女性受创群体排除在外。这是因为，由于妇女的性虐在北美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没有超越‘人类经历之外’。”参见Cathy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01.

⑤ 这并非意味着创伤概念不能用于阐释非西方的创伤性事件，由于现有的创伤概念主要是西方文化历史语境之下的产物，因此它对于非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创伤事件并不具有阐释的普遍适用性。而且，就当前的创伤研究而言，尽管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事件等东方创伤事件已进入部分研究者的视野，但创伤研究的主体对象始终聚焦于以犹太大屠杀和美国越战等为代表的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与事件。

⑥ 如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如果创伤理论局限于对西方社会生活的提及，这将是一个很严重的误解。的确，正是西方社会最近提供了针对他们的国族史上的创伤事件的最戏剧性的辩解。但正是世界的非西方地区，连同他们中的那些最无防御性的人们遭受了一些最恐怖的创伤伤害。”(Alexande 28)基于这种理念，亚历山大试图将文化创伤发展为一种对东西方创伤事件具有同样的阐释效果的通用型理论，从而遭致了创伤研究界同行的诟病，“不幸的是，亚历山大、艾尔曼及其同事的睿智的介入(声称他们的研究是认识论的一次严格的训练)，使得创伤研究放弃了对道德或社会责任的考量。同时，他们所凭借的理论假设也是牵强的(且不足挂齿)。这一假设认为，一种完全基于来自欧洲与美国的经验证据的理论之所以能够‘被流畅自如地扩展到西方社会之外的创伤经历’，是因为‘西方创伤的受害者不成比例的是下层阶级和边缘化群体’。”详见Rebecca Saunders and Kamran Aghaie. “Introduction: Mourning and Memor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25.1(2005):16-29,18.

⑦ 具体论述见Toremans, Tom. “Trauma: Theory-Reading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ake of Trauma.”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7.3(2003):333-51.

⑧ 〈https://pure.royalholloway.ac.uk/portal/en/organisations/holocaust-research-centre(1fbd5b1b-effc-43e3-aa41-afab77a3408a).html〉.

⑨ 〈http://www.cmsi.ugent.be/about/〉.

⑩ 〈http://www.jlts.stir.ac.uk/?page_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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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齐伟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