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1000位逝者“重生”！这件事，她坚持了18年……
屏幕前的你都从事什么职业呢？
对于深圳的高敏来说
18年来，她见证了
1000多次的死亡与“重生”
志愿者离世捐献器官和遗体
协调员全程见证、参与
周日早上7点半，雨停了。阳光被厚厚的云层遮住，只给远处乌云的尾巴扫上一点淡黄色。
这天早上，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一位不到50岁的患者——同时也是一位器官和遗体捐献志愿者，即将完成捐献。高敏跟患者的妻子玲玲（化名）约好在ICU病房外见面，一起送患者进入手术室。
电梯铃响，玲玲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高敏迎上去紧紧地抱住她安慰着。坐下之后，她向他们解释手术开始时间，并聊起玲玲和丈夫的老家，询问他们早上吃过了没。年纪还小的弟弟说饿了，从妈妈手里拿过两个包子吃起来，高敏把他揽到怀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
玲玲的婆婆上个月31日来深，办完捐献手续就回了老家，第二天下午她的公公也去世了。高敏叮嘱着孩子，以后要记住奶奶、妈妈和姐姐的生日。谈话间，玲玲不时低头用手抹抹眼睛。
高敏在陪捐献者家属等待时，与孩子交流
8点半，医生推着病床出来，母子三人和高敏一起送患者前往手术室。玲玲和丈夫做最后的告别，高敏则去做术前准备。根据人体器官捐献相关法律规定，高敏将全程参与手术，除了协助，她还将在手术台前带领医生举行简短的致敬和默哀仪式，同时医生将在她的见证下严格按照捐献者捐献意愿摘取器官。
近2个小时的手术结束，患者捐出的眼角膜被快速转运保存，捐出的多个脏器则随即进行移植手术，这些捐赠将让多人重见光明或重获新生。丈夫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医院楼下的救护车里，玲玲去见他最后一面，随后同样由高敏带领进行简短默哀——他将被送往深圳大学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用于医学科研及教学研究，成为一名“无语体师”。
高敏协助捐献者家属办理相关文件
最后是办理死亡证明、捐献证明等文件。文件厚厚一沓，高敏打印完带着玲玲一份份地签。她帮玲玲多打印了几份以后销户、子女升学要用的文件装到文件袋里，并嘱咐好用途。等最后忙完已过中午12点，天气放晴、气温升高。高敏知道自己忙起来没空擦汗，所以每次出门都会在后颈和衣领之间垫上一块白色汗巾。但是刘海和鬓发已经被汗水打湿、变得凌乱，被她随意捋到耳后。
玲玲和家人离开后，高敏朝着他们深深鞠躬。利落扎起的短马尾垂在汗巾上，让人很容易就注意到她已经生出不少白发，这是18年光阴留下的最直观的痕迹。
一通来自湖北的长途电话
让1个逝去的生命拯救7人
2007年，40岁的高敏正式成为
深圳市红十字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而她开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还要从2005年的一通电话说起
因为小时候目睹了舅舅患病被治愈，高敏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后来没有从医，但来到深圳工作的她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去献血车献血，从此她开始跟医学公益事业产生连接。
2005年，高敏作为志愿者在深圳红十字会值班接听电话。一通长途电话打来，电话那头的语气焦急而紧张。“那位大姐一直说不要那么快挂电话，我很快讲完。”在高敏安抚下，对方说明了情况：原来是她是湖北天门人，她女儿18岁，当天晚自习结束后，在回家路上遭遇车祸，医生告诉她女儿已经没有生还可能、但是脏器都还完好。大姐说她曾在深圳工作，知道深圳有器官捐献。
高敏决定要帮她。因为当无偿献血志愿者时认识了很多医护人员，最终她辗转找到了湖北武汉的陈忠华教授——他是同济大学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教授带领团队赶到了天门。经过评估，女孩成功捐出肝脏、肾脏和眼角膜，让3个少年完成器官移植，还使4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高敏与医生们在手术前向捐献者默哀致敬
“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还能帮到7个人。”高敏感慨这种生命“重生”的神奇，也因此更愿意在工作中学习、宣传器官捐献知识。后来，高敏受托成为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服务队的一员，开始以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份系统性地宣传、协调器官捐献工作。
从此，她每次接起电话，对方都可能会向她宣布一次生命的逝去，然后高敏就会开始数天、数周乃至数月的奔波与忙碌。
在所有直系亲属完全达成共识同意捐赠后，高敏还要去协助他们办理各种手续，与各个部门相关的证件都需要办理齐备、核实准确，当遇到直系亲属无法直接办理手续时，高敏还需要手把手指导他们办理委托书和关系证明。而且针对眼角膜、器官或遗体这几种不同类型的捐献，高敏还需要跟警方、街道、医院、医学院、殡仪馆等不同单位提前沟通，安排好捐献前后的各种工作。
相较于遗体捐献，捐献器官虽然能立即用于移植、拯救生命，但它的要求也更高。“捐赠者虽然没有自主呼吸，但是需要脏器功能没有衰竭才能捐献。”遗体捐献后被称为“无语体师”，高敏觉得这与器官和角膜捐献一样，都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高敏准备送捐献者的遗体去深圳大学医学院
如今，高敏已累计成功协调遗体捐献600多例，器官捐献400多例，眼角膜捐献近千例。算下来，她已经为1000多位逝者服务过。
深圳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也在壮大，现在像高敏一样持证的协调员还有2位，另外还有7位医院内的兼职协调员，当有潜在捐献者时他们就会及时与高敏联系。
高敏和母亲在看过世父亲的照片
集无数信任于一身
凌晨接家属电话、成为情感寄托
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高敏说自己在那么多生命的最后受到托付与信任，其实很幸运、很幸福。
高敏曾经服务过一位捐献者，他的儿子此前去世时就是她协助办理的捐献手续。10年后，他本人因为肝癌晚期、已无法治愈，因此也选择捐献器官，家人也都达成了共识、同意捐献。“因为是肝癌晚期，他的身体很肿很重，后面寿衣买什么样的他家人都会问我。”到了换寿衣的时候，按照他们的风俗，家里人不能换，他们请求高敏帮忙。
“上下15件衣服，我一个人给他穿好。擦洗身体、穿衣服、整理妆容，让他有尊严地走。”后来，高敏也一直跟他们保持着联系，包括后来这位捐献者妻子去世，也是由她协助办理捐献。
因为处理逝者的捐献事宜让高敏获得的那份信任，使她在未来成了生者长久的情感寄托。
为了方便，高敏总会在背后垫一条汗巾
父亲转变观念、去世后完成捐献
逝者“重生”、生者向前
今年8月初，高敏的父亲高连云突发心功能衰竭去世。她没想到父亲最后的托付会来得那么突然。
那天高敏接到父亲病重的电话，母亲特意说“也通知学校的人过来”，她愣了一下。“然后她说你爸之前不是说了，要支持你的工作，（把遗体）捐到学校（指深圳大学医学院）去。”高敏这才反应过来，这是父亲最后的托付。
她忘不了最后那天的情景。在她家小小的客厅里，父亲安详地躺在沙发上。母亲和妹妹在一旁签署眼角膜和遗体捐献的资料，自己做着协调工作。哽咽、沉默，高敏几乎难以用清晰的话语描述当时的感受——
说到父亲以行动支持她的工作，高敏顿了一下、声音有些颤抖。父亲是一个传统的北方汉子，他曾一直都坚持人死后要“入土为安”。后来听她说捐献者的故事、看媒体报道，父亲的思想开始转变，“他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想通了”。后来母亲故意问他“她现在做的工作你支不支持”，他说别人能做到，我也能。
“他跟妈妈说等（遗体）研究结束、火化之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去，带到爸爸妈妈那里去。”说到这里，高敏磕巴起来，但是说完却笑了——他终究还是那个传统的父亲。
高敏父亲的照片
相比于为他人带去慰藉，要坦然接受自己的至亲离去并没那么容易。不过父亲的离开同样给了高敏更多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更加懂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一种责任感。让更多人懂得去关爱彼此、关爱生命，珍惜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亲情、友情、爱情。”除了工作，她也开始尽可能多地抽空回家陪陪母亲。高敏说，她觉得父亲正通过另一种方式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并没有远离我们”。
离开前，高敏和思成拥抱
跟高敏相识了12年的思成有同样的感受。
2011年，思成的妈妈突发脑出血，医生告诉他没有救治希望了。思成告诉高敏，他曾经和妈妈看过器官捐献的宣传报道，当时妈妈就说未来要捐献器官。在思成的坚持下，他做通了舅舅和其他亲人的思想工作，最终帮妈妈捐献了肝脏、肾脏、眼角膜以及半月板，一共帮助11个人重获新生。
后来，思成选择学医。如今，他已是深圳市人民医院眼科的一名实习医生。在多年的相处中，高敏和这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既像是母子，又像是朋友。
因为工作都很忙，两人平时很少能见面。今年9月，高敏趁中午十来分钟的时间去看了看思成。一见面，高敏就牵起思成的手问起来。“中午吃了吗？”“我要值班到2点，我等会点个外卖。”“你也要多睡一点，别老熬夜。”“我年纪大了，也没那么多觉。”两人的脸上都始终带着笑。
离开之前，高敏紧紧地拥抱了思成，就像12年前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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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件事（nandusz）、N视频报道
采写：南都记者 焦明梁
摄影：南都记者 冷锋 刘奥
视频编辑/剪辑：刘奥
编辑：余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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