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春晚 | 流水线上的梦想——献给3亿打工者的春晚
2014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9剧场办了一次选拔赛。14个节目的演员们，从他们打工的厨房、小区、工厂，从打工春晚的诞生地、打工者聚居的村子北京皮村赶来。
打工春晚，演给中国3亿打工者看的春晚，今年第4届了。2012年，由崔永元担当主持的第一届打工春晚举办，深受打工者欢迎，至今打工春晚的网络视频点击量已逾千万。
“打工春晚不是一般意义的才艺展示，而是反映新工人的真实生活。”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打工春晚”发起人之一孙恒说。
漂泊还是飞翔—北京的梦想
2014年12月27日下午，北京桶子鼓乐队的主唱陈汉让赶到皮村，让导演选定他们的节目。他转了两趟地铁，换了一部公交车，又走了2站路，才到了“打工春晚”诞生的这个小院子。
这一届打工春晚的导演许多，是“北京工友之家”理事、打工春晚发起人之一，他也曾经是一个追梦的摇滚青年，为打工者演出后，有了不一样的身份认同。
在许多的斗室里，陈汉让唱了两首歌，一首《北漂》，一首是《飞翔》，两首都不错，许多一时难以取舍，《北漂》唱出了人在异乡的凄凉，容易引起共鸣；《飞翔》则让人精神振奋，充满激情。
“两首歌在街头唱时，听众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陈汉让的话让许多眼睛一亮。
“怎么不一样？”
“唱《北漂》时被人骂过，还被人扔过东西，唱《飞翔》时，别人给的掌声特别多。”陈汉让的话让许多笑了，但他还是决定，到2014年12月31日晚上“打工春晚”北京场选拔赛上，让观众来选择。
陈汉让是广东湛江人，曾经在苏州打过工，在琴行里工作过，5年前来到北京。初来时走投无路饿过肚子，老乡5元钱买了挂面鸡蛋救急之后，开始带他 “唱通道”，不久后有了乐队“桶子鼓”。
选拔赛上，和他一样来北京寻梦的，还有安徽亳州人杨华。小品《我想上打工春晚》中，他演一个想上打工春晚的厨师，半夜下班后，在小区里排练。保安三番五次警告，得知他要上打工春晚时，立刻想求他带自己一起上。
杨华穿着自己的厨师工作服，手持两把真菜刀，在台上拉开架势，两人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台上一阵阵的掌声。节目结束，两人自我介绍，他们真的一个是厨师，一个是保安。可厨师还是厨师，保安解胜凯却在几个月前，因为经常外出为打工者义演缺勤，被公司解雇了。
杨华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市委党校后勤餐饮部的凉菜师傅。2007年，他来北京，纯粹是为了演艺梦，但几个月后就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先找个能吃饱饭的活。于是，从未做过饭的他从摘菜、切菜做起，到现在成了凉菜师傅。得空的时候，他就去剧场里讲相声、演小品，前不久还办了一个相声班。他说，打工加演艺，作品有生活，挺好的。
打工在北京的人，都有这样的追梦、拮据、释然的过程，在这些经历过困境的人看来，积极的精神远比颓废的倾诉有力量。所以，在选拔赛上，陈汉让把两首歌都弹唱了一遍，现场观众没有悬念地将最热烈的掌声给了《飞翔》。
“如果我有翅膀，
我就会去飞翔，
飞越万物的阻挡，
去追寻我的理想。”
坎坷追梦路—讨薪的艰难
在当代中国，打工者往往极具勇敢和坚韧的特性。他们敢于忍受背井离乡、抛家弃子的痛苦，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一群充满理想的人。然而，身处社会底层，他们追逐理想的路似乎太过艰辛。
夜晚的皮村，气温迅速降低，没有空调的“新工人剧场”内，脚底像踩着冰。晚上10时左右，王修财、李向阳和刚下班的王宇好不容易聚到一起，排练小品《大话西游之猪八戒盖澡堂》。小品讲的是建筑商层层转包，拖欠工人工资。这类主题在历年打工春晚中都有出现，每个打工者也几乎都遭遇过，以建筑工人为最。
“我是家具厂的木工，基本上每个厂都会拖欠很长时间，要说有多久？去年的工钱我还没拿到手。”王宇说，虽然厂里能预支，但每月也就是两三千元，只能靠积蓄维持生活。
王修财打的是零工，他说小品和他去年4月的情形有点像，那趟活也是承包商层层转包，工人只见到一个负责现场管理的，活干完了也不知道老板是谁。等到要结账了，中间承包商已然各自散了，不知向谁要钱。“讨薪讨到现在，3个工人还差七八千元没拿到手。”
讨薪讨不到的，也年年都有。“有的老板赚了还好，要是赔了，或者不想在北京发展了，手机一关一停，就再也找不到人了。要么人在北京，就是不接电话，你也没办法。”王修财说。
工人讨薪，讨得着实为难，不敢每天打电话，怕对方索性再也不接，也不敢轻易打官司，怕造成“刁民”的印象，以后恐再难找到工作。
王宇说，也不是没有正规的厂，工资按时发也给交保险，但是一个月工资只有3000多元，太低。“我现在这个厂虽然什么都不上，一天要上十多个小时的班，但是工钱多一倍。出来打工，虽然辛苦、担心，可就是想多赚点钱。”
孙恒说，前两年，由于建委等部门压着，必须把钱发到工人手上，欠薪的状况大有好转。“但这两年又多起来。”
流水线上—来自工厂的呼声
“90年代我去南方打工的时候，工作特别好找，只要觉得不想干了，我就跳槽，不过跳来跳去，老板都一样地黑。加班儿是常事儿，有毒有害不用保护，我们是流水线上的‘机器’。”
说完这段台词，木兰文艺队的李雪琴（化名）表情严肃，模拟着做起流水线工人的机械重复的动作，令人压抑的机器声响起。这是小品《四十年女工梦》中的情节。
许多说，打工春晚表现工厂工人生活的节目也很多。前不久在深圳富士康工厂附近选节目时，有两个唱歌的工友之前就在里面工作，他们创作的一首歌中有这样的歌词：
“我有一个梦想，不想加班，又不得不加班。”
“工厂一般只给底薪，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差不多，工人必须靠不停地加班，才能拿到更高的工资，根本没有时间发展自我，这种异化会让工人感觉自己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
许多说，在深圳举办的一次工友讨论会上，一批90后的年轻工人开始还是欢声笑语的，可一讲到流水线上的工作时，气氛突然变得特别严肃。“他们说，在无尘车间里，工人们穿着相同的衣服，只需要露出两只眼，彼此之间也没有交流。工厂为了提高效率，完全把工人异化成不会思考的零件，这让天性活泼的年轻人非常痛苦。”
根据工厂的分工，讨论会现场也有两个层级的人，一个是员级，即流水线上的普工；一是师级，即有一定技术的工业工程师。后者中有一个职位，是拿着秒表去测每一道工序的时间，想方设法提高劳动效率，如果发现工人只用一只手在做事，就一定要想办法安排一道工序，让闲着的那只手也工作起来。
“工人遇到这种情况，又没办法和外界沟通，就会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向社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跳楼。”许多说。
孙恒说，现代的年轻工人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那么能吃苦，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像父辈那样一味忍耐，而是更有反抗精神，维权意识增强。“我们希望年轻一代新工人加强沟通，团结起来追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构建理想的一面。”他说。
会飞的房子—儿童的心愿
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同心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清脆的歌声开启了当天的选拔赛。她们唱的是讲述留守儿童的歌曲《想爸妈》。
院里的桃树开了花
小狗狗也长大了
爷爷的牙齿掉光了
我的裤子又短了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离开村子那么久，你们想家吗？
稚嫩的童声里，台上台下，泪光闪闪。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生存状况，是许多社会学者和爱心人士关心的问题。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流动儿童对稳定生活的期盼，牵动人心。
同心实验学校的墙上，曾经有一幅“会飞的房子”，虽然前不久校舍粉刷墙壁，它被盖住了，但很多人都记得它。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心愿，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说，北方交通大学曾为孩子们举办过一次竞赛，一个叫张维乐的男孩拿了奖，他的作品也是一幢会飞的房子。只有会飞的房子，才能让他们有固定的居室和不变的家。
“流动儿童都有多次搬家的经历，学校有个孩子在北京生活了3年，搬了20次家；还有个孩子有天放学回到家，只有妈妈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等她，见她回来就对她说‘走吧，我们搬家了’，她没有时间和同学说再见，没有时间和老师道别。”沈金花无奈地摇摇头。
搬家的原因有很多，父母工作不稳定、学校被拆迁……同心实验学校的绘画班和摄影班上，很多孩子的作品以搬迁为主题。“有幅画，画着一所学校，上面一个大大的拆字，前面一个小孩，流着眼泪；还有一组照片，一张是以简易房为主体的学校，背后是一台巨大的挖土机，第二张是学校已经没了，高楼大厦建了起来，孩子们已经不知去了哪里。”
华东师范大学儿童心理学家徐光兴说，绘画是儿童向外界表达内心的途径。在孩子们的画作中，最多的画面还有与家人围桌吃饭。
“打工的父母，工作特别忙，起早贪黑，晚上经常加班到十一二点，小孩和父母吃顿饭是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沈金花说。有天中午，学校来了位妈妈接孩子，她的孩子本来是在学校吃午饭的，她说，今天她好不容易放天假，中午想做顿好吃的，接孩子回家吃顿饭。
团圆，一个中国人最为传统的愿望，却是这些父母和孩子最渴求却又难以实现的梦想。
“皮村有一家开复印打字社的，家里有两个孩子，女儿大些，男孩小些，他们没办法把两个孩子同时带来，经济压力受不了，只能每学期带一个孩子，这学期带老大，下学期再换老二……”
《想爸妈》的主唱之一马潇，有着同样的命运，她18岁的姐姐马秀秀2014年11月才来到父母身边，一家人总算团圆。
电子学籍—家庭的困境
最近一年，北京的打工者遇到了新的困境。2013年，北京为了控制跨区择校和二次流动，出台了电子学籍政策，许多打工者因孩子公立学校进不去，私立学校无学籍，在回家、分居还是弃学、缓学之间犹豫。
在北京打工的姐妹们组成的木兰文艺队，以身边人的经历为背景，排了一出短剧《电子学籍》。河南濮阳的景云家就是原型之一。
景云的儿子算幸运的，2013年小升初时，电子学籍管得还不严，她费尽心思办齐需要的5证后，儿子上了一所公立中学。儿子入学那年，学校招了7个班，都是外地户籍的孩子，2014年则只收了两个班。因为孩子没法上学，很多老乡已经回家。
她自己也面临这样的难题。“儿子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闺女的了。”景云说，女儿5岁半，今年9月该上小学一年级了，怎么办还拿不定主意。她想过带女儿回去，可丢下儿子和他爸两个人在北京，她不放心。
景云和儿子商量着一起回，但儿子不愿意。景云夫妻俩想，要不让儿子念完初三，女儿晚一年上学，她再带两个孩子回去。可那样，一家人还是要分离，而且老家的教育质量也实在让人不放心。
“听说能上外地办个学籍，再到北京托人找个能接收的学校，也成，可到哪儿去找人呀。”景云说。
电子学籍可能也阻断了一些打工子弟上大学的梦，景云亲戚家的孩子今年小学毕业，也在犹豫回不回家。“听说附近新开了一家私立学校，可能有名额招外地的孩子，只要不想上大学，不要学籍，在这读书挺好。”景云说。
孙恒说，央视春晚表现打工者生活的节目，我不爱看，他们不真实。他说，有一年的央视春晚有一个诗朗诵，里面有一句词大意是“别人和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将来”—“父母不一样，别的孩子上公立学校，条件那么好，打工者的孩子上个子弟学校都战战兢兢，怎么比将来？”
【文章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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